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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1945年后的意大利

大卫·海因

现代经济的发展

1945年后意大利的发展可以说是西欧其他国家发展的缩影。同整个欧洲共同体一样，意大利实现了持续的经济增长，生活水平更接近欧洲主要国家。意大利社会越来越倾向于世俗化和唯物主义观念，以往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宗教冲突得以缓和，民主得以巩固。尽管战后的意大利共和国一开始表现得脆弱而不稳定，但后来意大利的体制变得更加稳固，虽说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种种困难，但与1945年相比，该国抵御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极端主义思想的能力已大大增强。

然而，意大利的发展不仅是战后欧洲运动的缩影，同时也具有独特的意大利色彩。它从一个落后的农业社会的转变比大多数其他国家都要迅速而壮观；但是，正因为如此迅速，过程也就显得更加痛苦。意大利对欧洲一体化理想的热情也远非其他主要国家可以匹敌，但是，它有时可能采取更谨慎的态度，这种谨慎适合于一个并不总是有能力应付完全开放和竞争的欧洲经济体。在政治上，基于对自由宪法制衡的正式承诺，意大利比战后欧洲任何地方更加全面地分散权力，保护了这个国家免受强权统治者的侵犯，但也削弱了历届政府提供有效和权威领导的能力。

以上特性将在后面进行讨论。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它们不如该国追赶欧洲主流的能力重要。意大利在战后初期是一个战败国，是地中海地区相对落后的边缘化国家。1945年，几乎一半的劳动人口从事农业。意大利经济的工业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西北部都灵、米兰和热那亚之间的小三角地带。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那些显示出最快速持续增长的地区，特别是东北部和中部地区——威内托、埃米利亚和托斯卡纳——以小规模农业和古老的佃农模式为主。

该国的转变之所以可能，最重要的是因为它融入了更广泛的国际进程。没有欧洲重建提供的自由民主模式和市场经济，意大利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它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成功是建立在欧洲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尽管冷战对其国内政治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但是大西洋联盟和对民主的捍卫确定了它的政治身份。然而这一切并非不可避免。地理位置使该国有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落入西方势力范围，但在地中海的其他地方，同样属于一般意义上西方势力范围的国家，经济孤立和政治威权主义同样存在。

因此，需要解读的第一个发展是围绕重建时代的：广义地说，是1943—1951年。在这一时期，意大利就未来的经济发展、政府结构和政党联盟形式作出了重要决定，致力于发展市场经济、开放贸易制度和大西洋防务共同体。

重建

意大利政府的这些努力值得称赞，因为尽管政治生活最初是在同盟国相对较少直接干预的情况下重建的，但到1947年，意大利各党派已经把该国变成了冷战冲突的竞技场。同盟国虽然急于确保意大利在西方势力范围内的安全，却很少关注该国的政治重建。这是因为，意大利在战争结束之前就通过政权更替和改变效忠对象，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其国际地位。而且，尽管意大利过去有法西斯主义和好战行为，但它在战后欧洲秩序中并未被视为主要角色。其潜在的工业基础有限，而且因为落后，民主复兴的空间似乎有限。

因此，从1943年7月墨索里尼倒台开始的政治生活的重建，比德国重建过程更为缓慢。波恩共和国同魏玛决裂，战后的意大利共和国在某种程度上是法西斯之前的自由国家的延续，诚然，所有在法西斯统治下遭受苦难的人的鲜明历史记忆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了极端主义的复苏，但它的影响力不如德国那么明显。在意大利南部，强烈的君主主义和威权主义情绪得以幸存，滋养着极端保守的团体，使战后多年的政治生活变得更为复杂。在意大利中部和北部，抵抗运动为意大利共产党的未来奠定基础。该党领导工会和其他工人组织的群众运动，使这个国家成为传统社会民主的不毛之地。

这项复杂的重建工作的**出现在1947年。在那之前，曾参与抵抗的政治团体之间建立起脆弱的政治联盟，包括左翼的共产党和社会党，以及中间派的天主教民主党和各种小型自由团体。冷战的爆发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左翼一直以来是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很快就被排除在外。新政府由阿尔契德·加斯贝利领导的天主教民主党人以及来自中间派的联盟组成。政府的政党范围明显缩小，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党派也是如此。正是对极右和极左的共同反对，才让新政府党派凝聚在一起，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

这些极端情况构成了强大的挑战。随着冷战的到来和左翼被排除在权力之外，权力被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社会党出现分裂。一小部分人加入了政府中的天主教民主党；激进的大多数加入了共产党的反对阵营，但被其盟友的优越组织和资源击败。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共产党选票是社会党选票的两倍多。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否会沿着东欧路线建立专制政权，这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左翼的历史学家总是争辩说意大利共产党与其东部姐妹党不同，但是选民们总是回避这个问题，不予验证。然而，尽管左翼力量太弱，无法强行进入政府，但它的力量足以引起中产阶级选民的警觉。对中产阶级来说，最好的防御是团结在天主教民主党的领导下，但对于这样一个举足轻重的群体来说，尤其是在政治上较为保守的南方，解决办法是直接采取行动。到1946年，一种反动的民粹主义已经以“普通人战线”的形式出现。1948年，它摆脱暧昧的伪装，以意大利社会运动的形式，成为墨索里尼厚颜无耻的继承人。

1948年大选证实了冷战开始时政治生活所呈现的基本形态。天主教民主党以微弱优势胜出，并与较小的中间派自由党、共和党和社会民主党结盟。在接下来的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这种模式为政策制定奠定了基础。尽管执政联盟中有多达四个政党，议会中至少有八个政党，但事实证明，这种模式相当稳定，足以经受住频繁的内阁危机，以及在加斯贝利1953年去世后成为常态的总理更迭。

自然，冷战的两极分化使得西欧广泛实行的和解性社会伙伴关系在意大利行不通。然而，它的缺席使联盟能够在没有与劳工运动定期谈判的情况下追求经济自由化，这在1947年以前是必要的。这种自由提高了商业信心和意大利工业的竞争地位。主导公众辩论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氛围，往往会转移人们对国内政策细节问题的注意力，让经济学家和技术专家在经济管理方面相对自由。一旦左翼脱离政府，意大利银行和财政部中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影响力迅速占据上风。1947年的稳定计划，加上货币贬值、严重的信贷紧缩和严格限制公共支出，为意大利在20世纪50年代初进入迅速扩张的国际贸易和支付体系铺平了道路。消费者需求和就业最初受到影响，工会运动花了多年时间才完全恢复自信，但这也为高自筹资金商业投资政策打下了基础，而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经济奇迹正是建立在这些政策之上的。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国家干预。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出现的大型国有控股公司——最著名的是工业重建研究所和埃尼集团——它们的发展是为了刺激钢铁、造船、汽车和能源等行业的发展，而这些领域的私人市场显然没有满足更广泛的社会需求。尽管因为公有的性质，国家对这些公司的政治干预降低了其效率，但在最初几年，高效能干的国有企业家队伍建设对管理观念的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公共投资对增长进程也作出了同样重要的贡献。

尽管意大利的开端并不乐观，冷战最紧张的几年还出现了裂痕，但它却很好地利用了刚刚开始的欧洲贸易的大规模扩张，在20世纪50年代初迅速崛起。

意大利的经济和政治奇迹

意大利所谓的经济奇迹大体出现在1950年至1970年，尽管到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推动增长的因素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这20年与近20年之间的对比是显著的。1951—196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5。3%，1961—197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5。7%。20世纪70年代，这一增长率降至3。8%，20世纪80年代降至2。3%。到20世纪90年代，年均2。5%的经济增长率在多数经济学家看来已经比较乐观了。

经济在这段时间进入良性循环的原因很复杂，关键是不能把增长与绝对福利混为一谈。经济奇迹的年代代表着一场剧烈的结构转型，将许多工作人口从低生产率的岗位或失业岗位转移到工业生产中。毫无疑问，收入水平最终会上升，但工作条件往往会恶化，大规模移民让许多人感到迷失，收入越高，租金、交通费用等也就越高。更重要的是，这段时期是资本积累非常迅速的时期之一，个人消费的增长远远落后于产出的增长，经济奇迹才能够持续如此之久。生产能力的持续扩大防止了通货膨胀的瓶颈。通货膨胀率很少超过3%，而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通胀率达到超过20%的历史高位。外贸增长进入良性循环，直到1963年才出现严重的国际收支问题。这一奇迹显然是由出口拉动的，那些主要面向外国市场的行业生产率增长最为迅速。

劳动力市场的疲软，以及农业和其他低生产率工作中未充分利用的现成劳动力，对增长进程作出了重大贡献。1950年至1963年间，失业率稳步下降，从9%降至2。6%，直到这段时期结束时，工会权力才初露端倪。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大量的劳动力储备，尤其是在南方，使得投资和产出得以增长，而工资成本却没有大幅上涨。诚然，这些劳动者的技能相当低，对未来构成了严重挑战。在这20年里，意大利依靠相对低技术含量、高劳动力含量的产业实现了增长。东亚的潜在竞争对手还未出现，而中欧的竞争对手被困在经济互助委员会体系内。意大利有效地抓住了机会，尽管它在提高工人技能方面做得太少，但增长并不完全局限于低技术领域。几家技术日益先进的大型现代企业集团涌现出来，提升更为复杂的生产领域。

经济奇迹并未缩小意大利的贫富差距。相比于其他欧洲国家，战后的意大利贫富分化更为明显。这种二元性深深扎根于意大利历史，南部地区在地缘上与欧洲商业和文化影响绝缘，外加历史悠久的封建阶级关系。国家统一又进一步加大了这种差距。今天，其后果不仅体现在产业结构和生活水平的差异上，而且体现在教育、文化水平、行政能力等方面。

战后初期，意大利为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作出了第一次认真的努力，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多层面的问题，决策者的理解还很不成熟。尽管该国的经济增长率很高，但年轻人的大规模外流以及意大利北部有吸引力的就业机会加剧了该地区面临的问题。20世纪50年代，国家为运输、通信、水和能源等基础设施项目设立了发展基金，并在公共领域作出特别努力，将主要企业设在南部地区。然而，与问题的规模相比，努力的结果往往显得不足。

鉴于意大利增长模式的性质，政府对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反应不可能是充分的。政策的目的是限制公共消费，如果国家一开始就在教育、医疗服务、公共住房和其他基础设施上大举投资，就会造成更高的个人税收或更重的公共借款方面的负担，而且商业信心旺盛的氛围肯定会被削弱。事后看来，许多人认为，如果发展道路放缓，从一开始就更加强调公共消费，并在福利和收入分配方面采取更加平等的做法，将会产生更令人满意的结果。然而，一个社会，不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很少能在一段相当紧张而且往往痛苦的资本积累时期之前就成功地建立起高水平的普遍福利。当然，在20世纪40年代或50年代，没有人强烈主张一种独特的社会民主主义第三条道路。共产主义反对派后来声称支持这种主张，尽管出于历史一致性的明显原因，拒绝接受社会民主主义的称谓。但在战后早期，除了对社会不平等的弊病和集体所有制的方案提出可预见的批评外，这条路没有什么令人信服的东西可以提供给选民。至于社会党，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它太过软弱和分裂，无法为政策辩论作出重大贡献。因此，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意识形态冲突主导了政治，反映的是市场经济和集体主义制度之间的广泛分歧，而不是通过现代福利网络重新分配收入而产生的更为复杂的政策问题。

然而，即使在20世纪50年代，执政党也没有完全成为经济增长过程的被动旁观者。天主教民主党建立在广泛的跨阶级宗教联盟的基础之上，联盟的性质使之无法忽视意大利社会较贫穷阶层的利益。它的根基——虽然比共产党的根基要弱——是工人阶级，特别是在天主教亚文化根深蒂固的东北地区。天主教民主党在农村和农业社区最为强大。的确，20世纪50年代天主教民主党改革的主要焦点是农业。50年代初，根据土地再分配的主要方案，通过强制购买来分割管理不善的大庄园，在土地改革机构的支持下对其加以改善，然后以较低的成本卖给小农和无地农民。土地改革机构还以能源、技术、牲畜和住房等形式提供援助。大型合作社（所谓的农业联合协会）和通过国有银行获得的廉价补贴信贷进一步完善了援助范围。

这种做法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的困难，而且有效阻止了20世纪50年代南方选民中可能出现的过激的政治极端倾向。然而，并非所有的结果都是积极的，许多经济学家批评土地所有权的分散化。他们认为，政策的主要目标应该是使产出最大化，并降低城市生活成本和农业进口。类似的批评也针对零售业、餐饮业、手工作坊和其他个体经营服务供应商等领域的政策。就像在农业领域一样，特别许可法（例如，禁止超市发展）、廉价信贷和补贴保险等政治保护手段在这些领域被广泛使用。所提供的短期保护带来了心怀感激的选民的支持，但是从长远来看，由于现代化的延迟而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向左翼开放与关于规划和改革的辩论

意大利经济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保持持续增长势头。但在政治上，随着冷战的开始而出现的中间派联盟在20世纪50年代末或多或少地破产了。联盟起初得以成立主要是出于人们对极端主义的恐惧，而不是对联盟各政党的选举热情。随着实际收入和私人消费的增长速度低于经济的生产能力，联盟的破产并不意外。20世纪60年代的意大利选民比50年代富裕得多。联盟之所以可行，主要是因为别无选择，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宪法得到全面实施之前，它的制衡机制并没有正常运作，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根本没有发挥作用。一开始，没有宪法法院来推翻法西斯主义的刑法典，没有地方政府，对地方自治的保护很少，广播和电视系统完全由政府控制。

然而，强大的中央控制不可能让执政联盟永远掌权。由于意大利实行的是纯粹的比例代表制，执政党需要在议会选举中赢得绝对多数选票——这在民主选举中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天主教民主党在冷战最紧张的时刻取得了最重大的胜利，当时的社会环境基本上没有受到战后富裕所造成的世俗主义的影响。在1948年的大选中，该党赢得了48%的普选选票，并主导了联合政府。到1963年大选时，这一比例已降至38%，相当大一部分选票从执政党手中流失。在同一时期，支持共产党和社会党的选民比例从31%升至39%；极右翼政党的得票率稳定在6%至7%。因此，到20世纪60年代初，如果所谓的反民主极端主义的选票比例超过了民主中心联合力量的选票比例，那么这个国家就有可能变得完全无法治理。社会党从左派反对党转变为执政党，成功阻断危险，这一行动后来被称为“向左翼开放”。

对于一个从未赢得明显超过15%的普选选票的政党来说，社会党在随后30年的意大利政治生活中，即使并非始终都是一股良性力量，但也非常具有影响力。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世纪之交，经历了两次戏剧性的分裂，一次在1921年，另一次在1947年，极大地削弱了它的力量，对更大、更强的共产党产生了严重的自卑情结。这种情结反倒有助于其在截然不同的形势下求得发展。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西欧社会主义政党中，它是唯一一个始终与共产党密切合作的政党，并在国际事务上坚决反对大西洋主义。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社会党立场发生转变，进行了一场恶性的反共运动。它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即使有选票和组织力量方面的不足，其在中左翼的战略地位也能够弥补这些不足。其10%至15%的选票份额（纯比例代表转化为相似比例的议会席位），使其成为中间派政党一个有吸引力的潜在盟友。只要冷战持续，只要社会党将左翼团结置于其政治战略的核心地位，这种潜在可能性就不可能实现。然而，到20世纪50年代末，情况发生了变化。去斯大林化正在破坏苏联模式的可信度，在党内，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密切关系受到了攻击。该党开始谨慎地走向更传统、更明确的社会民主前景，这与天主教民主党正在发生的变化不谋而合。天主教民主党的几位领导人意识到中间派联盟模式的不可行，开始向社会党示好，并鼓励在地方政府中与之结盟。

将联合政府扩大到左翼不仅仅是简单的席位增加，还需要大量的政策修订。即便意大利自由市场经济经历奇迹发展，取得巨大成功，到20世纪60年代初，对政策修订的需求越发迫切。移民、城市化和经济增长迫切需要该国行政结构和福利制度的现代化改革。这在北方工业城市最为明显，那里人口增长迅速，计划外的投机扩张、过度拥挤、高租金和超负荷服务等情况突出。与西欧其他国家相比，意大利工人觉得自己的社会福利少得可怜。行政和立法方面的缺陷使问题显得更加突出。许多社会服务是由财政拮据的地方政府提供的，大多规模太小，无法有效运作。他们大多倚仗中央政府的特别赠款和贷款，而中央政府的相关立法基础薄弱，根据地方名流在罗马发挥政治影响力的不同，地方之间差异明显。公务员制度本身也存在较多问题。招聘和培训急需彻底改革，以减少对19世纪法律基础的依赖，更多地体现现代管理价值。

可以想象，“规划”成为20世纪60年代初的流行口号，包括改革派社会党、中间派共和党、左翼基督教民主党都采纳了这一口号。“规划”的确切意思各不相同。一种观点是，它仅仅意味着公共当局对私人市场进行更好的监管，特别是在城市规划和建筑管理方面。另一种观点认为，它意味着一种接近中央计划经济的实际规划控制体系。偏中立的观点则认为，它暗示了一种指示性经济规划的形式，这种规划是法国政府在战后年代经常实行的。国民经济至此有了宏伟的计划。预算部更名为预算和经济规划部，并最终制定了1965年至1969年的五年发展规划，但讽刺的是，该规划直到1967年才得到议会的批准。各大区政府也重获发展动力。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大区政府陷于停顿，20个大区中只有4个在运转。这些大区将成为权力下放的行政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卫生、教育、福利和土地使用规划将通过区域规划体系实现更好的区域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