三五 千古绝响 李白与杜甫（第3页）
李白曾经幻想过“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杜甫也一心向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正是有着这样的抱负，所以看到奔驰的骏马，他就说：“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房兵曹胡马》）看到画中的苍鹰，他也说：“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画鹰》）一派年少轻狂、豪气干云之状。
然而，杜甫绝对不会想到，等在他前面的，将是一连串不堪承受的挫折和失败。
天宝初年，杜甫前往长安，四处拜谒名流显要，献上自己的诗歌，希望通过这些贵人的援引入仕为官。可不知道为什么，杜甫所有的努力全部宣告失败，没有人向他伸出援助之手。他从此寓居长安，生活逐渐陷入困顿潦倒的境地。“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新唐书·杜甫传》）。
这样求人引荐屡屡碰壁的遭遇，李白也曾经有过。可是在物质生活方面，杜甫和李白却根本没有可比性。李白家境殷实，据说为了救济朋友，一年就花掉了“三十万钱”，而且不管走到哪里，总有人款待周济，“千金散尽还复来”，日子过得潇潇洒洒。而杜甫则“少贫不自振”（《新唐书·杜甫传》），原本就家无余财，再加上满世界游山玩水，就算有一些积蓄也早被他花光了，所以在长安的这些日子，杜甫只能写一些应酬献媚的诗作到处蹭饭吃。“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他在长安一困就是十年，始终没有出头之日。
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玄宗举办祭祀大典，祭拜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抓住机会，一口气向玄宗献上了三大礼赋：《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这一回，杜甫总算时来运转。玄宗对他的滔滔雄文颇感惊奇，随即召他入“集贤院”，命宰相进一步考查他的文章学业。不久，杜甫顺利通过考试，终于被任命为京兆府兵曹参军。虽然只是个芝麻绿豆大的小官，却从此改变了那种寄人篱下、吃嗟来之食的生活。
然而，正当杜甫的生活稍有转机时，安史之乱就爆发了。繁华富庶的盛世景象瞬间破碎，帝国的锦绣河山在叛军的铁蹄下摇晃和战栗。杜甫的命运，连同千千万万大唐臣民的命运，一同落入了黑暗的深渊。
“万国尽征戍，烽火被冈峦。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垂老别》）
作为一个普通的生命个体，生逢乱世乃大不幸；可作为一个诗人，鲜血、死亡、离别、苦难却能从客观上给他的文学生命提供最宝贵和最丰富的滋养。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杜甫的个人境遇开始与国家忧患紧紧相连，甚至融为了一体。而他后半生的诗歌作品，也广泛而真实地记载了这一时期的现实生活，故而有“诗史”之称。
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叛军攻克潼关，玄宗亡奔蜀地。未久，长安陷落，太子李亨即位灵武（今属宁夏），是为唐肃宗。杜甫只身投奔灵武，不幸被叛军抓获，遣回长安。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四月，杜甫再次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奔赴肃宗临时驻地凤翔，被肃宗任命为右拾遗。此时，肃宗身边的宰相房琯与杜甫是早年的布衣之交，所以杜甫甚感欣慰。他觉得，有这样一个官居高位的朋友，自己的前程也不至于太过黯淡。
可杜甫万万料想不到，房琯不久便因战败而被罢相。杜甫出于交情，极力替房琯辩护，从而触怒肃宗，随后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冬，杜甫回河南老家探亲，于次年春返回华州任所，沿途所见所闻，深深刺痛了他的心灵。中原大地满目疮痍，城邑荒芜、村落空虚。“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无家别》）。家家户户的男人都被恶吏抓了壮丁，甚至连老翁和少年也不放过，到处是生离死别的情景、到处是家破人亡的惨象，天地无光、日月同悲，“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北征》）“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新安吏》）……
就是这一段痛苦的旅程，让悲愤莫名的杜甫用“沉郁顿挫”的诗笔写下了一系列饱蘸血泪的诗篇，其中就有一组不朽的名作：《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后人简称“三吏”、“三别”。这组令人泣下的诗作“非亲见不能作，他人虽亲见亦不能作，公目击成诗，若有神助之，遂下千秋之泪”（王嗣奭《杜臆》）。
回到华州后，又逢关中大饥，满腔忧愤的杜甫索性辞了官，去了秦州（今甘肃天水市）隐居，以打柴、采橡栗为生。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杜甫又辗转“流落剑南，结庐成都西郭”（《新唐书·杜甫传》）。所谓“结庐”，其实就是搭了一座茅草屋而已。茅屋四面漏风，碰到大雨天更是风雨交侵。可就是在这里，杜甫写下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唱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千古名句。
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听到胜利的消息时，杜甫欣喜若狂。“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这是杜甫命途多蹇、颠沛流离的一生中罕见的欢乐时刻。
多少的沉郁和哀伤，多少的悲愤和无奈，如今终于化成两行喜悦和欣慰的泪水，在刻满岁月风霜的脸庞上尽情流淌……
杜甫虽然有迫切回乡的渴望，但是当时中原兵戈未息，只好仍旧寓居成都。在滞留西南的后期，杜甫的境况略有好转。因为当时一个名叫严武的官员调任剑南节度使，而严武和他是世交，所以便将杜甫纳为幕僚，并奏请朝廷任他为检校工部员外郎。
然而好景不长，严武未久病逝，当地发生兵乱，杜甫便于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带着家人离开成都，乘舟东下。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春，杜甫穿过三峡，向江陵（今属湖北）航行时，写下了这首晚期的名作《旅夜书怀》：“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因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
此后的几年中，杜甫往来于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度过的。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冬，杜甫病逝于湘江舟上，终年59岁。
杜甫和李白一样，一直渴望在政治上建功立业，却同样遭遇了仕途蹉跌的命运，而且一生坎坷颠沛、饱经离乱。然而，正是这样的时代境遇和个人命运，才最终造就了他们伟大而高贵的灵魂，促使他们写下了那么多惊天地泣鬼神的动人诗篇。
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遗山诗》）
假如唐朝没有遭逢“安史之乱”这样的历史剧变，假如李白和杜甫果真得偿所愿，在仕途上一帆风顺、青云直上，那他们固然会觉得幸福和满足。可如此一来，这个世界恐怕只是多出了两个可有可无的太平官僚，而中国文化的宝库却会损失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一部皇皇的《全唐诗》恐怕也将因之黯然失色。
作为个体生命的李白和杜甫，或许有理由感叹命运的不公；可作为诗人的李白和杜甫，却应该感谢造化的安排。因为千百年来，多少叱咤风云的帝王将相早已被人彻底遗忘，可他们的低声吟咏和纵情歌唱却仍然一遍一遍地在后人的心灵中回响。
那是一种千古绝响。
它永远不会再有，
却也永远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