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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入职风波

吴宓在哈佛大学学习、爱情双丰收，只是他的事业在中国，爱情也在中国，他希望回国实现抱负。

还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吴宓就开始畅想自己的回国规划。杂志是要办的，异国他乡，他都担任了《乾报》的编辑部长，这是一份在美国编辑、在上海印刷的报纸。回国后，这个特长更是不能丢的。当然最重要的是谋到一份在大学教书的职位，工资待遇不错，工作环境也好，还要有话语权。

就是搁到今天，国内清华大学毕业，美国哈佛大学进修，回来的都是高层次人才，更别说在一百年前了，那指定是各大高校都想要的香饽饽，但到底去哪家大学，那就看缘分了。

1919年的春天，哈佛大学迎来了中国教育部派来的美国教育考察团，副团长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通过梅光迪的举荐，陈宝泉校长想聘请吴宓担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英语科主任教授，工资也开得比较高，月薪300圆整，从吴宓到校报到那月就开始计薪为此陈校长和吴宓进行了面谈，临走前，他还告诉吴宓，学成归国，要是能去学校任教当然最好，要是还想留在美国继续深造一年、二年或三年，都行，你自己决定，反正你那个教授的位置我们给你留着。

这一席话，说得恳切。人都走了，桌上的茶都凉了，吴宓心中还久久不能平静。可惜世事难料，还没等吴宓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职，陈宝泉校长就干不下去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闹学潮，陈校长辞职，曾经担任北大代理校长和正式校长的蒋梦麟谈到那时北京各大高校校长的处境说：“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事了，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或暴动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助那一边。每次电话铃声一响，他就吓得一跳，他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

接替陈宝泉校长职位的，是邓萃英校长。邓校长就职后，并没有对前任的决策全盘否定。他给吴宓去了一封亲笔信，说咱们的聘约照旧，吴君不要因为校长换了，以为事情就起了变化，没变，当初陈宝泉校长怎么答应你的，我这里还是一样。

吴宓也安下心来，决定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职。没想到的是，后来事情又发生了变化，这次问题没出在人家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那边，是吴宓的思想发生了变化。究竟是什么原因能让吴宓违约呢？

事情还得从好友梅光迪说起。梅光迪到美国先去的西北大学留学，同学之中有一人叫刘伯明，二人关系很好，称得上“同学知交”“志同道合”，可以交心的交情。刘伯明在西北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刘教授干得不错，随着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制为国立东南大学，他还当上了主持工作的副校长。校长志不在管理学校，所以学校的事务都是刘伯明在打理。刘伯明想招收一批自己信任的教职人员，于是就想到了梅光迪。他把东南大学目前的情况给梅光迪说了，问梅光迪愿不愿意离开天津南开大学，到南京东南大学来工作。

这梅光迪从美国西北大学获学士学位后，转学到哈佛大学研究院继续深造，毕业以后比吴宓早一年回国，受聘在天津南开大学外文系主任，正干得不顺心。一接到刘伯明的邀约，额手称庆，很高兴。

眼看吴宓也要回国了，梅光迪没有忘记已将吴宓推荐给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事情，也听说了陈宝泉校长辞职，邓萃英校长希望吴宓不要离弃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这些事，但梅光迪还是给吴宓写信，请他到东南大学英语系任教授。梅光迪代表校方，给吴宓的工资并不高，月薪只有160圆，差不多只相当于北京高等师范给的一半。但梅光迪开出了两个条件，用事业和情感让吴宓最终选择了东南大学。

第一个承诺，梅光迪计划要在东南大学创办西洋文学系，他希望吴宓能加入。第二个承诺，梅光迪和刘伯明已经与上海中华书局约定，由梅光迪等编辑出版一份名为《学衡》的月刊，在中华书局印刷发行，梅光迪希望吴宓回国后到东南大学来当这份杂志的主编。这两个承诺对于吴宓来说都很诱人。

前一个承诺和吴宓的大学专业相关，他必然干得顺手。后一个承诺，事关吴宓、梅光迪等人迫切想做的事情，他们不同意激进的新派文人，比如陈独秀、胡适等，把旧中国文化的好处一笔抹杀、耻笑讥讽，他们需要一个反对《新青年》的平台。这个平台，吴宓、梅光迪等人认为就是《学衡》杂志。

梅光迪和胡适都是安徽人，不到二十岁时两人就认识了，后来又先后去了美国留学。刚开始，两人属于挚友关系，胡适与梅光迪对“文学革命”的看法其实是一致的。1916年3月间，胡适曾写信给梅光迪，指出宋元的白话文学的重要价值。梅光迪的回信很赞成他的意见，赞同来一场“文学革命”，这革命必须是从“民间文学”入手，必须提倡“俚俗文学”，而且梅光迪已经做好了迎接保守派“讪笑攻击”的准备。

两人学术上的分歧源于一次湖上划船。1916年7月8日，《留美学生季刊》在纽约开会，会后胡适、梅光迪和任叔永等人在康乃尔大学附近的恺游迦湖划船。不料中途遇上大雨，船也在情急时差点弄翻，众人被雨淋得狼狈不已。任叔永回去写了首《泛湖即事》的四言古诗寄给胡适，胡适看了后大为不满，认为诗中所使用的句子如“言棹轻楫，以涤烦疴”等都是一些陈腐的表述，是“三千年前之死语”，所以回信指责任叔永，任叔永当然不服，找梅光迪诉苦。梅光迪很快写信反驳胡适。梅光迪认为胡适把改革文字看得过于容易，文字改革远非将古代文字看做死文字、将白话俗语看做活文字那样简单，因为文字是世间最保守的事物，对其进行改革一定要慎之又慎，何况胡适要改革的还是文学语言。

胡适看了梅光迪的信也非常不满，所以写了一首长达一百句的白话诗进行反击。我给大家念念其中几句：

老梅牢骚发了，老胡呵呵大笑。

且请平心静气，这是什么论调。

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本来同是一字，只是声音变了。

并无雅俗可言，何必纷纷胡闹？

1916年，胡适总结了他和梅光迪的论争，写了《文学改良刍议》，认为应该提倡白话文，废弃文言文。他的这篇文章在留学生圈子并没有得到多大的认同，于是寄回国内，哪知道正是这篇文章，让胡适暴得大名，成了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

1918年8月初，梅光迪与吴宓做了多日的长谈，吴宓在日记中描述了他俩的谈话情形，说梅光迪“慷慨流涕”，激动得眼泪都流下来了。两人在谈话中还涉及到一个典故--伍子胥，春秋末期楚国人，父兄都被楚平王冤枉杀害，在伍子胥逃离楚国时，他遇见了昔日好友申包胥。伍子胥说：“我必覆楚”。我必然会把楚国灭了。申包胥答道：“子能覆之，我必能兴之。”你要是能灭楚，我必然能振兴楚。伍子胥逃到吴国，带兵攻破楚国都城，报了父仇。申包胥去秦国搬救兵，求秦哀公出兵救楚。刚开始秦国没有理他，他就绝食七天，日夜啼哭。秦哀公被他感动，发兵救援。在秦、楚军队的反击下，吴国军队战败撤走。

梅光迪说：“我们都该做中国文化的申包胥。”吴宓听了很感动，表示说要追随他，像诸葛亮追随刘备那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梅光迪没有忘记自己和吴宓当年在美国的谈话，所以一有机会，他还是希望吴宓能到东南大学任教，团结一帮人，和宣传要进行新文化运动的胡适等人对抗。

吴宓也没有忘记当年自己的表白，他宁愿舍弃优惠的待遇，也要到东南大学去。他上午接到梅光迪的信，中午午餐时见到汤用彤，就告知他自己回国要到东南大学的决定。当天下午，吴宓到邮局发出两份电报，一份致电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请求辞去之前的聘约，另一份致电东南大学校长，表示愿意到东南大学任教。

吴宓学成回国后，与之前订婚的陈心一举行了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