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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一幅图案画
故事发生在鲁迅住在北京西三条胡同的时候。那时候，许钦文是鲁迅的老朋友，也是鲁迅家的常客，三天两头跑到鲁宅向鲁迅请教探讨。
一天，两个人在一起闲谈。
“听你妹子说，在会馆里，你有一位新来的朋友，是个画家，他是专长于什么画的？”鲁迅很随便地问。
“哦，他叫陶元庆，我们从小同学。”许钦文回答。“说来话长。他从小就爱画画，花卉仕女都画得不错，在小学的时候就出了名。我和他同考进第五师范，毕业后又同在母校附小服务，还是同住在一个宿舍房间里。他在师范时趋向于西洋画，也注意素描和水彩画。我到北京工读以后，他考进了上海《时报》馆，专画《小时报》上的图案。《时报》馆和有正书局相通，他便有机会参考狄楚青所收藏的大量的日本图案和印度图案。他很喜欢这些图案集，自认为是获益不浅的。后来，他离开《时报》而考进了上海专科师范，从此注意学习油画。”
“你说你那位朋友善长画图案，那末，可否托你代请他画个书的封面画，给我这本《苦闷的象征》作封面？”鲁迅指了指桌面上的一本书稿校样说。“这是日本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书稿是最近翻译完成的，已经制版印出了校样，校对完以后就可以出书了。”
“没问题，我想他肯定愿意帮忙的。”许钦文爽快地答应。
许钦文回到会馆里，将鲁迅需要一个译作封面的事对陶元庆一说，陶元庆果然欣喜地接下了这个活，而且抓紧时间很快就把封面画成了。这张封面上画了一个半**的女子，披着长长的黑发，用鲜红的嘴唇舔着鎲叉，图案构思十分新颖。许钦文拿着这张封面去见鲁迅，鲁迅接在手里仔细观赏品味着。
“嗯，这张封面使《苦闷的象征》披上凄艳的外衣，很好，很好！”鲁迅高兴地连声赞叹。然后对许钦文说：“哪天他有空，请他过来随便谈谈，你陪他来好不好？”
“好，好！”许钦文回答。
过了两天，许钦文将陶元庆带到鲁迅家里来。走进鲁迅住的老虎尾巴，书桌上、茶几上、**到处都堆满了书和文稿，鲁迅让两位客人和他一起在老虎尾巴门口的饭桌旁坐下。就这三个人，彼此相知，无须介绍，一见如故。以美术为题，鲁迅先开口，陶元庆回对，于是两人滔滔不绝地畅谈起来。鲁迅对美术的研究已非止一日，早在青少年时代就对美术很有兴趣，初到北京教育部时，蔡元培任教育总长，让鲁迅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当时新思潮兴起，为破除迷信，蔡元培提倡以美育取代宗教，在教育部内设“夏期讲演会”，让鲁迅在这个讲演会上讲《美术略论》。现在，和画家陶元庆坐在一起真有不少共同语言，陶元庆没有说清楚的地方，鲁迅就加以补充，如此使许钦文无从插嘴，不过，他在旁边倒也听得津津有味儿。从中国画到西洋画，从美学美育到美术史，鲁迅和陶元庆整整谈了一个下午。
从此，陶元庆成了鲁迅的好朋友和鲁迅家里的常客之一。1925年1月25日，春节的第二天中午，应鲁迅的邀请，陶元庆、许钦文、孙伏园来到鲁宅，应鲁老太太邀请，俞家三姊妹、许钦文的四妹许羡苏、还有王顺亲也来到鲁宅，宾主11口人热热闹闹在一起，吃的都是绍兴家乡菜，还有家乡的土特产，家乡人家乡风味，真是格外的亲切。
陶元庆在中国画、水彩画、西洋画、油画各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那时候出版文艺书籍大多以图案画作封面，从《苦闷的象征》开始，陶元庆给鲁迅画封面，后来给鲁迅画了《坟》、《彷徨》、《朝花夕拾》、《唐宋传奇集》等许多书的封面，还有鲁迅经手编辑校对的其他人的书，也常常由陶元庆画书的封面。鲁迅对这些书的封面都非常满意。
陶元庆画的图案画中最突出的、也是他自己最得意的一幅是《大红袍》。那是一个晚上，许钦文陪同陶元庆到天桥剧场看戏，演的是古装戏，演员穿的是青衣绿衫大红袍。半夜看完戏回到住处，陶元庆躺在**不睡觉，摇晃着两只脚在那里吟诗，许钦文知道他有了新题材在构思，也就不说话去打断他的思路。第二天早晨，陶元庆一轱辘爬起来，脸也不洗头也不梳，连早点也没有吃一口，就挥笔作画，到傍晚时分，一幅图案画《大红袍》画好了。这幅画是用拆开的两张旧信封翻过来在背面画的，所以他把这幅画仔细地装在一个镜框里，双手捧着镜框远看近看、正看倒看，又将镜框重新检查一遍。最后高兴地叫许钦文过来看。
“钦文，这幅画怎么样？”
“嗯，很好！”许钦文出于真情地说。
这件事，许钦文在和鲁迅闲谈中提起来。鲁迅听了之后看上去很受感动，昂着头静静地好像在思考着什么。
“啊，是这样的，璇卿是这样的！”鲁迅感慨地说。他称呼陶元庆“璇卿”。问：“璇卿是一向爱看旧戏的么？”
“不常看。不过，无论什么，他看了之后总要细细地琢磨，把那些事物的特点牢牢地记住。”许钦文回答。
“嗯。”鲁迅又昴着头静静地想了想说：“璇卿这样一气呵成，看起来好像是偶然的，其实他早就累积了素材，甚至已经有了初步的腹稿；那天晚上去看戏受到某些启示，最后回来便一口气完成。写文章也是这样，不是看到一点就写，而是多看看多想想，这样才能写得深刻生动。绘画就是这样，有功夫的艺术家大概都是这样的。”
许钦文回到会馆宿舍里，把鲁迅说的一番话告诉了陶元庆。
“不错，不错！知我者鲁迅也！”陶元庆欣喜地说，“鲁迅就是鲁迅，讲得多么深刻！要说我这幅《大红袍》，那半仰着脸的姿态，最初是得自绍兴戏的《女吊》，那本来是个‘恐怖美’的表现，现在去掉其病态的因素，基本上保持原有的悲苦、愤怒、坚强的精神。至于蓝衫、红袍和高底靴，都是古装戏中常见的。握剑的姿势则是取自京戏的武生，加以变化，统一表现就是了。”
不久，陶元庆举办了一个个人画展，鲁迅参观画展时看到了那幅《大红袍》。当晚，许钦文到鲁迅家里去讨教，一见面，鲁迅便和他谈起了陶元庆的画展。
“钦文，你来得正好，我正想和你谈谈。璇卿的那幅《大红袍》，我在画展上已经看见了，很有力量，对照强烈，调和鲜明，那握剑的姿态很醒目。”
“构图新颖，也平衡。”许钦文补充说。
“我想，《大红袍》是璇卿的一幅难得的画，应该好好地保存起来。钦文，我打算把你写的那些小说结集起来，编成一册，取名《故乡》，就把《大红袍》用作《故乡》的封面。这样就把璇卿的《大红袍》做成了印刷品保存起来了。你看如何？”
鲁迅这出乎意料的提议，使许钦文异常惊喜，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故乡》是许钦文的处女作，能够有机会出版，他当然很高兴。而陶元庆的画《大红袍》能够和广大读者见面，作为印刷品保存下来也是一件好事。怎么能叫人不高兴呢！
“你没意见，就这样定下来吧，”鲁迅接着说，“别的事情都好办，先把《大红袍》做成印刷品，这件事要抓紧时间赶快去做！”
于是，许钦文便按照鲁迅的意思跑印刷的事。《大红袍》画要用套板石印，三种颜色分三次印，颜色的深浅不容易配准。许钦文跑到印刷厂去商量，几位老师傅想方设法，尽可能将颜色印得准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