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相煎何急(第1页)
第十二章相煎何急
当我采访她的时候,她刚刚交上了辞职报告。抱歉地对我说:“我在这个公司的故事已经结束了。”我说:“那就给我讲讲你辞职的故事吧。”她低头缄默了几分钟,似在思索什么。最后用力点点头,说:好吧,我本想封存这个故事。但类似的故事在外企几乎天天上演。我的封存并不能使这类故事绝迹。讲出来也许能给人们以借鉴。但我需要申明的一点是,我故事中的人物都不是坏人。尽管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好恶伤害了我。我也无意做一个评判师。尽管对我的故事,我有自己价值标准的评判。我只是讲一个小人物的普普通通的故事。故事应该从我进香港W公司的第一天说起——
龚女士拿着一份传真正在和一位小姐交代着什么。一抬头看见了已走到她面前的我,笑容顿时僵在了那里。我发现她在竭力调整面部肌肉,想做出个表示欢迎的表情来,但是没有成功。我装着什么也没看见,笑盈盈地说:“龚经理,我来报到了。朱先生在吗?”她目光茫然地看了我几秒钟,好像没听懂我在说什么。我又重复了一遍。她噢一声反应过来了。不知是恼我还是恼她自己,噔噔噔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我平静地跟过来,站在她的座位边,彬彬有礼地说:“可不可以叫一下朱先生?”“他在开会,不能叫。”她语气生硬地说。我笑笑,没说话,扯过一张椅子,在她身边坐了下来,一副准备耐心等待的样子。
龚女士这时已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忙说:“噢,你坐,你坐。一会儿会就开完。”我见她心事重重,没有再回会议室开会的意思,便找了话题和她聊起来。聊了一会儿,她问:“你已经决定来这个公司了?”“我今天不是来上班了吗?”我回答。“其实你应该去学习,学完再来工作。这公司有一个员工在学车,和老板说好学完再来的。”她显得非常关心我的样子说。我笑笑没说话。她又问:“和老板谈了多少工资?”我又笑了笑。按公司的纪律是不应该向工资的。但她既然问了,我不回答岂不是让她下不了台,就老老实实说:“3100元。”
她让我问老板要5000元。我可连提都没敢向朱先生提。尽管和这个香港W公司同时想聘我的两家公司开价都不低于这个数,但W公司不一样。我知道迄今为止,最高工资没有高于2500元的。要我提5000,除非我不想来。因为老板即便对你再欣赏,也不会开出和公司其他雇员相比太过离谱的工资。除非你是这个公司不可缺少的核心人物。而我显然不是。我想我这个人唯一的优点就是很清楚自己的定位。到W公司,我一不图钱二不图权。图得是从一个著名大公司获得一份工作经历。再就图的是老板对我的欣赏和理解。
朱先生欣赏我。这我从第一次和他见面就很清楚。我当时在一家广告公司做事。W公司委托我们搞一个宣传策划。我代表公司去和朱先生谈。W公司给我的谈话时间是半小时。朱先生很傲。一进屋礼节性地和我握了握手,就径直坐到他的老板椅上。用香港话很浓的普通话和我说起来。说话的语气同样含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劲儿。我耐心地听着,敏捷地反应着,不亢不卑地迎合着,偶尔需要我说话的地方,我不失时机地推销自己推销自己的公司并且推销与自己和公司有关的知识气度和幽默。原定半小时的谈话持续了一个小时。
次日便接到朱先生助手杨智先生的电话问我想不想来W公司。
W公司的规模、实力已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我本来已准备离开我现在这家民办广告公司,去外语学院读一年外语,然后进一家外企公司重谋发展。见此机会,便同意和杨智先生谈谈,再做决定。
杨智先生给我留下的印象很好,也许是同龄人,教育背景也相同,我们谈得很投机。他坦率地告诉我这公司也有一些弊病。但作为这么家世界型大公司,很值得来干上几年,对以后择业会有一个良好的experience(经历)。杨智说朱先生回香港了,他须给朱先生打个电话。
我便回去静候消息。
10天后,杨智通知我去某大酒店和朱先生做一次正式谈话。
见到朱先生,我一愣,发现同行的除了杨智还有一个姓龚的女士。他们刚刚驱车从外地谈项目回来。杨智把我们带到自助餐厅,说边吃饭边谈吧。
自助餐厅空位很多,龚女士却一屁股在朱先生身边坐下了,丝毫没有想让我们单独谈话的意思。朱先生见状便说:“一起吃吧。”我起身去取菜,龚女士也紧紧尾随。问我为什么想到这公司来怎么认识朱先生的准备来做什么想要多少工资。我能回答的都回答了不能回答的便说不太清楚。并真正诚意地向她请教。龚女士40岁,从年龄上她应该是我的大姐,从外表看,她也颇像一个有教养的职业妇女。我对她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
回到餐桌,朱先生听说我以前在一家有名的国内公司做过销售。马上说:“那好啊,到我们公司做销售吧。”“那我干什么?”龚女士在一边脱口而出。我心里一动。那边朱先生已接口:“你们一起做嘛。”“您让张小姐做销售可是屈她的才了,瞧她的风度气质天生做公关的材料,应该让她做公关去。”龚女士一副为我打抱不平的劲儿。“没关系嘛,她可以公关销售一起做嘛。”龚女士马上表现出欣喜的样子说。好啊,来吧,欢迎欢迎。“然后她找了个话题开始神聊。时间在这无聊的话题中一分一秒过去。我心里暗暗着急。给我的面试时间只有一小时,而龚女士却丝毫没有住口的意思。杨智见状说要去弄一下车先离开了。龚女士还在侃。当时间只剩下5分钟的时候,她好像恍然大悟地说:我去一下洗手间,你们单独谈谈吧。”可5分钟能谈什么?没说两句,杨智就回来了。说车已弄好准备走吧。龚女士也回来了,口里还嚷嚷:你们谈的怎么样?我见事情弄成这样,连工资待遇都没谈,谁能做出决策?而朱先生明天就回香港。我问朱先生可否下午找时间谈半小时。朱先生连说可以可以。然后他上楼去换衣服。龚女士热情地让我跟她先回公司等朱先生。我问她朱先生下午什么时候有时间。她说一下午都有。我一看她拿出日程表说不是要开董事会吗?她噢一声说:取消了。我便放心地跟她回公司。一路上她告诉我W公司许多问题劝我能另谋高就,真要来也要多向老板要工资,不可低于5000元。我一直迎合着她,但心里对她的用意已很清楚。
到W公司,龚女士让我在一间空屋里等着,说一会儿朱先生回来她打电话叫我。我等啊等,一等就是一个半小时。一看表快5点了。就准备离开。一出门遇到杨智。看见我,他奇怪地问:“你不是走了吗?”我说龚女士让我等着呢。他说:“别等了,董事会一时半会儿开不完。”“董事会不是取消了吗?”“谁说的。”杨智说完匆匆回到会议室。
看来龚女士是想让我失去最后见朱先生的机会。
而见不到朱先生,我怎么可能来W公司?
可我什么地方开罪了龚女士了呢?
我百思不得其解。心情沉郁的厉害。不愿去面对一个可能的敌手。可W公司又的确是我人生路上的一个机会。朱先生又是这么一个高智慧的老板。
一时间,何去何从,我很迷惘。
杨智来电话了。说老板愿意聘我。工资给了我除杨智、龚女士外最高的工资。职位为经理也没问题。问我何时能来上班?
不知为什么,对杨智我有一种信任感。就把自己对龚女士的顾虑说了出来。他说:“我知道她不愿意你来。不过你不必介意。工作嘛!”我说为避免矛盾我希望朱先生能和我明确我的责权利。因为在一个对我充满敌意的女上司手下做事,这是我目前想到的唯一可以保护自己的措施。
杨智让我给香港打了个电话。电话里,朱先生声音严肃得像个老板。说职位、工资没问题,但不服从龚女士的领导是不可以的。我说我当然服从领导但我希望了解我的责权利以免工作扯皮大家不愉快。他说我过于多虑但又表示对我的顾虑理解。这电话打了半小时,我们谈得很不错。末了,我还开了句玩笑问:“我像不像一个体贴上司的助理?”他说:“你像总经理。”说完哈哈大笑。
就这样,我成了W公司的Sales Manager(销售经理)。
我以我的工作角色第一次直面龚女士极力想掩饰但掩饰不住的敌意。
但我并不在乎。我受聘于老板,只要老板欣赏我,在工作上能用我,我勿须顾及其他。而且以我一向的为人之道,总相信凭我的真诚、善良,能消除龚女士由于不了解我而产生的敌意。都是为老板打工嘛,何必呢?
可事情远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
人生中的许多事,光靠真诚、善良是没有用的,尤其是竞争环境下。如果眼前只有一碗饭,原来一个人吃是丰衣足食的,而你的到来,使一碗饭要分出一半给你,那么不管你再真诚、善良,也不会受那个人欢迎的。更何况,当那个人认定了,你不仅要分去他这半碗饭,有可能哪一天,你会把他那半碗也要夺去,他对你的敌意便不能是一种真诚、善良的品德所能消除的了。
因此当进公司第一天,杨智给我介绍公司情况,说我是朱先生聘的唯一一个经理级员工。这公司虽然五脏俱全,好歹应该有四、五个部门经理,但老板一个也没给职位,工资也没我高。又告诉我杨智和龚女士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杨智主管行政财务,龚女士主管业务。所以目前情况下,她是公司业务部实际意义上的部门经理。
我突然明白了龚女士敌意的缘因。她是业务主管,老板又聘我做销售经理,这对她意味着什么?尽管我做事虽求完美但无野心,但谁信?
尽管我小心翼翼避免和龚女士产生摩擦,但冲突还是不可避免地来了。
事情起因不大。
进公司一个多月了,作为业务主管也不分配给我任何工作做。业务部除她、我外还有秘书三个人,竟是两个格局。业务方面的事,她一概带着秘书,回避着我。我很窝火,但也无奈,便帮杨智做一些公关方面的事。见我帮杨智做事,龚女士那边又不平衡了。觉得我是她部门的人,怎么不帮她做,却去帮杨智。于是便开始时不时地即兴驱使我去这个展览会取资料,去那个展览中心看展览。而且事先并不与我商量,也不问问我手头有没有事。常常当着秘书王小姐“交待”工作。一次二次我忍了,三次四次我也不客气了。说:“这件事王小姐去就可以了,我手头有事丢不开。”当我这么说的时候,我感觉到她的恼怒,但她强忍着没有发作。
又一次类似的事发生了。我正写一份报告,她让我下午和王小姐去展览会。我问可不可以明天去。她说不行。我便说:“我下午有事。”她当时的脸阴云密布。冷冷地说:“请来一下会议室。”
我们开始了第一次正面交锋。
“知道吗张小姐,如果一个人侵犯到我的工作利益,我是会奋起抗争的。”龚女士竟然开门见山地点到了问题的实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