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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苏娅忽然发现自己生活多年的广州太热太闹，太脏太乱。自己心爱的羊城，怎么会黯然失色呢？想不通自己为什么有这种感受。

离开学还有三天，苏娅就逃命似的飞到了北京。什么也没干，睡了三天。

明年就要开始实习，所以第三学期实际上是在校的最后一个学期。

本学期苏娅计划了许多事，结果只完成一半：出版了一部长篇纪实作品；而电影剧本及配套电视剧《生活永远差那么一点》，酝酿日久，终未能升华成醇醪。

本学期苏娅常无端地不耐烦。致使她与共处一室的司马云磨擦不断升级。

司马云身上既继承了一些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也或多或少地继承了其劣根性。

有一件事颇能体现司马云的个性：

东南某地一位大老板，欲独揽本地烟草专卖权，借此成为超级大老板。大老板找到司马云，请她打通关节，如成功，可得重酬10万元。

这事司马云办得很顺利。

大老板大喜，让司马云在车内坐着，等他办妥最后的例行手续。司马云等了2个小时，还不见大老板出来。如此空等，让司马云烦躁不已，以她的个性，那烟草贩子要是胆敢和她耍花招，劈手夺回批文，就撕他个稀烂。正要付诸行动，转念一想，不好太冲动，闹僵对谁都没好处，就开着那大老板向朋友借来的“丰田”车，返回了学院，有这车在手里扣着，还怕那烟草贩子赖账不成？在停车场泊好车，不经意间看见“CD”唱片中间有一块金灿灿的手表，便顺手拿过，装在自己的手袋中。她的“地雷专家”这许多年来，一直戴着他们结婚时买下的“上海”表，早应该改朝换代了。

次日一早，大老板便来到学员宿舍，司马云说：“我还以为你要瞒天过海呢。”

大老板忙说：“岂敢岂敢。”向司马云要回车钥匙，与她一同来到停车场。

打开车门，大老板东翻西找，神色凝重起来，急惶惶问司马云：“你昨天见到车上的一块手表吗？”

“没有啊。”司马云面不改色，心下思忖，此人也忒小气，不见了三五百块钱的表也这么大惊小怪，真正不失农民本色。

大老板顿足道：“糟糕！这是我为你预备的谢礼呢，卫星发射纪念金表，市价10万，再转手起码12万啊！”

司马云红了脸，说：“是我运气不好。丢了就丢了吧。”

大老板自然心中有数，说了些客气话，给了5千块茶水费，并有意无意把购买金表的发票丢在地上，称谢而去。

司马云赶紧收拾起金表发票，回到宿舍，对苏娅咧嘴一笑：“真好笑，我偷走了我自己的东西。”

苏娅也觉好笑。

苏娅与司马云闹翻，为的是一件比这更好笑的事：司马云的一个平凡的连环屁，吓退了苏娅的一句不平凡的呼之欲出的好诗。

这一天是星期五，苏娅傍晚时分打电话回广州。儿子关东说：“爸爸又去桂林了。”

近来关山海老在星期五去桂林，桂林分公司金经理精明能干，是老“期货”了，用得着总经理每个星期都去亲临指导吗？何况，指导业务为什么总选在星期五？周末周日期货“休盘”，他又能有什么作为呢？千回百转就绕到了羊秘书身上，一想到羊秘书就想到酒店客房门锁上的“请勿打扰”，越想越觉得大有问题。苏娅在桂林时，曾明智（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又很不明智）地避开了这个问题。而事实上所谓的“避开”永远是自欺。

想到自欺就很烦，很烦就很难写出好诗。好不容易快要揪住一句，却被司马云很没有诗意的响屁吓退，苏娅一下子气上眉尖，掷笔发火：“你放屁不能斯文点吗？”

司马云大惑不解，苏娅从未如此顶撞自己，憨笑一声：“你怎么忽然管起屁事来了？”

“恶心！”苏娅脱口而出。

“我大大方方放屁恶啥心？偷偷摸摸放屁那才真叫恶心。”司马云也认真起来。

苏娅仍然有点不讲理地重复那两个字：“恶心！”

“你真的这样看我？”

“恶心！”苏娅已近乎孩子气。

一连三个糟糕的“恶心”激得司马云跳起来，从苏娅床底下捉出她“开夜车”用来煮面条的电炉：“你违章烧电炉就不恶心？”

抓过电炉，隔窗扔下四楼，也不管是否对人的生命安全构成不堪设想的威胁。

苏娅也不甘示弱，站起身，一脚把司马云夜里使用的痰盂踢出门外。

自此，两人再不说话。

无端与司马云闹翻，汪静等一干与司马云有嫌隙的同学，拍手称快，苏娅更多的倒是惆怅，甚至有几分歉疚。其实她并不觉得司马云怎么“恶心”，尽管司马云身上有着某些恶习，但一年多来，并没怎么计较，她能够理解，人们为了美好地生存，有意无意间做下的一些不太美好的事儿。难得的是：司马云做出不文之事，并不掩饰，做过之后，便坦****地说：“我又做了一件卑鄙事……”天下远比司马云卑鄙的大有其人，可有谁大大方方坦言自己卑鄙呢？就凭这一点，已觉得司马云堪称“君子”。只是因为自己实在没心情，也就懒得去同司马云和解，就这么不声不响，各怀各的心思，也没有什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