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扶智根本在教育（第1页）

第七章　扶智根本在教育

20世纪90年代，我们老传说这样一种故事：某某扁担大的“一”都不认识哩，起初就是个捡破烂的，可有一天，他却摇身一变，成了百万富翁。听这前半部分，好像说的是贫富跟肚子里有没有墨水没有关系。再听后半部分，却说的是这某某后来吃了不识字的亏，百万家当全被人骗光了。

那个年代这种故事特别多，刚刚改革开放，很多人确实仅凭胆量和运气就发了财，而且还发了横财。我们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传说这些故事，主要是因为惊讶，惊讶于大字不识一个的人竟然能变成富翁。但最终，我们的目的还是要落实于他们的结局。由于这些故事的前因是“没有文化”，他们的结局就不可能是“富翁”，而只能是“被骗光”。大人们用这些故事来教育孩子“所以要好好读书”，有心的孩子也会谨记这一警示。

事实上，教育一直都被当成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希望。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普及小学教育”被纳入千年发展目标的八大项目之一，“确保不论男童或女童都能完成全部初等教育课程”被写进《联合国千年宣言》。我们也将教育立为百年大计之本，立国之本，民族兴旺之本。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最重要的一部教育法，标志着中国已确立了义务教育制度。这部法律使适龄儿童和青少年接受教育具备了必须性和强制性。

九年制义务教育全面推进以后，毕节试验区学龄儿童入学率一直保持上升态势。1988年，全区入园幼儿有10300人，到2013年，上升到201691人；1988年，全区小学在校生有838100人，到2013年，全区小学在校生达878997人；1988年，全区普通初中生只有210000人，到2013年，全区初中在校生为50349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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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多年前，只上过三年初小的文朝荣是全海雀村学历最高的人。对于他来说，最大的骄傲在此，最大的悲哀也在于此。

1954年，全海雀找不到一个可以记工分的人，记分员得区里下派或者到邻村去请。海雀，就是一村子文盲。那时候文朝荣上着学，是全海雀惟一一个有文化的人，一个“知识分子”。刚上到小学三年级，他就给生产队叫回来了。当时他才十二岁，但他却被委以生产队“记分员”的重任。这在当时，他的确可以看成一种光荣。当到了1985年，全海雀村还总共只有五个识字的人，上到小学毕业的还一个都没有的时候，他就只能从中看到一种悲哀了。

海雀穷，海雀的“苦甲天下”都惊动国务院了，可生在其中的海雀人却不知道自己穷的真正根源在哪里。海雀人不懒惰，从来不比别人少付出劳动，但他们还是一个穷。他们也有些明白，是他们脚下那块土地出了问题，但却一直没法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应该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求他们都具备一个科学家的素质和能力那是太不现实了。但文朝荣认为，至少应该在别人已经替你找出了问题的所在，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时候，他们能够很好地理解并接受。他们当然没有，就连栽树，他们接受起来都那么困难。所以，文朝荣得出一结论：海雀穷的根源在于村民没文化知识。

1988年的秋天，文朝荣立志要在这件事情上有所作为。村小原本是大集体时留下的生产队保管室，现在已经破烂得不成样子了。他想先从修学校开始。“扶贫先扶智，扶智根本在教育。”他这样对村干部们说。“要想娃娃们得到好的教育，首先得有间像样的学校。有了像样的学校，才拴得住娃娃，才请得来好老师。”他说。

那年他家有了一头不错的耕牛。这头牛是李明芝从几个月的小牛犊喂大的，他虽然也是它的主人，但因为他同时还是海雀的村支书，也就不曾为它割过一根草。现在它已经三岁了，是他们家最强的劳动力。农忙季节，他可能有那么一两次，会扶着它屁股后头的犁耕那么一两块地，但他从没正经看过它。那些时间，文朝荣那脸苦得都能拧出一碗苦水来。可有一天，他正经看了他家的牛那么一分钟，竟把他的脸看出光彩来了。那牛有一张花脸，从眉心往下拉了一块白斑，酷似一滴倒挂的鼻涕。再往下，整个嘴也是白色。你注意看，那活脱脱就是个巨大的感叹号。或许这牛出生前就预料到会遇上文朝荣这样的主人，要不然，你怎么解释它脸上那个感叹号呢？它在文家三年了，文朝荣跟它像陌路人似的，这天，他却突然跟它一见如故。当然不是因为它有那么好看的一张脸，也不是因为它脸上竟生了一个感叹号。他根本就没看到什么感叹号，他看到的是一间像样点儿的学校。就在它那块倒三角白斑的地方，他看见的是一间像样点儿的村小，娃娃们坐在那里不再担心风把房顶揭走了，或者把墙推倒下来打着了自己。

他要卖牛！

1985年为救济粮的事儿他卖了一头牛，现在他又要卖牛了！

大清早起来，他就老在李明芝面前干咳。通常情况下，他是有无理要求了，一时开不了口，才会这样故意干咳。所以，李明芝一般都不会理会他这一招。他咳够了，总会把话说出来。那会儿她在煮猪食，圈舍间还很暗，火光把她的脸映照成黄金的颜色，使她看上去像个金菩萨。与其说这是文朝荣的感觉，倒不如说是他的希望。虽说他心里定下的事，一般都没人能够阻拦，但他还是打心眼儿希望得到李明芝心甘情愿的支持。

他说：“猪草煮好了，你就不用去割草了。”

李明芝警觉地问：“为啥？”她的脸依然映在火光里，但一旦那份平静离开了脸庞，她就只能是凡人了。

文朝荣说：“我牵它去赶场。”

李明芝问：“你牵它去赶场？”虽然这种说法很委婉，但李明芝还是意识到了不妙。她说：“你只怕又想卖牛？”

文朝荣没说是，也没说不是，他很重地干咳了两声，然后说：“村里那学校太烂了……”

李明芝抢过话头问：“学校太烂了你就要卖牛来修？”

文朝荣说：“一头牛卖了也修不起学校，但我得带个头不是？”

李明芝说：“你带啥头？带头卖牛？你以为你卖了牛，别人就会跟着你卖牛？”

她说：“别人可没那么傻，哪个不指望牛拉铧口呢？”

文朝荣说：“犁地不得等到春耕的时候吗？那时候再想办法嘛。”

李明芝说：“想啥办法？你是拿斧头劈出个木牛来呀还是拿泥巴捏出个泥牛来呀？”

文朝荣说：“这海雀要木头没木头，要泥巴没泥巴，我既劈不出个木牛来，也捏不出个泥牛来，但我们海雀得让娃儿们上学读书哩！”

李明芝说：“你不是很会想办法吗？那你就想别的办法呀。”

文朝荣说：“我脑壳都想痛了，只有卖牛了。”

他说：“我拿出了钱，才能去说服别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料出料。”

李明芝说：“那我们也出力，好不？你一个不够，我也去，老二也去。还不行，你把这圈上的木头下掉两根拿去，我们出力也出料行不？”她知道文朝荣决定了的事情九头牛都拉不回头，只好乞求了。那头牛承担着文家全部的重体力活，驮包谷洋芋，拉犁耕地，是她的**，她怎么舍得卖掉呢？

可是文朝荣认为，自己是村支书，就应该出钱。如果他也只出力气，只凑合一根两根木料，那别人就没道理出钱。如果大家伙都只出力气，学校就没法修了。

说了那么多话，他觉得已经够了。李明芝是不是同意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他已经跟她把话说明白了。他本来就不是来征求意见的，不过因为那牛是她一手喂大的，是她的心肝宝贝，她拥有最大的知情权，他总得告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