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12501600年的意大利 政治和社会（第1页）

第三章1250—1600年的意大利：政治和社会

迈克尔·马莱特

通常认为，政治上的分裂是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特征，也是导致亚平宁半岛在近代早期重要性下降的根本原因。但是传统上，在介绍这几个世纪意大利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时，人们往往只看到了“分裂”，而我们需要旗帜鲜明地指出，对此种看法我们是持保留意见的。第一，传统上施行君主制的西方国家，如法国、英国和西班牙，它们的历史学家近年来都更多地强调，在同一时期这些国家国内不够团结，区域主义和地方主义的影响徘徊不去，缺乏沟通，并且中央政府软弱无力。第二，意大利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历史是一个不断同化与结盟的过程，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近年来，历史学家对城邦向领土国家或地区国家转变的过程十分感兴趣，尽管有时可能言过其实，但这一过程确实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意大利政治版图的看法。第三，在这一时期，意大利在社会层面的团结程度可能要高于政治层面的团结程度。此时的意大利人已经形成了群体意识，各社会群体跨越政治分歧，日益融合，到了1500年这已经成为亚平宁半岛长期固有的特征。

当然，意大利根本性的分裂在于南北方的分裂。同样地，意大利文化在文艺复兴时期呈现出的活力和权威性主要源自地方政治自治的力量。城邦、国家和宫廷之间在文化领域的竞争，是激发艺术和文学创造力的重要因素，同时也使得意大利人普遍在面对蛮族人时拥有极大的优越感。

本章将探讨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教皇和教会在意大利的作用。人们往往将教皇的统治及其对半岛政治事务的干涉视为意大利诸多政治问题的根源之一。从1250—1600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发现，教皇从最初政治和精神领域中的绝对领袖逐渐演变成政治上的重要存在，与其在意大利境内的一些敌对国家相比，教皇也仅能占据十分微弱的道德优势，最后在天主教宗教改革期间又回归本职，更加专注于精神世界，与意大利的政治舞台保持一定程度的疏离。

13世纪的教皇和公社

13世纪，两场声势浩大而又独特的运动决定了意大利历史的进程：富裕而人口众多的城邦的出现，以及人们对宗教议题再次充满精神狂热和赤诚。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与新兴的托钵修会的活动有关。事实上在这两场运动中，前者的重点从根本上来说是世俗的，而后者则是由教会主导的。尽管当时的人们普通向往精神世界，但这两者之间无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矛盾。这就是但丁时代的矛盾：理想主义者心怀天下，结党营私者却思想狭隘；新的发明创造不断出现，愤世嫉俗者却谴责一切；世俗的智慧彰显出巨大的力量，宗教评论家和教会的支持者们却不乐意承认这一点。与此同时，这两项变革又是相辅相成的，这些城邦为教皇在归尔甫派联盟中提供了政治支持，而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主要在这些城邦中开展活动，他们帮助城市消除贫困、缓解拥挤的状况及清理异教邪说。

125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去世，这是教皇与帝国对抗过程中的决定性时刻。最初，英诺森三世之所以支持腓特烈，是因为腓特烈非常年轻，更可能需要依附教会。最终的事实证明，腓特烈成了实力最强大的帝王，有效地统治了意大利南部和德国全境。在此前的两个世纪里，对抗往往集中在意识形态方面。而腓特烈的不断征战，使人们开始关注如何在政治上对意大利进行有效的管理。腓特烈死后，他的私生子曼弗雷德继承了极度官僚化和中央集权的西西里王国，但他既没有帝王的头衔，又缺乏德国的资源，面对贵族的叛乱和教皇的施压，他逐渐败下阵来。后来，安茹家族在教皇的邀请下出兵干涉西西里政局，这是导致霍亨斯陶芬政权在意大利南部瓦解的关键。安茹的查理是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弟弟，在贝内文托战役（1266年）中击败并杀死了曼弗雷德，并取得了塔利亚科佐之战（1268年）的胜利，抓获并处决了曼弗雷德的儿子康拉丁，最终将霍亨斯陶芬势力驱逐出了意大利。在这样动**不安的年代里，刚刚统一的西西里王国在安茹家族的统治之下艰难求生。查理承认教皇在西西里王国享有封建领主的权利，因而每年都需向教皇缴纳40000弗洛林的年金，并且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市场事实上完全掌握在佛罗伦萨和热那亚的商人和银行家手中，他们从中攫取了巨额的利润，这些都导致南部经济开始进入漫长的衰退期。这样的局面也使人民对安茹王朝统治幻想破灭，并导致了西西里晚祷（1282年）的暴力叛乱。西西里的贵族们邀请了阿拉贡的彼得来接管这座岛屿。为了争夺对地中海中部的控制权，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的长期对抗的战线已经拉开了。

在内忧外患的西西里王国以北，历代教皇并没有完全依靠盟友安茹家族来解决自己的政治问题。教皇国位于意大利中部，大致是由中世纪早期各位皇帝的历次“捐赠”的领土组成的。到了13世纪下半叶时，这里的凝聚力和控制力不断得到增强。教皇国并不仅仅是一个统治型城市的权力的延伸，相反地，其诞生于一系列谈判中，得益于不断得到的各种特权，在一片充满激烈抗争、群雄逐鹿的土地上，教皇开始施展自己的威势。教皇的官员们不知疲倦地工作，召集地方议会，与主要的城邦和贵族达成协议，并将该地区划分为各个行政省份。尽管亚平宁山脉横亘其上，教皇国的国土被分隔开来，地理条件算不得优越，但到1300年时，教皇国已经建立起了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依托罗马教廷财务院的行政体系。这一体系也是各地方联盟势力拼凑在一起的产物。

腓特烈在世时，他可以对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事务进行有效的干涉，而他的去世则消除了这种威胁。在其统治的三十余年里，这位皇帝鼓励像维洛那的埃杰里诺这样的地方贵族在伦巴第建立迷你国家。同时，由于伦巴第各城邦建立了新的联盟来反对他的统治，所以客观上，他也无意中一定程度上地促成了地方势力的团结。腓特烈的去世造成了政治真空，帝国继承人的问题又长期悬而未决，这使得城邦政治又回到了那个更司空见惯的分裂状态中。

到1300年时，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有23个城市的人口超过2万人，多达400个城市宣布实行一定程度的政治自治。而这种自治常常被视为这些城邦的主要特征。然而，它们各自的经济职能存在着差异，使政治和社会发展受到极大的制约。这些城邦大致可分为3类：重要的商业中心，通常拥有港口，通常由商业精英占据领导地位；大型的工业中心，生产出口商品，因此其领导阶层中包括实力强劲的企业主阶层；本地市场经济中心，由地主阶级和小业主、工厂主阶层共同管理。威尼斯、热那亚及（不算特别典型的）比萨，明显是第一类城市的范例。米兰作为内陆商业中心，拥有生机勃勃的内河港口和坚实的工业基础，可以算是一个混合体。而佛罗伦萨的工业结构中尽管包含了强大的商业和银行业元素，但它主要还是一个工业中心。这些大型城邦与较小的中心城市之间既有功能上的区别，也有规模上的区别，过于强调任何一种区别都可能会造成误解。例如，布雷西亚和普拉托都属于较小的城市，它们主要充当本地市场的中心，但同时也为国际市场生产武器和布料。

到1250年时，意大利公社的版图已经完全成形。随着帝国和主教权威的衰落，各地纷纷宣布政治自治，并得到了广泛的承认。所有的公社都建立起了快速的官员选拔轮换机制，以确保精英阶层的公民都有出任行政管理职位的机会。司法及维护法律秩序的职能则掌握在外国官员（督政官）和外国法官手中，这些外国人获邀的任期长短都有严格的规定。公社先后尝试了各种规模大小的地方议会，以使行政部门能够听取意见并达成共识。他们制定了公民权利法规，给予长期居民和财产拥有者参与公共事务的特权和权利。他们鼓励行会发展以捍卫个体手工业者的利益，并限制了任一特定行会或家族中可以同时担任政府职务或出任议员的成员的数量。他们发展了官僚机构来管理城市的日常事务，并建立起民兵组织来护卫城墙、看守城门。以当代的标准来看，城邦的管理制度已经变得极为精细。无论是在市场还是在议会厅，人们都需要具备读写能力、法律专业知识，还有书写记录和演讲辩论的技能。但是，即使说13世纪后半叶，意大利的城市世界成为新思想和新态度的中心，但它不意味着不断扩张的城市社会已经完全解决了自己所面临的全部问题，更不能说明那些社会已经完全摆脱了古老乡村和宫廷世界的影响。

城市依靠农村提供食品、工业劳动力和原材料；控制了内陆也就意味着控制了当地的市场、商业路线和防御设施。对农村贵族的掌控同样至关重要，至少要做到与其和平共处。城市的精英阶层最初大都由地主发展而来。新富阶层迅速获得土地，并效仿他们那些累世豪富的邻居们过起了奢靡的生活；但在更加激进的商业社会中，收租者阶层往往无法获得信任，因而通常被排除在公共事务管理阶层以外。与此同时，移民潮和不断增大的经济利益造就了新的家族，这给当权者带来了挑战。在许多城市中，这种挑战促使从前相互对立的机构整合到了城市公社的管理体制中，建立起一个拥有队长、官员和委员会的“平民公社”。在所有城市中，利益相近的家族都会结成非正式的政治和社会联盟，并得到其拥护者的广泛支持。然而，这些社会经济浪潮发展的结果是出现了暴力对抗的局面。虽然有些城市，特别是那些拥有强大工业部门的城市，经历了真正的阶级摩擦，但破坏性极大的冲突还是发生在城市精英群体之间，这一现象到了13世纪后期更为明显。

13世纪后期，虽然内部冲突使城市社会分崩离析，但与此同时，通过联合或征服的方式来实现城市融合的进程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所有的城邦都必然拥有强烈的扩张欲望，渴望扩大自己近郊县的面积，削弱或征服邻近的敌人。城市之间的敌对既可能加剧又可能分散其内部的对立。然而，当人们试图对意大利城邦政治的发展作一个概括性的结论时，却往往发现这些结论难以证实，而如果尝试通过具体事例加以说明，通常又无法带来任何启发，只会使读者觉得困惑。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发现，13世纪的最后20年是这些城市发展历史上的关键期。当时，在一些城市中，传统上由精英阶层主导的统治模式开始转而由某个家族单独进行统治，甚至是仅由某一特定的领袖进行统治。也就是说，领主制开始出现。另一方面，由新兴的富裕精英阶层领导的平民公社这一统治形式也开始出现，人们决心将那些传统上一直参政的豪门排除在外，创造出一个由商人、银行家和企业主组成的具有一定封闭性的寡头政治集团。1287年在锡耶纳建立的九人委员会，1293年佛罗伦萨长老会议成立和《正义法规》的颁布，以及1297年威尼斯大议会宣布停止吸纳新成员，都是这种发展趋势的例证。每一条都使共和体制下的管理机构能够长期存续下去。而另一方面，这些城市中领主制发展的关键事件包括：1277年奥托内·维斯孔蒂击败平民公社，凯旋米兰，以及1287年奥比佐·德·埃斯特镇压费拉拉的行会。在这样概括性的结论面前，帕多瓦无疑是一个特例。1318年，为了应对严重的外部危机，经贵族同意，平民公社的归尔甫派（教皇派）领导人雅各布·达·卡拉拉被任命为永久统帅。现在，我们必须探讨的问题是，意大利各城邦历史上这一明显的转折点同经济开始衰退之间的联系究竟有多紧密。

14世纪的若干问题

在针对中世纪晚期欧洲历史的研究中，14世纪灾难不断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百年战争、黑死病、“文艺复兴时期的经济萧条”以及“欧洲边境的关闭”，这些一起组成了欧洲危机的概念，似乎将中世纪和现代世界截然分离了。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多·布罗代尔曾提出“漫长的16世纪”这一概念，类似地，“多灾多难的14世纪”也囊括了15世纪的大部分内容。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深深植根于14世纪，那是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时代，也是乔托、安布罗吉奥·洛伦泽蒂和西蒙·马丁尼的时代。这是一个命运多变的世纪，对某些人来说有时是灾难性的，但是，特别是到了这一世纪末期，有若干强烈的迹象表明，社会生活方式在整体上已经变得井然有序、繁荣向上了。

14世纪时，意大利独有的特点是在政治上处于极度混乱之中。那不勒斯和教皇国都经历了不同寻常的动乱，其原因我们稍后将会谈到。然而，历史学家尤为关注的是城邦的命运。领主制得以发展，它通常在英语中被翻译为“despotism”（意思是专制暴政），与13世纪城邦共和国的那种日益有序和自由的生活相比，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只保护少数人利益的专制统治取代了可以捍卫多数人利益的民主体制，在这一过程中必然充满着抵抗、暴力流放和腐化堕落。这种非黑即白的描述近年来遭到诸多批评。一般而言，领主制是公社制度逐渐崩溃的结果。在此之前，这些城市的权力基础已经在不断缩小，派系暴力持续增加。就某些方面而言，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特别是在那些拥有传统地主精英阶级的小城市中更是如此。这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政变或戏剧性的接管行为都很少见，也几乎没有发生过任何直接的暴力冲突。在社会各领域均十分动**的情况下，一位受到人民广泛认可的领袖便会被赋予特殊的权力——通常是督政官或者平民公社的领袖。当然这一特权是有时间限制的。如果在位期间表现出色，他们的任期就可以延长，他们手中掌握的权力自然也会略有增长。领主会逐渐适应并致力于维护自己的角色，他会努力获得人民的支持，尊重共和体制。传统议会的议员得以保留，但与此同时，获得领主的青睐日益重要，因为这能表明他们属于这座城市的精英阶层。到该世纪末，领主的目标是获得皇帝或教皇赐予的头衔，并实现权力的世袭罔替，从而将自己的地位合法化。在此过程中难免会有暴力和专制的出现，这一幕也在那些侥幸存续下来的共和国中上演。成立于14世纪早期的威尼斯十人议会，旨在发现和防止煽动叛乱的阴谋，还有佛罗伦萨共和国建立的内部安全委员会——八人近卫团，这二者所拥有的专权比一位领主还要大。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总督为终身制，就是“领主”中的一种。尽管表面上似乎并没有掌握任何权力，但事实上，总督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共和国的新任官员需要轮换任职，而总督却能够一直执政，且具备丰富的经验。佛罗伦萨缺少这样一位人物。正义旗手每两个月轮换一次，已经有8人曾任该职。佛罗伦萨在14世纪时曾经两次尝试“领主制”，但每次都放弃，重新恢复了共和政体。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正是得益于长期持续采用共和体制，最终佛罗伦萨才会在文化领域取得巨大优势；但是，我们同样也有理由认为，可能正是由于作出了这样的决定，这座城市才会在14世纪中叶经历了更多的政治动**和彷徨。

因此，14世纪中叶困扰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政治混乱与领主统治本身并不相关。问题的根源更多在于政治世界已经变得支离破碎，城市之间纷争不休，特别是出现了一种新的军事手段，人们终于可以用一种适当的方法来了断仇怨。13世纪时，征战四方的雇佣军集团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各个城市一方面希望对邻近地区进行扩张和侵略，而另一方面又不愿意出动自己城市的民兵来充当马前卒，因此，他们十分乐于雇用这些久经沙场的老兵，其中既有意大利人，也有跨越阿尔卑斯山而来的其他国家的人。雇佣军开始在半岛大量集结。亨利七世的意大利远征（1312—1313年）本身并没有在政治上直接造成特别重大的影响，更重要的意义反而在于战后大量的德军滞留意大利，成了雇佣兵。因为在1370年之前，意大利一直处于动**之中，那些武力强大的雇佣兵军团利用这一点，不断参战。为了填补战斗减员造成的空缺，德国人源源不断地来到意大利。此外，前往意大利的也包括想要去安茹南部的法国军团，从巴尔干定居点出发的加泰罗尼亚人，布勒丁尼和约（1360年）签订后从百年战争中脱身的英法军队，及追随自己的国王试图占领那不勒斯的匈牙利军队。这一时期的雇佣军并不是完全由外国人组成的，还有大量失去产业的意大利封建贵族和城市流亡集团加入，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在当时，不忠诚和**的社会风气盛行，有人认为都是这些雇佣兵军团的错，因为他们总是频繁地更换雇主，从一块被摧毁的土地征战到下一块土地。但这并不完全是他们的错。他们签署的合同之所以期限很短主要是雇主的要求，这些国家希望只支付必要的费用，不愿意超期，而在邻国的领土进行大肆破坏往往不过是正式战争策略的一部分而已。然而，这些雇佣军确实大肆践踏农田，也掏空了人民的钱包。

城邦从雇佣兵那里得到的是欺侮和勒索，虽然偶尔也有些许帮助，但雇佣兵绝不仅仅针对他们。政治混乱的根源更多在于南方，当然那里也有充足的兵源和最丰厚的报酬。1343年，随着那不勒斯国王安茹的罗伯特的去世，安茹王朝开始遇到非常严重的问题。由于采取谨慎的经济措施，罗伯特成功地将王室债务降到了可控制的水平，从而限制了教皇——其主要债权人——的干涉。当然，当时阿维尼翁教皇不在罗马，他那些亲法的附庸也不在，罗伯特从中大受裨益。但当他的女儿乔万娜一世（1343—1382年）即位后，这两个因素并未能够使她的统治免受一系列挑战的困扰。安茹王室内部有意图染指王位的敌手，阿拉贡人在西西里虎视眈眈，以及最终匈牙利安茹-杜拉佐的统治者进行挑衅，她的统治陷入了困境。1355年，由于未能向教皇进献岁贡，女王和她的丈夫塔兰托的路易被英诺森六世逐出教会。然而，造成财政紧张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是经济疲软或衰退，不如说是由于他们投入大量的财力来维持护卫王朝的军事力量。安茹军队主要由显赫的贵族家族提供，为了讨得他们的欢心和支持，仅靠一些城市提供的财富是远远不够的，安茹王室不得不倾全国之力来维持这种半封建的体制，长远来看，必将对王国产生深远影响。

教皇驻在阿维尼翁期间，教皇国事实上处于权力的真空状态，这一局面对罗马的影响远比对整个教皇国的影响大得多。13世纪时，这座城市的经济和生活越来越依赖于快速发展的教廷及其附属机构。在教皇离开后，科隆纳、奥尔西尼、萨维利和孔蒂这些强大的贵族家族将势力范围扩张到周边的乡村地区，并重新控制了那里。这些家族之间纷争不断，普通大众在14世纪50年代早期一度对他们十分反感，当时，克拉·迪佐横空出世，他富有感召力，在他的领导下，平民公社出现了短暂复兴。如果想长期限制贵族的权力或者维持一个受人民拥戴的领主体制，就需要有一个重量级的经济精英，而罗马却找不到这样的人物，因此克拉的政权垮台了。不过，在教皇国的其他地方，教皇的官员们依然接受来自阿维尼翁的指示命令，并继续试图维持秩序。枢机主教吉尔·阿布诺佐从阿维尼翁得到了充足的资金支持，他的军队兵强马壮，本人又能言善辩。1357年，在他的劝说下，各方都接受了《埃吉迪安宪法》，这些法令构成了教皇国之后4个世纪的统治管理框架。他的成就之一是创造性地提出罗马涅地区一众城市的领主应享有教皇教区牧师的职权，并授予其相应的头衔，作为回报，各城市会按照人口普查的结果支付税费，并有义务服从教皇的指令。但是，阿布诺佐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部分原因也是在这些贵族中，许多人都手握重兵（如里米尼的马拉泰斯塔和弗利的奥德拉菲），他们的财富大多来自伦巴第和托斯卡纳地区，他们在那里更有利可图，因此自然更加关注那些地区。

在14世纪的最后30年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结果使得政治上的严格控制和延续性得以强化。其中，1377年教廷从阿维尼翁的回归实际上显得最无足轻重，这是由于1378年意大利教皇乌尔班六世当选后出现了天主教会大分裂，教廷资源被分散，教皇国政府的注意力也被分散。1386年，出身于安茹-杜拉佐一系的拉迪斯劳一世登上那不勒斯国王的宝座，他的继位并没有立即解决王国面临的诸多问题，因为他当时只有12岁，而且在他的少年时期，安茹家族嫡系也宣称对王位拥有继承权，这助长了派系之间的争斗。而这时北部出现的新潮流则具有非常显著的影响。1386年，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孔蒂完全控制了米兰城邦，并开始向外扩张，这带来的一个明显的副作用是他加强了对内部的控制，以便为其不断征战筹集资金和争取支持。他向东推进，占领了维罗纳、维琴察、贝卢诺和费尔特雷，进而威胁到了威尼斯；他还接管了博洛尼亚、比萨和锡耶纳，这样佛罗伦萨也处于他的包围圈中。1395年，他从皇帝那里得到了公爵的头衔。这是领主制发展过程中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时刻，但是这一成功有赖于同米兰贵族和银行精英保持的良好关系，并且他的麾下拥有若干经验老到的意大利军事将领，如雅各布·达尔·维梅、阿尔贝里戈·达·巴比亚纳和法西诺·凯恩，他们率领的军团越来越稳定，长期为维斯孔蒂效劳。维斯孔蒂的主要目标——威尼斯和佛罗伦萨的共和政府——在迅速扩大控制权和资源方面也不遑多让。基奥贾战争（1378—1381年）后，威尼斯终于成功地摧毁了其主要贸易竞争对手热那亚在地中海东部大部分地区的影响力，并通过加强其在潟湖周围腹地的影响力，最终凭借军事手段接管了帕多瓦、维琴察和维罗纳（1404—1405年），以此有力地回击了维斯孔蒂的威胁。佛罗伦萨在托斯卡纳的大部分地区不断扩张并控制了那里，但整个过程较为循序渐进，最终于1406年占领了比萨。1378年，梳毛工人起义使佛罗伦萨的统治者心有余悸，随后，城邦不断扩张，寡头政治控制加剧，这种种因素相结合，导致14世纪后期佛罗伦萨出现了一个野心勃勃、权深威重的政权。有观点认为，1402年吉安加莱亚佐·维斯孔蒂在围困和征服佛罗伦萨的途中突然离世，重新激起了佛罗伦萨对自身实力的信心。但这样的看法未免将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并没有充分考虑到佛罗伦萨公民意识形态形成的长期因素。

受意大利各城邦持续扩张、不断合并的影响，这一时期必然以政府机构的迅速发展和官僚体制的巩固完善为特征。大法官和律师的重要性与日俱增，高阶政治家组成的各种委员会层出不穷，人们越来越强调出任公职是公民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获得荣誉的重要途径。不可避免地，这种控制延伸到了军事世界。北方诸邦在14世纪后期倾向于选择更永久性的防御机制，它们更为谨慎地挑选雇佣兵队长，与之签订更长期的合同。在14世纪最后20年里，外国雇佣兵队长和兵团的作用减弱，使北方得以实现了这一目标。1379年，阿尔贝里戈·达·巴比亚纳在马里诺击败了布列塔尼兵团，这场著名的胜利被誉为转折点，标志着意大利军事实力重现昔日荣光，各国为雇佣兵团所苦的时代终于结束。各种政治体制正在进行更为重大的变革，与佣兵队长建立新型的合同关系，并为此提供资金。约翰·霍克伍德是一位英国籍将军，他在14世纪80—90年代效忠于佛罗伦萨，其英勇事迹不仅证明了他是最后一代杰出的外籍将领，更重要的是，他的经历佐证了一流的将领和雇佣国之间的关系是如何演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