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与岑参（第2页）

末段：

咫尺但愁雷雨至，苍茫不晓神灵意。

少壮几时奈老何？向来哀乐何其多！

诗尾四句又愁到天候会突然变化，与诗首的实际变化相照应。诗人是忧心忡忡的，看来是在以天象的变化影射时局的变化。诗作于天宝十三年，越年的季冬安禄山就叛变了。对于时局的突变，和《登慈恩寺塔》有同样的预感。但杜甫把这治乱的契机，归之于“神灵”，这是时代限制了他，也是阶级立场限制了他。就诗来说，特点是在尽力夸大，而毛病也就在过分夸大。

《岑嘉州集》中也有两首游渼陂的诗，一首是《与鄠县群官泛渼陂》，另一首是《与鄠县源少府泛渼陂》。诗都是五律，都是和地方官吏的应景之作。第二首十分平常，杜甫同游，也有五律一首，同样平常。第一首略用了夸大的手法，不妨把它引在下边：

万顷浸天色，千寻穷地根。舟移城入树，岸阔水浮村。

闲鹭惊箫管，潜虯傍酒樽。暝来呼小吏，列火俨归轩。

用了“万顷”“千寻”“地根”“潜虯”等字样，和《渼陂行》的手法有近似的地方。但《渼陂行》是刻意求工，《泛渼陂》是逢场应付，两者不能相比。特别是岑诗的最后两句，未免太官气十足了。岑是常游渼陂的，对于景色已经麻痹，难怪他写不出好诗来。

肃宗至德二年（757），杜甫被任为左拾遗，曾与裴休等人推荐岑参，被任为右补阙。他们同做着谏官，同是天子“近臣”，在这时同做过一些宫廷唱和之作。在封建时代，这样的诗是被人重视的；在今天看来，是毫无一顾的价值了。然而出乎意外的是几年前的研究家们却有人就这些诗来评比杜、岑的优劣。因此，我也想顺便接触到这个问题。

杜甫有五律《春宿左省》一诗，末二句云：“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又有五律《晚出左掖》一诗，末二句云：“避人焚谏草，骑马欲鸡栖。”

有人说，“我们只能从‘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避人焚谏草’这样的诗句中想象杜甫不过是一个小心谨慎的官吏。”（冯至《杜甫传》78页）又有人说，杜甫“这两首诗的结语，也不过是分用了傅玄‘每有奏劾，竦踊不寐，坐而待旦’和羊祜‘嘉谋谠议，皆焚其草，故世莫闻’的故事，仅是官样文章，只好给拾遗的官衔做一个应景的点缀罢了。”（傅庚生《杜甫诗论》14页）这些说法是比较客观的，虽然他们忘记了杜甫也有“懒朝”的诗句。但另一研究家表示不同意，认为前说“有点歪曲了杜甫”，后说“更是表面的看法”。于是他把岑参的《寄左省杜拾遗》的结语和杜甫的两首结语作了对照，下出断案。

我们只要拿岑参赠杜甫的“圣朝无缺事，自觉谏书稀”的诗句来作一对照，就不难知道谁是“小心谨慎”谁不是小心谨慎，哪是“官样文章”哪不是官样文章了。

——萧涤非《杜甫研究》29—30页

在这些地方斤斤计较，正是标准的封建意识的复活。作者也揭露了他自己的底。他举出《唐宋诗本》卷六十一所引的《杜甫补遗》中的一段话：

肃宗至德初，子美为拾遗，岑参为补阙。或问：“二人孰贤？”余曰：“子美贤。”或曰：“何以知之？”曰：“以其诗知之。子美之诗曰‘避人焚谏草，骑马欲鸡栖’，又曰‘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参之诗曰‘圣朝无缺事，自觉谏书稀’。至德初，安史之乱方剧，朝野骚然，果无缺事耶？”

引用者以为“这批评是公平的”。其实何尝“公平”！对于岑参的应景之作虽然有所指责，但对于杜甫则只表示了真正的“片面的看法”。作为封建时代的诗人，岑参倒要本色一些；杜甫则是在过分粉饰自己。既已“避人焚谏草”了，何以又写进诗里，自我表扬？“数问夜如何？”是采自《小雅·庭燎》：“夜如何其？夜未央。……夜如何其？夜未艾。……夜如何其？夜向晨。……”毛诗序以为“美宣王也”，虽未必尽然，但杜甫用到自己身上来，则确实是在美自己了。《小雅》的诗意很可能是旧时臣下待漏的心理，寝席不安，怕误了早朝的时刻。杜甫的诗句正是这样的用意。别人说他“小心谨慎”是一点也不过分的，但自己说自己“小心谨慎”同样也在美化自己。

岑参只是在美化朝廷，杜甫则美化了自己，又美化了朝廷。朝廷有了杜甫那样好的谏官，正足证朝廷有知人之明和用贤之美。这样的朝政还不休明吗？但实际是怎样呢？因此，把杜甫的诗说成“官样文章”，倒是在替杜甫开脱；一定要说不是“官样文章”，那又是什么货色呢？是忠心耿耿的自我标榜吗？岂不是帮了杜甫的倒忙！

要评比杜岑的优劣，适当的材料并不缺乏，何苦要在他们的宫廷诗里面去讨生活？从糟粕中能吸取出一定的精华吗？杜岑两人先后曾寄居在成都，成都的古迹往往得到他们的同样的歌咏。对于神话传说的看法，杜甫的见识有时要比岑参高出一头地。例如李冰所作的石犀，便是很好的例子。

石犀原在成都府南三十五里。《华阳国志》载“李冰昔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穿石犀渠于江南，命之曰犀牛里。后转二头在府中，一头在府市市桥门，二头沉之于渊。”郦道元《水经·江水注》亦云然。

《岑嘉州集》中有《石犀》一首，五言六句，很素朴地相信着传说，歌颂了石犀，歌颂了李冰，认为李冰之功超过了夏禹。

江水初**潏，蜀人几为鱼。向无尔石犀，安得有邑居？

始知李太守，伯禹亦不如！

杜甫有《石犀行》则怀疑了传说，诅骂了神祇，突出了“众力”和“人谋”，认为像石犀这样的“诡怪”应该让它们随江水飘去。两人的见识、态度和诗的风格完全不同。把诗并列起来，便立地可以看出有上下床之别。

君不见秦时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

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

蜀人矜夸一千载，泛溢不近张仪楼。

今日灌口损户口，此事或恐为神羞。

修筑堤防出众力，高拥木石当清秋。

先王作法皆正道，诡怪何得参人谋？

嗟尔三犀不经济，缺讹只与长川逝。

但见元气常调和，自免洪涛恣凋瘵。

安得壮士提天纲，再平水土犀奔茫？

杜甫的诗极力破除迷信、伸张理智，在封建时代能够有这样的作品是很少见的。当然，如果把“先王”二字改为“庶民”，“蜀人”二字改为“蜀儒”，那就更合乎实际，也更合乎我们近代人的口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