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国家的财富（第2页）

我们公司具有切实提高消费需求的经验，因为，我们在世界大多数地区都有分支机构、分公司或合资公司，在这些部门中，我们采用与我们在美国相同的生产方法，工资待遇与国内几乎一样，而各地的结果却极为有趣。我们在国外付给工人的工资是当地工人的两倍或三倍，付的薪水高，得到的产品成本却很便宜。这些国外工厂并不是美国人在那里工作，通常都是在底特律培训过的当地人建立和管理的，但是，一旦进入正规以后，雇员全部从当地招聘。在爱尔兰工厂的都是爱尔兰人，在英格兰和巴西工厂的分别是英格兰人和巴西人，全世界其他地方也是这样。我们知道，不这样做，我们就无法提供良好的服务。

不妨看一看我们设在考克的工厂。我的祖先来自考克附近，这个城市有一个优良港湾，很多地方都适于建造工厂。我们选择爱尔兰设厂是因为我们想推动爱尔兰的工业发展。现在看来，其中确实有我个人的感情因素。1917年该厂开始动工，由于爆发战争，1919年工厂才完全建成。最初，工厂的设计目的是生产拖拉机，并向欧洲各国销售，但是，后来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拖拉机厂改造成铸造厂，用来向我们在英格兰的工厂供应铸件，将来这个厂还要供应其他工厂。

多年来，考克一直是一个劳动力自由散漫而又极度贫穷的城市。

当地有一些酿造和制酒业，但没有真正意义的工业。人们的最大希望便是一周能到码头上干二三天苦力，因为这样他可以得到60先令或15美元，而出外做农活，一周他最多只能得到30先令，而且这种工作很不稳定。

每个做工者及其家庭简直含辛茹苦，度日如年。他们没有家—只有破旧的布被，除了身上的破衣服外，根本没有什么可以换的衣服。我们从底特律工厂派来三个人指导生产。现在该工厂正式雇用1800名员工。他们每天工作八个小时，每周工作五天—非常稳定。

平均工资是每小时2先令6个便士—一周5英镑，最低工资是每小时2先令3便士，或者每天18先令。这笔工资非常稳定—每周如此。这样的待遇，他们以前都没有听说过。迄今根本没有人辞职，而申请者却很多。爱尔兰人爱冲动，但他们从来没有对我们抱怨过工种重复枯燥，只是刚开始的几个月有人埋怨上班期间不准抽烟很难受。

工人的高工资收入对他们的家庭有立竿见影之效。你可以从新员工妻子身上看到这些变化。妻子常常为他们的丈夫送饭。刚开始的几周，妻子的身上披一件破围巾，随后，又换上一顶帽子，几周后便穿上了礼服或西装。员工晚上也不再在旧衣服店挑挑拣拣了。

除了工作服以外，他们还有自己的休闲服装，晚上，携夫人去电影院看电影。以前，工人们一领到工资就会喝得烂醉，现在这一类事件在我们员工的身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以前周一早上穿着破烂的男人们，现在却焕然一新，仪态昂然。尽管他们以前都没有花钱的经验，现在他们很快学会了该怎么有效地利用手中的钞票。

更有趣的是考克工厂的工人们对毁灭性革命的态度所发生的变化。当地政府多次告诉工厂总监要把工厂变为军火工厂。他总是加以拒绝。终于有一天，一辆军车载着15个士兵开进了工厂，负责的年轻军官交给他一份明细单，上面是他要拉走的机器。总监告诉军官这些机器并不是生产军火的机器，而且只有机器还不够。但是，军官执意要命令士兵们搬走机器—他要立即采取行动。但是，总监的一席话最终起了作用：

“这些车间里有1800名优秀的健壮青年。如果我告诉他们你们要搬走这些机器，我们都可以猜得出他们会做什么。我建议你们不要惹麻烦，赶快离开这里。”

军官接受了建议。待遇良好的工人并不喜欢具有破坏性的革命行动。我们工厂的一些雇员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汽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税收的降低，绝大多数员工们都会拥有自己的汽车，随着员工拥有汽车数量的增多，整个国家的生活水平也会提高。

英格兰的主要麻烦在于工会组织，人们被严格地限制在某一个行业工会里。我们的汽车工业不存在行业工会，虽然我们不反对工会，但我们不与他们打交道，因为我们认为，在我们的管理中，他们不能提供任何帮助。一般来说，我们提供给工人的工资比任何一个工会要求的都高，工人的就业非常稳定，我们和工人没有什么冲突。

我们工厂里的员工的生活水平在英格兰是相当高的，员工们干得不错，我们的成本很低—当然没有在美国的企业低，因为在英格兰我们没有规模生产，但是，我们的生产也足以告诉人们，用高工资和不限制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英格兰也可以形成高工资、高需求的市场。我们工厂里的每一个工人都是一位投资者。

1907年我们首先将汽车引入法国，1914年正当我们计划筹建一条汽车装配线时，战争爆发了。不久，我们为军事部门供应救护车和运输车，1916年，我们在博多克斯建立了一条装配线，厂址距海岸60英里。三年内，工厂只为战备用，共为法国政府生产了11000辆汽车，当然，该工厂现在只为和平时期的交通用。我们依照自己的方式在博多克斯雇用员工300名，生产毫不费力地达到了我们要求的水平。目前我们又在巴黎建立了一条生产线，每天生产150辆轿车和拖拉机。正如人们想象的，法国工人在节约方面非常出色。法国工人都被认为是社会主义者，但在我们工厂却从来没有发生过此类事情。

1919年我们在哥本哈根建设了一家工厂，在那里我们第一次和劳工政府打交道，政府对工人的工资、工时和劳动环境都做出了严格规定，实际是将工会的要求颁布成法律。我们雇用的员工包括理发师、铁匠、伐木工人等，只要能劳动我们都愿意雇用—和其他地方一样，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天2。25美元。

当地政府要求我们依法进行分类。每个车间都要按照一定的规模进行分类—其实我们的工资标准要比同等规模的其他企业要高得多—我们绝不能算一个铁匠铺吧，而这一类是最接近的！

当时，很多根本不是铁匠的工人也反对这样称呼他们的工作岗位。

我们工厂的目的是要提供服务，但是如果不按照政府的方法分类，工厂就不准开工！

我们在安特卫普、鹿特丹、巴塞罗那和特里斯特的经验和在欧洲其他地方大致相同。我们发现，不管在哪里，人们都愿意一直为我们提供的工资标准而工作—他们工作得非常好，我们的效益往往比当地工资较低的企业更好。较高的生活水平来自较高的工资收入。但是，各地政府都喜欢将产品价位定在工人的购买力之上。

例如，仅仅由于政府的税费，我们在某地的旅行车售价就相当于美国市场的两倍半。这样的税费不仅制约消费增长，反而建立了一支没有任何生产能力的大军。

我们在南美的分支机构也有同样的遭遇，所不同的是，该地区几乎是一个工业空白地区，因此，我们不得不从没有任何技术的奴仆中招聘工人，当然，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个例外。南美的分支机构主要设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巴西的圣保罗，乌拉圭的蒙得维的亚地区。在这些地方我们都无法完全实行福特公司的工资标准，因为美元的购买力在当地太高，如果按我们的标准支付工人工资显得太荒诞。我们的工资标准将随着这些国家的发展逐步提高。

在这些尚没有什么工业的国家实行标准工资制度是一个全新的实验，更有趣的是观察汽车对这个国家的影响。因为虽然巴西是全球面积的十五分之一，而且资源非常丰富，但尚没有开发交通设施。

一个国家的发展和交通建设是相适应的，巴西的绝大多数地区只有六个月的汽车使用时间，因为其他六个月里，地面太泥泞，汽车无法行驶。

我们分支机构的成立时间还不到一年，但工资已经很高—比表面上看起来还要高，因为工资非常稳定—而且开始生效。

工人们的住房条件还没有出现大的改进，但他们已经开始购买更多的服装、更多的家具，并且已经有些储蓄。他们还不十分熟悉怎样处理自己的收入，但他们并没有因为收入超过了他们的需求就辞职不干—这一点我们原来很担心—他们也没有养成挥霍的习惯。

他们很快就着手培养更多的需求，物质文明便开始启动。汽车工业将缔造出一个崭新的巴西。当地人虽然不完全适应机器或纪律约束，但很快开始装配和修理。他们学得很快—很可能因为他们明白学习的意义。

东方在很多领域也正在觉醒，来底特律的外国学生中没有比中国人和印度人更热情的了。他们知道，拯救他们祖国的唯一办法就是引入动力开发技术，以便于形成国内消费市场。他们憎恨外国资本对他们祖国的剥削，但是，他们也急于了解他们自己该怎样做。

我们只能通过在这些国家建立现代化的生产线来帮助他们。这样会通过高工资开发出他们本国的市场。各地都在进行公路建设，汽车成为公路建设的最强大的动力。建设好的公路的程序是：首先你得有汽车，并不是道路带来汽车，而是汽车带来道路。据说，印度的种姓制度严厉禁止道路建设，但在我们的学校里有各种等级的印度学生。他们在那里并肩工作，好像不知道种姓制度似的。当他们回到印度以后，他们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是，如果为我们工作时，他们能忘记种姓制度，那么，看来种姓制度并不那么根深蒂固不可动摇。

说这些琐屑事情有什么意义呢？这些事情并没有什么大背景。

在考克工厂里的工人戴头巾和戴领带有什么区别呢？从围巾到领带的变化只是一个象征，但却是一个重要的象征，它表明，此人参与了现代化生产—他正为这个世界创造财富。任何政治行动都不能建设—只能进行破坏或攫取—慢速发展就是破坏，因为生命并不能永存。

今天，世界最需要的是，爱出风头的外交家和政治家越来越少，由围巾换成领带的人士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