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权力控制的游戏 李世民的帝王术（第4页）

因为他在临终前所走的最后一步棋，似乎仍然影响着他身后数十年的历史。

假如当初没有施展那一招先抑后扬、恩威并施的帝王术，李世勣能否对起用他的新天子李治感恩戴德呢？假如没有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乍落乍起”的人生际遇，李世勣能否深刻意识到，只有在新朝再立新功，他才能福禄永固、富贵常保呢？如果没有这一切，李世勣有没有那么强的动力在七十五岁高龄创造出“平灭高丽、鹰扬国威”的历史功绩呢。

这些问题或许永远没有答案。但是有一点我们不难发现——“帝王术”在古代政治生活中所占据的比重绝对是不可小觑的，而它对历史所产生的影响有时候也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三）政治是聪明人之间玩的游戏

以上这些君臣博弈的故事，都是在李世民和武将之间展开的。那么，在李世民与文臣之间，演绎的又是一个什么样的版本呢？

说起贞观的文臣，其代表性人物当非房玄龄莫属。

作为后人心目中居功至伟的一代“良相”，房玄龄对“贞观之治”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是有目共睹、不言而喻的。史称其“既任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论者称为良相焉”（《旧唐书·房玄龄传》）。

毫无疑问，在贞观群臣中，房玄龄绝对是李世民最为信任、最为得力的心腹股肱之一。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兢兢业业、一心为公的宰辅重臣，也依然会时刻感受到李世民手中那把“钟馗利剑”的森寒之光。

据《旧唐书》记载，大约在贞观初年，房玄龄“或时以事被谴，则累日朝堂，稽颡请罪，悚惧踧踖，若无所容”。意思是他时常会因某些过错而遭到太宗的谴责，以至于一连数日都要到朝堂上叩头请罪，内心恐惧不安，一副彷徨失措、无地自容的样子。

史书并未记载房玄龄到底犯了什么错。

不过，这一点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像房玄龄这种位高权重、深受宠信的臣子，身为皇帝的李世民自然要时常给他念念“紧箍咒”。这一点我们从李靖、尉迟敬德等人的遭遇就可以明显看出来。

也正因此，所以房玄龄有时候就不仅仅是被“谴责”那么简单。只要太宗李世民认为“有必要”，房玄龄甚至会被勒令停职。

按史书记载，房玄龄在贞观年间至少曾经被停职三次。

第一次大概是在贞观十年（公元636年），也就是长孙皇后病重的那些日子。《资治通鉴》称“时房玄龄以谴归第”，也就是说他遭到太宗的谴责，被勒归私宅。长孙皇后临终前，特意为此事劝谏李世民说：“房玄龄侍奉陛下时日已久，一贯谦恭谨慎，所有的朝廷机密从未泄露半句。如果没有什么重大过失，希望陛下不要舍弃他。”

此次房玄龄的停职原因史书同样没有交代，但是有一点我们很清楚——李世民之所以将房玄龄“谴归私第”，绝不是要“舍弃”他，而充其量只是想“冷却”他。

暂时冷却的目的，当然是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再把他“解冻”，然后让他以更加谨慎的态度和更加饱满的热情，加倍地发挥光和热！

所以，不管有没有人劝谏，李世民在适当的时候肯定是会召他回来的。

对此，长孙皇后其实也是心知肚明。不过该劝谏她还是得劝谏，因为第三者的劝谏有时候也未尝不是给皇帝一个台阶下，好让君臣双方在“握手言和”的时候显得比较自然，也显得比较有面子。

比如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房玄龄又一次被停职，时任黄门侍郎的禇遂良就连忙上疏，列举了房玄龄对国家的诸多贡献：“玄龄自义旗之始翼赞圣功，武德之季冒死决策，贞观之初选贤立政，人臣之勤，玄龄为最。”（《资治通鉴》卷一九八）然后禇遂良说，假如不是犯了什么不赦之罪，就不应该把他摒弃；如果是因为他年迈体衰，陛下可以暗示他主动致仕。若非如此，只是因为一些小过失，希望陛下不要抛弃跟随数十年的元勋老臣。

禇遂良的谏言句句在理，当然给足了双方面子，所以李世民很快就把房玄龄召回了朝廷。

但是，并不是李世民每次把房玄龄“赶”回家去，都有和事佬出来打圆场。比如房玄龄这次复职没多久，就再一次“避位还家”，史书还是没有说明具体原因，但却记载了这次复出的过程。

这个过程很简单，但是却很微妙。

再次把房玄龄“谴归”后，一连过了好几天，始终没人来劝谏，李世民不免有些着急。

朝中政务烦冗，绝不允许他把房玄龄晾太久，可李世民一时又找不到什么好听的理由公开让房玄龄复职……

该怎么办？

李世民毕竟是聪明人，他很快就有了办法。

这一天，李世民忽然告诉侍臣，说他要去芙蓉园游玩。芙蓉园位于长安东南角的曲江，要去那里必然要经过房玄龄的宅邸。房玄龄得知消息后，立刻命子弟洒扫门庭。子弟问其故，房玄龄笑着说：“皇上随时会驾到！”

片刻之后，龙辇果然“顺道”来到了房府的大门口，然后太宗李世民就“顺便”进来看望赋闲在家的房玄龄，最后又“顺带着”用御辇把房玄龄接回了皇宫。

综观李世民跟房玄龄玩的这些政治游戏，我们不难解读出这样一些内涵：

首先，不管是身为皇帝的李世民还是身为宰相的房玄龄，他们心里都很清楚，要把贞观的政治局面玩好玩大，要想建功立业、青史留名，他们两个就谁也离不开谁。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伙伴”关系；但是，君就是君，臣就是臣，这个界限到任何时候都是不能模糊的，所以，他们之间更主要的还是“主仆”关系。

在这两重关系之下，情况就变得有些微妙而复杂。

作为皇帝的李世民，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方面，李世民必须给予房玄龄最尊崇的地位和官爵，对他寄予最大的信任，赐给他人臣所能享有的最高恩典（比如把女儿高阳公主嫁给房玄龄的次子房遗爱，又让弟弟韩王李元嘉娶了房玄龄的女儿当王妃），以此加强双方的情感纽带和利益联结。

这些都属于“恩”的范畴，目的是为了赢得房玄龄对自己的绝对效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