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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音乐死去了，他没有抹发胶发蜡，没有打游戏，也没有扎轮胎。一切都停止了。没有里奇·瓦伦斯，没有印第安人，没有船长，没有水手。利奥十六岁，正是拒绝父爱而去别处寻找自我的年龄。现在连这个可能性也永远没有了，他将会努力去抓住所有关于那个强悍的金发壮年的回忆。那个为了逃避法制跳下阳台的英雄形象，将会变成一张小小的黑白纪念照，两面都打上塑胶，被保存在钱包里，每当美国仔拿出照片时，都会在胸前画十字，献上一吻，表示敬意。

为逝者流下的每一滴泪都会蒸发。

为坟墓献上的每一枝花都会凋零。

为灵魂祷告，上帝会聆听。

我母亲愿意陪着我去教堂，但我父亲坚持说他儿子绝对不能去一个卡莫拉的葬礼，就这样我只能待在我的房间里翻着一本讲述伤膝河大屠杀①的书消磨时间。

说实话，我从没有如此感激过他对我的严词拒绝——因为葬礼让我感到痛苦。仅仅是要向某个人表示哀悼这个想法，就会让我陷入巨大的痛苦。我对皮奴西娅和美国女人太过了解以致不能说出符合场合的话语，却又太不了解以致不能保持沉默。然后，我还要待在利奥身旁，低声告诉他我也很痛苦，尽管我再怎么假装也还不及他百万分之一的痛苦。我感觉到我们之间的关系里容不下半点虚假。

据说并没有很多人去教堂，没有穿着双排扣上衣的帮派分子，也没有六匹马拉着的灵车。只是简简单单的花圈展示，受害者的亲人，几个修女，还有两三个从食堂过来的根本不认识他的流浪汉。

唐·卡洛主持了一个简单的弥撒，简单的祷词，语气冷漠。他的出席让很多信徒觉得不寻常，过去他总会被拒绝为这些大佬主持葬礼，有几次甚至被那些控制着街区的卡莫拉从布道台扔到大街上去。而这一次因为某个人的支持，便没有再出现类似的粗野行为。美国女人凭一己之力创办了流浪汉食堂，如果没有她，没有人会把教区牧师的出席当回事儿。

来到墓地，整个仪式中利奥都保持沉默，没有流一滴眼泪。直到最后他也没有从棺材上移开目光，甚至当墓地雇员把棺材放下塞进一个地板门里，就像把信塞进邮局信箱里那样。“那现在呢？”皮奴西娅问负责人，“我父亲自己一个人在下面做什么呢？”

自从文森佐出狱以后，在街区里便有流言，他不再受宠。也许他已经叛变了，有些人暗示，他叛变了自己的团伙投靠了另外一个家庭，另一些人则推测出更坏的情况：他已经悔过自新并告密了。据说，从监狱里出来只有两种方式：要么想着去恢复旧的秩序，要么想着悔过自新。而蜘蛛人并没有想过去恢复任何东西。

所有这一切都让人猜疑也许正是他的团伙指派了杀手。流言四起，像风一样沙沙作响，又像一纸判决书回**着：石头脸没有出席葬礼，没有送花，没有向寡妇表示哀悼。事实上和我的表现一模一样。

再次遇见利奥隔的时间比我预想的要更久一些，三个月，这期间大部分时间他都和他母亲与妹妹皮奴西娅一起在康涅狄格州的亲戚那里度过。夏天快结束的时候，新的一学年就要开始了，我要上高中了，而利奥则要去上会计技术学校。我去找他，然后立刻明白了那段时间的远距离分离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友谊。

他的脸上再也没有以往的那种无忧无虑。他从美国回来时，剃光了头发，他的身体比我记忆中强壮了不少。我也变了。我从没有向他承认过，但谋杀小达尼艾尔的凶手死去让我感到欣慰。

“你为什么没有出席葬礼？”在一阵我们并不习惯的相互寒暄之后，他问我。

“我不能，你了解我父亲。”

当我说出“父亲”这个词的时候，我感觉到后背发凉。我们之间还可以再使用那个词吗？我们沉默了几秒钟的时间，接着利奥走向窗边，以前我们经常在那个窗边玩耍，用橙子去砸对面那栋楼的阳台玻璃。

“人们从不会抱有同情。”他说道，“你父亲假装自己很优越，但到头来还是住在这个屎一样的街区，和所有人一样……”

在我们俩之间，直到那个时刻，爱德华多从来不是一个问题，即使是在我们的友谊遇到危机的时候。利奥知道我来自什么样的家庭，也知道他自己来自什么样的家庭，那种认知有助于我们俩的相处。那种对于善和恶的区分并没有让我们想要去做坏事，也没有让我们觉得恶更吸引人，只是让我们更了解这个世界背后的逻辑。但如今一切都改变了。

美国仔继续瞭望着窗外，我意识到问题并不在于我父亲假装优越，并把这栋我们几年前曾居住过的住宅楼称为“下水道”，也不在于我还有父亲，而他没有了。不，和这些都没有关系。

问题在于不管善还是恶，对于利奥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区别了。

爱德华多正一边喝着他在那不勒斯银行整个职业生涯里需要喝的大约一万八千杯咖啡中的某一杯，一边和帕斯夸雷·索马一起分析最近这段时间出现亏本的原因。

“这都是受米兰那边的影响。”肥皂匠的儿子低语道，“就像瘟疫一样，比预想的更快地传播到我们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