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山的世界（第1页）

人与山的世界

人与山的世界

陈祖君

中国新文学各种文体的发展，已经过了近百年的摸索。得益于西方现代文学理论的引介和借鉴，诗歌、小说和（戏剧影视）剧本的创作，均有了较为明显的突破——这种突破或“进步”，从今天的文化全球化、同质化危机中反观，其收获与失落同样堪忧。唯独散文这一具有悠久历史的传统文体，一个世纪以来历经西化、政治化和商业化的考验，在颠簸、摇摆的发展过程中始终稳住了一只脚跟，收获一些色味纯正的花果。严风华的长篇散文《一座山，两个人》，是现当代作家中为数不多的纯散文创作的重要收获，不仅在广西的新文学史上罕见，在当代中国文坛乃至跨国界的全球华文文学领域，也极其稀少。

从创作旨趣上看，严风华继承的是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汪曾祺、贾平凹的一脉。从连续性长篇散文的体例上看，《一座山，两个人》是继沈从文《湘行散记》、贾平凹《商州初录》和《商州又录》之后又一次成功的探索与实践。在写作理念上，严风华注重“闲适的心情”与“生活的味道”[1]，追求简单、朴素、性情。他说：“感受朴素一些，想法朴素一些，笔调朴素一些，真性情就出来了”[2]，“简单和朴素，其实就是人的一种气质和涵养。这是一种思悟的结果，是对生活透彻的体会”[3]。

长篇散文《一座山，两个人》，写的是作者“在一个边境山林里偶作闲居时的所见所闻所思”[4]。作品中不仅散发出一股“浓烈的土地的气息和日子的气息”，而且带有一种“找到了归宿，找到了温暖，找到了宁静”的“回家的感觉”，**剔城市生活的焦躁与争斗，“一切和谐，散淡，悠然”[5]。严风华把乡野情结当作一种“意趣”、一种“嗜好”和“**”，甚至是自己“唯一的浪漫”，用以拒绝城市的管束、**、争斗和陷阱。他说，“因为乡野简单，简单了就可以轻松自由”，而“梦想的实质就是一种**，一种期盼，一种追求，一种向往”，“我越来越向往日子的单纯与安静。这种向往，竟成了一种嗜好”。（7～10页）黄伟林指出，严风华“以回归土地的姿态，展开了一个现代人的心灵诉求”，并把《一座山，两个人》与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韩少功的《山南地北》同归为“从自然那里寻求精神的力量，为心灵寻找栖居之所”的新时期长篇散文谱系，他认为，“也许严风华没有韩少功那种宏大的担当，但他的回归土地同样反映了现代人面临的精神烦恼”。[6]《一座山，两个人》的创作，不仅面对了“城市与乡村”的现代文学母题，且已关涉到更为广泛的“言志”、“载道”以及个人、社会、自然等等无法回避的文化层面，促使我们对中国现代散文的由来及其艺术身份进行梳理和探讨。

一、什么是散文？

什么是散文？或者说，什么是中国现代散文？周作人指出，“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小品文两者所合成”[7]。他希望新文学作家去学习外国文学里的叙事抒情“美文”的做法，“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并明确表达自己的看法：“他的条件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只是真实简明便好。我们可以看了外国的模范做法，但是需用自己的文句与思想，不可去模仿他们。”[8]尽管朱自清认为周作人与名士派“至多‘情趣’有一些相似罢了”，其实“他（还有鲁迅、徐志摩等）所受的‘外国的影响’比中国的多”，[9]但周作人说：“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10]并反复强调：“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小，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虽然在文学发达的路途上复兴与革命是同一样的进展。……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思想上固然难免有若干距离，但如明人所表示的对于礼法的反动则又很有现代气息了。”[11]他认为，“有些闲适的表示实际上也是一种愤懑”[12]，“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13]，“凡是载道的文学，都得算作遵命文学，无论其为清代的八股，或桐城派的文章，通是。对这种遵命文学所起的反动，当然是不遵命的革命文学。于是产生了胡适之的所谓‘八不主义’，也即是公安派的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的复活”[14]；现代的散文“因时代的关系在文字上很有欧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显的改变”，但它“好像是以一条湮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15]

对于五四小品文的成绩，胡适、鲁迅、郁达夫等人都有很高的评价。鲁迅认为“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但因为常常取法于英国的随笔（Essay），所以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是为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在表示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16]。郁达夫认为“现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从前的散文，写自然就专写自然，写个人就专写个人，一议论到天下国家，就只说古今治乱，国计民生……；现代的散文就不同了，作者处处不忘自我，也处处不忘自然与社会。就是最纯粹的诗人的抒情散文里，写到了风花雪月，也总要点出人与人的关系，或人与社会的关系来，以抒怀抱”，所以，除了个性的表现及范围的扩大之外，“现代散文的第三个特征，是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的调和”[17]。而胡适的评价，不仅高度肯定了现代散文的文学史成绩，还对小品散文的艺术特质加以概括：“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18]

在《雨天的书·自序二》中，周作人说：“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但是看古代或外国文学才有此种作品，自己还梦想不到有能做的一天，因为这有气质境地与年龄的关系，不可勉强。像我这样褊急的脾气的人，生在中国这个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19]朱光潜读了这段文字，觉得他过于谦虚，并认为“在现代中国作者中，周先生而外，很难找到第二个人能够做得清淡的小品文字。他究竟是有些年纪的人，还能领略闲中清趣”[20]。1930年，周作人查考文艺史上或并存或对峙的集团的“文以载道”与个人的“诗言志”两种新旧势力，给小品文进行了身份定位：“小品文是文学发达的极致，它的兴盛必须在王纲解纽的时代。……小品文则在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它集合叙事说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里，用了适宜的手法调理起来，所以是近代文学的一个潮头，它站在前头，假如碰了壁时自然也首先碰壁。”[21]

虽然鲁迅曾对当年小品文成为“小摆设”“供雅人的摩挲”，“特别提倡那和旧文章相合之点，雍容，漂亮，缜密”的趋势提出批评，他所倡导的“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挣扎和战斗”的“生存的小品文”[22]，得到了茅盾的响应：“小品文在‘高人雅士’手里是一种小玩意儿，但在‘志士’手里，未始不可以成为‘标枪’，为‘匕首’。”[23]而后逐渐成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散文创作的主调。[24]但就是鲁迅、茅盾两人，在申明“应该创造新的小品文，使得小品文摆脱名士气味，成为新时代的工具”的同时，对小品文也并不全然否定，认为其之所以“流行”，“有它的社会的要求”[25]及“给人愉快和休息”[26]的作用。鲁迅虽然认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应该描写“真实的生活，生龙活虎的战斗，跳动着的脉搏，思想和热情”[27]，但他在演讲中还表示，“做文学的人总得闲定一点，正在革命中，哪有工夫做文学”[28]，“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29]。茅盾则认为，即使小品文演到了“自我中心，个人笔调，性灵，闲适为主”的“最后的一幕”，“也未便认为只是个人的动作；这还是社会气运的反映”[30]。

综上所述，不同于小说、诗歌和话剧，中国的现代散文并不全然是舶来品，而是一种具有深厚传统的文体。其叙事抒情讲求真实简明、不拘格套，风格或冲淡、幽默，或富丽、激越等等。不同的历史时期曾有厚此非彼甚至举此废彼的现象，但在一个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对话及艺术多元化的时代，对于文学的中国性、民族性的追问和呼唤，使重新审视和辨别现代散文的文化传统成为可能。

二、山之意趣

《一座山，两个人》中的山，既是现实生活里坐落在中越边境的真实的山，又是作者心中的梦。它不仅暗示着与“城市文明”相对的一切，还时刻唤起作者童年的记忆，召回一种“原乡”的感觉。用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词来说，就是“静”和“甜”。

“静”、“甜”与“闹”、“杂”，是两种不同的生活状态。前者代表了乡野的简单、朴素、真实、清爽，后者与城市的热闹、欲望、虚伪、繁杂等等不无关联。城市“有太多的管束，有太多的**，也有太多的争斗，有太多的陷阱。城市其实就是一方看不见的沼泽地，时时让你陷入其中，时时让你挣扎，不得安生”，而“乡野坦****，有满眼翠绿的青山，有清澈宁静的溪流，有生机勃勃的庄稼，有炊烟袅袅的农舍，有清丽悦耳的鸟鸣，有明净安详的浮云，有弯腰曲背的劳作，有放牧草地的悠然……面对这一切，完全可以放纵眼睛，放松思想”。（8～9页）城市的争斗与嘈杂使人心胸狭窄抑郁，眼光总是在繁杂的人事和俗务中打转，而山野的开阔坦**和宁静单纯，可以让人安下心来静静地体味和思考人生。“孤独是一种孕育智慧和滋养心灵的行为和过程。体验到孤独的滋味，那是一个人的幸运。”而城市甚至“没有产生孤独的环境；若是有，那是自己制造出来的”，所以，要到山里感受孤独的滋味，就“需要淡漠，需要舍去”，因为对大多数人而言，他们“之所以为生计奔波劳碌，就是为了涌向城市，拥有一份难得的舒适和热闹”。在上石镇的山里造了一间自己的瓦房之后，作者这样描述第一次独自在山中过夜的“孤独的美妙”：“此时的孤独，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滋味，像药酒一样，散漫全身，最终悄悄地潜入了我的心灵，一点一点地为我筑起了一座简朴而又清净的营垒，让我曲卷在那儿，静静地歇息。里面似乎很黑，但很空旷，幽深，我看见了无数的繁星，听到了遥远的天籁，碰到了一些古怪的人……阮籍吟着《咏怀》，从一道孤独的风景里走来。徐霞客也是风餐露宿，孤独前行。……我无法一一认识他们，但我从他们几个的眼神看见了从容和快乐。”（以上文字见39～43页）与自己对话、与古今中外的人对话，当然是“静”的好处之一。对于山里的空气、水、米、鸡、鱼、松鼠、青豆、辣椒等，作者常常只用一个字——“甜”来形容它们的味道，人的生理味觉，其实包含着一种认同。儿时的经验与性情，使作者把土地视为一种肌肤，赤着脚去“抚摸这样的肌肤，会踏实，满足，安详”，且可“剥去伪装，废除级别”，因为土地是“善良、平实和宽容”的（59～61页）。

“梭罗用瓦尔登湖来营造他的心灵世界，我用一座山来构造我的心灵之窗。”（118页）作者在山里觅地造房，将近十年坚持每月乘车到山里小住，以一个“这片土地的主人”而非“过客”（28页）的爱，写出了乡野的静美以及“找到了归宿”的“回家的感觉”。但就在亲近土地、拥抱自然的这份“和谐，悠然”背后，又隐隐透出一种城市人“无处归去”的悲哀与无奈。一次又一次，作者来了、又走了，这种短暂的闲居，是作者“在尽可能地远离生活中常常发生的那种无端的伤害和干扰”，是作者“用行动直接表达了我对这种伤害和干扰的强烈的憎恨和厌恶”（52页）。“我不避世，但我需要静心，需要抗拒。”（100页）山野的清静与孤独，可以让人“避开烦劳，避开嘈杂，避开世俗，让心清一清，静一静”（98页）——这正是“止嚣庐”定名的用意。对作者而言，孤独不过是烦劳与热闹中的一种休憩，一种短暂的安慰，甚至还是一种收获：“孤独是一种心灵历程，慢慢地走过去，能感受出很多东西来。”（99～100页）但在老伯身上，这种孤独却是沉重的：

一座山里，老伯一个人独处了多年，我每次来，一眼便感到了他的孤独；他的孤独，又很快就感染了我。我便在孤独的氛围中，将心敞开，想一些该想的事情，尔后又觉得看到了一片热闹。（118页）

老伯一生未娶，独居山林种果养鸡为生，除物质匮乏外，漫长年岁的孤独，几乎成为不堪承受的煎熬。他唤鸡鸭猫狗为“小的们”（124页），并把草木蛇虫当作自己的“一个伴”（51页）。在作者看来，“山里必然单纯无扰，平静清幽”，但从老伯身上，他更体会到“人世的艰辛和烦恼”（146页）。他说：“城市人相聚是为了应酬、活络关系，山里人的相聚是为了解闷。”（138页）“人总是生活在矛盾之中。城市热闹但不清爽，乡下清爽但不热闹。……没有多少人能达到城里城外进出自如的境地。”（30页）这些不乏自剖性质的思考，丰富和深化了乡野情结的内涵。

对严风华而言，山的意趣不仅在于拒绝都市文明的侵蚀，还在于坚守自我的艺术立场和趣味。他对城市的批判，总是蕴含在乡野生活的静的观照与孤独的思考中，而简单朴素、平淡自然的艺术追求，承续上个世纪中国作家对现代散文的探索，巧妙地将人性、社会性与大自然调和，在雍容的气度中呈现出一种本色的乡土情味。《一座山，两个人》的写作，即使面对梦想与现实的矛盾，个我体验与社会风尚的冲突，也能摆脱流行观念的影响，寓动于静，化焦灼为娴雅，在城市与乡村的对视中，把个人的所思所感化为漂亮纯正的文字。

三、人的表现

《一座山，两个人》虽然写的是一个人到山中的闲居生活，充满了个人笔调，但通过作者的观察和思考，同样表现了历史的变迁与时代的状貌。作品写到各式各样的人，他们的生活、他们的行动和思想，无一不是这个时代的真实写照。只是作者用了一种个性化的、平淡到几乎察觉不到其感情流露的文字，把所见所思融进一幅幅静静的乡野风情画中。

他写自己及老伯的身世和“文革”中的批斗，并不用一种诉苦或批判的语调，而是淡淡地做了交代，似乎仅把它们作为乡野情缘的一个来由。“我们无端与父母隔离，终日无人诉说；姑妈又因家庭出身不好，一直要求我们不能多跟村里的孩子玩，不能跟大人说话。生怕说错了话，惹事。唯有我那个勤劳、乐观的二表哥，倒是给我们制造了不少的快乐。他带我们到村外，教我们装鸟、掏鸟窝，教我们采野果，教我们插秧，教我们耘田，教我们放鸭子，教我们烧红薯窑。乡野的气息，无论沉重或轻盈，均如丝如缕，不动声色地渗入我们的肌肤和血液，构成我挥之不去的乡野记忆和情绪。只是始终无法明白，当年父母为何总要把我们送到乡下去。”（8页）乡野的乐趣、乡野的劳作，末了让一句“始终无法明白”给不经意地取消，透出一种浅浅的涩味。

同样“不动声色”的交代，用在老伯与他的兄弟身上：“那个年代，家庭出身不好的人，一般是很难嫁夫娶妻的。他性子倔，见一时难以成家，就狠下心终身不娶了。至今便是孤身一人，无儿无女。但由此成了五保户，镇政府每月给予他30斤大米、40元的补助。前些年，觉得在镇上住没意思，就独自搬上山上住了。种果养鸡，卖了钱贴补生活。在镇上，他还有一个妹妹，两个侄子。有一个弟弟，也像他一样，孤身一人，住在山上。就在我们这座山的西边，站在路边就可以看见他弟弟那间孤零零的屋子。”（34页）这种简洁、本色的文字，不仅道出老人寡居的原因，还把他的生活来源也一并带出。具体的数字和方位，一下子勾画出老人的生存状态，真实、确切，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