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地主生活（第1页）
杜甫的地主生活
杜甫爱诉述自己的贫困，但往往过分夸大，和实际情况核对起来有很大的悬隔。
例如他在乾元二年（759）初冬寓居同谷（今甘肃成县）时所做的有名的《同谷七歌》中，便有不少极其夸大的成分。第一歌里说：“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这把自己写得来就像周口店的“北京人”一样，年年岁岁都跟猴子一道，在山谷里过野人生活。其实乾元二年杜甫只有四十八岁，即使早衰，也还不至于就白发垂耳吧？那一年的初冬他只在同谷住了个把月光景便出发往成都去了，怎么好说“岁拾橡栗”呢？就在那一年，他自己在《发同谷县》一诗中说过：“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一年之中就旅行过四次：春末从洛阳回华州，秋天由华州往秦州，初冬由秦州往同谷，仲冬由同谷往成都，他何尝是周年四季都在“山谷里”挨饥受冻？把自己的贫困夸大得太不着边际了！
第七歌里面也有这样的话，“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这说得来好像三年之间他都在逃荒。由乾元二年冬倒数上去的“三年”，是唐肃宗乾元二年、乾元元年、至德二年。至德二年四月，杜甫由贼中逃出，赶赴凤翔行在，被任命为左拾遗。继因疏救房琯获罪，八月遣回鄜州省家。十月肃宗李亨回长安，杜甫扈从。乾元元年六月被谪贬为华州司功。冬末乘间赴洛阳。乾元二年便是上面说过的“一岁四行役”之年，杜甫的名诗《三吏》和《三别》即产生于这一年的春夏之交。行役的情况，深幸杜甫在诗中多所叙述。《潼关吏》：“要我下马行，为我指山隅”，可见由洛阳至华州是乘马。《发秦州》：“中宵驱车去，饮马寒塘流”，可见由秦州到同谷是有车和马。《白沙渡》：“我马向北嘶，……揽辔复三叹”，可见由同谷到成都也是一样。只有由华州到秦州的一段不详，但由华州出发以后是带着妻子同行的，妻子坐车，杜甫骑马，可毫无疑问。多谢杜甫这些杰出的纪行诗，证明了他自己并不是穷年累月饿着肚子在荒山深谷里徒步窜走。
乾元二年（759）十二月到了成都之后，靠着朋友的帮助，不久便着手经营浣花溪畔的草堂。起初的面积并不大，只有一亩地光景。他在《寄题江外草堂》一诗中说得明白：“诛茅初一亩，广地方连延。”题下原注：“梓州作，寄成都故居。”杜甫在梓州住了一年半光景，宝应元年（762）的秋天去梓州，广德二年（764）的春末回成都。去是因送严武赴京，回是因严武第三次入蜀。在他去梓州时，成都草堂已经经营了三年，规模大有可观了。看他以下的一些诗作吧：
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
河阳县里虽无数，濯锦江边未满园。
——《萧实处觅桃栽》
桃树发育快，布局宽，一百棵桃树的栽种，估计要五亩地左右。草堂的园子可就够大了。当然，除种桃之外还早有其他的花木，因为他说的是园子“未满”。
华轩蔼蔼他年到，绵竹亭亭出县高。
江上舍前无此物，幸分苍翠拂波涛。
——《从韦续处觅绵竹》
草堂堑西无树林，非子谁复见幽心？
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
——《凭何邕觅桤木栽》
除桃园之外，又曾布置竹林、桤木林。桤木林是“十亩”。竹林呢？有一百亩还多。《杜鹃》一诗里说过：“我昔游锦城，结庐锦水边。有竹一顷余，乔木上参天。”这“一顷余”是实数，不是夸大，因为他有一次除竹，一下便斫去了一千根。
我有阴江竹，能令朱夏寒。……
爱惜已六载，兹晨去千竿。
——《营屋》
能够一次去掉一千根的竹林，要占地一顷多，是一点也不夸大的。正因为有这样的底子，所以当严武第三次入蜀，他《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武）五首》之四里面有这样的豪语：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
草堂里有四棵小松树，是他所关心的。所谓“新松”就是这四棵小松树，他在希望它们赶快成长起来。草堂里的竹林占一百亩地以上，自然有一万竿竹子可供他斫伐。但是，松树要高到一千尺，是不可能的；竹而赐之以“恶”名也未免有欠公平。杜甫在这儿是有所讽喻，“新松”指有品格的士大夫，“恶竹”指多逾牛毛的外寇或者“盗贼”。
杜甫其实是爱竹林的。就在《寄题江外草堂》诗里已经说得很明白：“我生性放诞，雅欲逃自然。嗜酒爱风竹，卜居必林泉。”后来在离开夔州，《将别巫峡，赠南卿兄瀼西果园四十亩》一诗里也说过：“苔竹素所好，萍蓬无定居。远游长儿子，几地别林庐。”他的成都草堂在经营就绪之后，他也经常赞美他所栽种的竹木。
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
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
——《堂成》
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层轩皆面水，老树饱经霜。
——《怀锦水居止二首》之二
把这些诗读起来，要说杜甫过的不是地主生活，那是很难令人首肯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杜甫在梓州时曾经送他的老弟杜占回成都去料理草堂，他有五律一首谆嘱他：
久客应吾道，相随独尔来。熟知江路近，频为草堂回。
鹅鸭宜长数，柴荆莫浪开。东林竹影薄，腊月更须栽。
——《舍弟占归草堂检校，聊示此诗》
后四句，**裸地是一种地主心理。鹅鸭不少，怕被人偷掉，故“宜长数”；柴门门好，不要乱开，提防强盗进来。请注意那个“频”字，可见杜占是草堂留守，经常往来于成都与梓州之间。到后来杜甫索性离开了成都，草堂无疑就让给杜占去了。在杜甫诗中，以后便不再见杜占之名。
但杜甫总是喜欢诉说自己的贫困。说自己吃不饱饭，“百年粗粝腐儒餐”（《宾至》）。说妻子也经常啼饥号寒，“恒饥稚子色凄凉”（《狂夫》），“入门依旧四壁空，老妻睹我颜色同；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百忧集行》）这些都是在成都草堂做的诗。这样夸大地诉苦，和“风含翠篠娟娟净，雨浥红蕖冉冉香”（《狂夫》），“榉柳枝枝弱，枇杷树树香”（《田舍》），看来是怎么也不能调和的。
当然，杜甫也常说他在靠朋友帮助，所谓“故人施禄米”（《酬高适》），所谓“忧我营茅栋，携钱过野桥”（《王十五司马出郭相访兼遗营草堂资》），但这些是初到成都时的事。到后来已经有了那么大的院落，有林园、菜圃、荷池、药栏，而杜甫依然爱发牢骚，说到“厚禄故人书断绝”，他自己“欲填沟壑”（《狂夫》）。可能是规模太大了，需要的经费和人手更多了，因此有时无法周转。但为什么要把规模搞得那么大？那么大的一座园林是怎样扩张起来的？他在自笑为“狂”，实际上恐怕是适当的解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