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为什么古人认为只有科举才是正途（第1页）

17为什么古人认为只有科举才是正途？

科举的登场实际上是很晚的。

先秦时期，国家选用官员的主要手段是“世卿世禄制”。天子分封的诸侯，要么是贵戚、功臣，要么本身是天子的至亲，一般都是嫡长子。诸侯国有自己的构架，国君之下，又有卿、大夫、士。诸侯对官员的选用，也是任人唯亲。

然而，家族里的人才并不能满足统治者治国的要求。所谓“肉食者鄙”，贵族缺乏民间实践与阅历，一直待在高墙之内，对现实的认知一代不如一代，很多情况下为政水平确实差劲。因此，选拔民间人才的“乡举”，就作为世卿世禄制的一种辅助手段，闪亮登场了。

在民间，人才主要靠长官推荐。可国君也不是傻子，不是下头人说他有才，他就有才，被推举的人也是要经过考核的。当时考核的主要内容，正是孔子所说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每一项都有相应的评分标准，外加道德、品性的评述。

选定之后，把这些人才填充到政治系统里面，凭借他们的聪明才智，让整个系统流畅地运作。这些民间人才，就是真正“干活的”。

如果你特别有才能，乡大夫会将你推荐给诸侯，诸侯又会把你推荐给天子，这就叫“贡”。但天子其实不知道你这个人的品行如何，更不相信诸侯的保证——诸侯指不定在耍什么心眼儿呢。因此，天子索性不去看你的保证书，只进行一项标准化考核——射箭。

在天子看来，射箭是有铁一般标准的。中就是中，不中就是不中；准就是准，不准就是不准。与此同时，射箭时的各项礼仪、动作，也能充分反映此人的心态。态度是不是用心，脑子是不是好使，行事是不是会说不会做，一目了然。这就跟驾考科目似的，有一套相对稳定的评价标准。但实际上，这样的考核与考生治国能力的关系确实不是很大。

到了汉代，就出现了“察举制”与“征辟制”。征辟制，是由皇帝直接征用地方上的优秀官员。察举制，则是由地方长官推荐人才，由国家进行考试。

此时的考试，只是作为察举的辅助，基本上推荐上去的人选就没有被退回的。其中道德标兵叫“孝廉”，文艺标兵叫“秀才”。

不必问，孝廉必须孝顺尊长、廉明正直，秀才必须知书达理、博古通今。这看起来是很好的制度，然而事情是人办的。只要是人办的，就有人的因素在里面。由于能充任官员，从中渔利，推举人才就变成了有利可图的大事，滋生腐败在所难免，导致了让人哭笑不得的情况——“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推举出来的秀才，有的连字都不会写；推举出来的孝廉，常常打骂亲爹。说是“寒素清白”之人，当地人都知道是个地痞流氓，平日里凌虐百姓，强奸妇女。说是选拔“高第良将”，推出来的将领连炮仗都不敢点。

但在汉朝，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也就是说，本来朝廷为优秀的平民子弟打开的上升通道，在帝国中晚期贵族的一再渔利下，几近关闭了。让平民子弟平步青云，与世家大族争夺官位，根本就不可能得到世家大族的支持。所以，由贵族长官所推举出来的“人才”，只能是世家中的各种二代、三代，所谓自己的官场自己玩。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就诞生了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是对察举制的一种提升，它要求各州推举大中正一名，为了避免地方操纵，大中正由中央直接控制。

大中正下，又有小中正，在各郡县任职，这一官职依然是地方推举，中央审核。中正官调查、品评民间的人才，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每一项都有相对客观的评分标准，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察举制似的腐败滋生。

但是，九品中正制依然是门阀制度下的产物，是有局限性的。

当时的社会唯血统论，凡选人才，先看你的出身，再看你的才能。出身贵族，就能被打高分；出身不好，能力再高也还会被评为下品。依然是贵族抱团给别人设置门槛，严重地降低了国家本身的战斗力。没遇见什么事还好，一遇事，贵族集团们往往仓皇无措，溃不成军。在纷乱的时代，唯有不拘一格，选用真正人才的集团才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最终，真正能选拔出民间人才的制度——科举制，登场了。

科举考试为唐代以来的中国筛选出了大量的人才，我们目前所知的历史名人，多半是科举出身。唐宋八大家中，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都是进士。苏洵没考上进士，但至少还是个举人。唐代知名诗人中，杜甫是举人，陈子昂、张九龄、崔颢、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都是进士。王维、贺知章则是状元。宋代官员中，寇准、包拯、沈括……都是进士。明清更是如此，绝大多数名垂青史者，都是科举考试的佼佼者。

网络上曾有人拿历朝状元不出名的事，论证科举考试无法筛选出真正的人才。但事实上，状元只是科举中一甲三位进士中的头名而已，也是“进士”之一，并不能说明水平吊打其他人，只是他当时写的文章被皇帝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