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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会的事余波未尽。

那晚的联欢晚会上，大家一个个都象明白就要出狱的囚徒。可世事就这么奇怪，进来了的拼命想出去，没进来的拼命想进来。我从省城刚一回家，还未来得及分析一下那个古怪的深夜电话，会不会在今晚打到我的单位里来，就有几个人找上门来。一反过去对我恭而起敬的模样，实在咽不下满腔怒火地质问，为什么《大河文学》来这里开笔会不通知他们一声。我实在不忍心倒他们的罐底货色，恐有伤他们那被什么狗屁文学大奖赛中奖鼓起的自尊。打发他们自有更妙的理由，我说我已通知各地文化馆了，请他们选一些作者来笔会搞夹塞儿，至于他们是怎么通知的我就鞭长莫及了。他们一走，我也要走。而老婆儿子早几天就走了，她是来拿自己的调动手续的。我得回去将她娘儿俩连窝挪到这里来。这本早在计划之中，只是那几个什么文学大奖赛获奖者上门的讨伐，使我将计划提前实施。不是怕他们，也不是不屑于他们，我现在担负的工作使我在他们中间的地位处境恰如笼中之鸡，他们是我的工作对象，哪怕明知那狗屁大奖赛实在是不足斤不够两的东西，写起工作总结来还必须带上几笔，还必须用挺兴奋的样子向大小头头作汇报。鱼离不开水，鸡奈何不了笼，只要自己还有晋级加工资的欲望，我就不能得罪他们。

回到老家，纵然那是大别山腹地的一个偏僻山镇，纵然有父母妻儿小舅子小姨子胃痛高血压修粪桶拖煤炭来客倒茶逢人问好这些无从数起的世俗事，却更有许多人将我拖到酒席中、茶点里审讯一般询问笔会的事，甚至还关心笔会中女性相貌身材。

于是我和妻子说好，到一个没有文学的地方去换一换脑筋。我在工厂做工时有几个哥们，平素见面除了粗话野话女人金钱外，就是烟酒扑克牌。当然，由于现代文明的影响他们已将金钱改称货币了。

我选择今晚要去的这个哥们家里已装了自动电话，那号码是不三不四。这是我上次到他家时的作品，因为当时我看见他那部分机的拨号盘上写着本机号码一二五六。

一进门我就吓得要跑。我那哥们不在家，他那姐儿正要洗澡听见敲门以为丈夫回来了，只套着扣子已解开了的乳罩打开门。她没有不好意思我亦不觉害羞，她与我那哥们谈恋爱时常借用我当厂办秘书兼管的那间广播室，比这更精采的是让我正碰上他们专心致意干自己的事。我吓得要跑的是，客厅的沙发上摊着一本外国现代派小说集，我实在不敢想象这屋的男主人或女主人对文学的爱好，已到了啃那让专业文学批评家也感到头皮发麻的外国现代派小说的不可救药的程度了。

我说我还是走为好。

女主人说我不是老这个样子洗完澡就会穿上衣服的。

我说你比过去更美了，可我却怕你也迷上了文学。

女主人委屈地一笑，说狗屁，我这也是你老婆找的几本古怪难懂的书。

看了看藏书章，我便知确实是妻子借给她的。

之后就轻松多了。女主人洗完澡浑身飘逸着一股迷人的清香，小嘴呼呼地嗑着五香瓜子，和我拉扯着三百年后也绝对与文学无缘的话题。话题转了多少已记不得，我那哥们却不知到哪儿修长城去了，仍不见面。而那女主人却仿佛明显地意兴飞扬起来，含情脉脉的，对我频送秋波，然后，又有意垂下瀑布样的黑发，从我身边轻盈地飘进卧室里去了。进卧室前，似乎还招呼了我一声什么。

我心头颤颤的，只觉得自己是该告辞了。

可就在这时，那不三不四的电话叮铃铃地响起来，与此同时壁上那架电子钟也用一支无聊的曲子报响了十二点。

我下意识地抓起话筒，这次是我骂见鬼了。因为跑了这么远这么偏僻这么难以预料的朋友家里，依然听到了那个关于鸡笼的电话。一怔之后我及时清醒过来，说，不必兜圈子了，我们已通过三次电话，你告诉我，你是谁，这样无孔不入地追踪是仅仅为了一个无聊的故事么？

怎么又是你呢，作家？电话里说，我一直在回避你，我只想找个无关的人聊一聊，并不想让谁知道详情。

我说我什么都知道了，你说的那个杨老杨伯就是杨广，那个杨老的老上级我的父亲就是胡营长，而你自己就是胡营长的小儿子。你现在作的这些是代父受过。因为杨广婚后过得挺幸福，挺感激胡营长给了他幸福，一九六〇年受大灾，国家动员干部下放，胡营长便动员杨广带头下去与老百姓同甘共苦，还说自己若不是受工作之累也会举家下到农村去。杨广就听了胡营长的，在农村将儿孙们弄得与自己当年和父亲一起离开小城时的处境一模一样。日后回城也端不上象样的饭碗。所以在你父亲刚死之际，你假传圣旨，让杨广用鸡笼去向当权者讨价还价。

电话说，你错了，胡营长是我父亲，但我不是他的儿子。

我说父子关系是没法重新选择的。

电话说，我是个弃儿，胡营长收养了我，就是当年杨广报信说发现一个弃儿很象陈先生的那一个。胡营长先瞒着杨广将我收留下来，后再假装去找没找着。

我说，那你现在到底是谁？

电话说，我就是程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