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金钱的用途（第2页）

我们可以以我们自己的工业作为例子。我们的改进大部分来自内部，也就是说，源于企业的内部管理，如工艺的简化、劳动力的减少、成本的降低等，所有这些措施使我们向客户服务的价格大幅降低。

对于这由成本降低而带来的利润，我们有三种解决方法。我们可以说，“我们要把全部利润保存起来，因为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挣得的这笔钱”，或者说，“我们要把成本降低所带来的好处全部装入工人的工资袋中”，或者说，“由于向客户提供服务的成本降低了，我们也相应降低产品的价格，让客户享受实惠”。

在第一种观点中，增加利润属于那些动脑筋增加利润的人。在第二个观点中，增加的利润应归于产品的直接生产者—工人。

在第三个观点中，公众有权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购买所需的服务。

哪一种选择更合理呢？答案不言自明。公众应该享受这笔利润。

雇主不是公众，企业员工也不等于公众。企业的雇主和雇员会享受到降低产品价格从而使企业扩大所带来的实惠。正如以前所指出的，产业绝不能因为某一个阶层而存在。当产业的目的是为某一个阶层挣钱而不是为全体公众提供服务时，那么，情况就复杂了—企业会不断陷入困境—伪科学家描述为“经济周期”。他们著书立说认为，商业秩序只能运行那么长时间，每隔一段时间，商业就会陷入危机。这完全是一种金钱至上的思想。

我们不需要任何商业滑坡，也不需要任何失业。西进的先辈们一天前进12英里。那时候，每小时16英里是从未听说的行进速度。

现在，汽车一天可以行进六七百英里。问题在于，我们的行进速度有这么快，当驶进闹市时稍微慢一点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也不意味着什么停滞不前。胆小者总喜欢寻找各种所谓经济滑坡的蛛丝马迹，好像是一群神经衰弱患者在管理企业。

研究我们的经济机器的最佳时机已经丧失了，因为在一片繁荣景象之际，绝大多数人忙于捞实惠，他们没有花时间去改进它。当机器出现故障停下来时我们才去正视它、研究它。一台破旧机器不能等到完全不能运转，在机器正常运转时就要对其进行维护。最好的研究方法是在机器高度正常运转之时进行。

然而，人们并不愿意这样做。即使某一些经济观察家们，他们也是为了预测经济不景气才去观察经济运转情况。现在，观察经济不景气已经成为一个行业，那些吃这碗饭的人可以提前躲避。然而，现在没有什么人愿意在经济健康运转时花钱向他们购买灵丹妙药。

如果我们将经济衰退视为不可避免，那么，无疑我们正在丧失良机。人们选择现代医学以求保持人类永远健康，而人们的思维习惯则使我们希望经济永远处于繁荣状态。解决困难的“处方”就是降低产品价格，增加工人工资。除了战争或其他自然灾害以外，只需几家大公司做出努力就可以消除人们对经济衰退的恐慌。

当太阳高照、一切顺利时，我们不愿去思考经济问题，肯定会给我们带来重大损失。顺利时的失误正是未来逆境的种子。然而，一切顺利时，谁也不愿意听别人说三道四挑毛病。那样的改革正是“得过且过”。由于无视经济运行的自然规律而出现经济衰退时，人们才去议论。但是，事故已经发生，我们只得去忍受经济恢复和调整的痛苦。

经济运行的顺境和逆境也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两种思维方式，一种是经济顺境时的保守思想，另一种是经济逆境时的激进思想。

二者之中没有一个可以单独保证经济持续向前发展。激进派认为保守派没有推进经济发展的手段，似乎不无道理；保守派反驳，激进派对于他们批评的任何事项也管理不了。

有一点任何一派都无法否认：责任总是由那些实际负责的人来承担，这些人也被划作“保守分子”—他们的责任使他们不能像激进分子那样不负责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要“保守派”和“激进派”没有达成一致，保守分子将会继续通过客观政策掌管经济机器的运行。

那么，既然如此，会有什么结果呢？很简单：最后，保守派会以人民委托者的身份出现。为了银行和商家的利益，他们也会对商业系统进行某种改进。他们已经显示出为美国带来比其他国家有更多食品和房屋的能力。

显然，既然以委托人自居，那么，他们就要为进一步提高全国人民的福利而做出贡献。这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工程师的角色。结果也许会导致个人财富的减少，但绝对不会使有效资本减少。

最有害的就是这样一种思想：政府可以维修经济机器。政府干预的结果就是收税，用来安抚那些叫得最响的人们。所谓的“进步计划”就是：“我们可以强迫国家为我们服务。”政府的一系列福利援助计划，其实是一种乞丐思维的体现，它告诉人们政府可以向人们提供特权，只要你要求，它可以施舍你任何东西。弱者好像更有力量，其实不然。国家的计划并不意味着“国家”本身施舍他人，而是让全国人民去执行它的施舍计划。

强者支援弱者并没有错，但是，这样做并不能证明弱者就是至高无上的。对弱者的服务如果不能达到扶助弱者独立自强的效果，那么，这样的服务就是错的。形成伸手要的思维习惯是极为恶劣的。

这也正是我们的慈善举措的弊端所在，它既削弱了那些捐助者，也削弱了那些接受援助者。慈善是对一切努力上进的摧毁。

我们的各级立法机关整日被各种施舍方案所包围，这些方案要形成一种机制—使全国各地没有一处不受到恩惠，结果使各阶层之间、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对立无休无止。立法者在很大程度上开始认为，他们的职责就是像护士一样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自立自强消除障碍、铺平道路。立法机构错误地坚持，这些活动会使他们深受大众的欢迎，认为这样做才真正代表人民的愿望。

立法行动试图以法规制度来修正不完美的经济机器。政府的经济学甚为荒唐。政府颁布的绝大多数法律都是为了限制能带来经济进步的人类的自私行为，实际上任何法律也做不到，相反，都严重束缚了经济发展。

再看一看税收吧—这个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政府的活动好像就是征税。没有几个人看起来了解高税收和贫困之间的关系—高税收导致生产的低效益，进而带来社会贫困。人们对政府的真正职能应该是什么研究得也不够。

有一点至关重要，政府的税收不能危害下一代的生活。税收的很重要的借口就是阶级意识。按照人们的收入情况征税是正确的，但是把税收的职能视为阶级宣传的工具是错误的。实际税收中并没有阶级区别—全体人民都在缴税。拥有巨资的人靠诚实劳动挣钱，并如实大量缴税，实际上是公众在提供这笔钱。逃税者留下的税收负担最终还是由公众负担。

正确的方法就是要透过金钱的表面现象认识其本质，这样，便可以克服税收的许多错误。假如某个企业处于扩张之际，税收员向他征收个人所得税，“请缴纳新机器设备税”。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得到的税收的价值难道和一个企业扩张时增加就业和资源利用所带来的利益一样大吗？这样做是在征税呢，还是事实上在没收社会商品呢？

不妨设想一下遗产税征收不以金钱形式而以实际财产形式会出现什么情况。税收员会说：

“我们要搬走一座高炉、两台升降、十台机器和百分之二十五的煤炭作为遗产税。”

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如果认为危害社会的罪犯所有的财产也是有罪的，如果认为剥夺活人的财产是错误的，而剥削死人的财产则是对的，或者坚持政府可以容忍罪恶的雇主在有生之年扩张企业，在他死后则必须剥夺他的企业，那么，上述行为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无论如何，将企业的部分财产作为遗产税搬走比以金钱形式要好得多。遗产总是以多少货币表现出来，然而，事实上并没有货币存在。绝大多数继承的只是一个职位，一个要管理的企业，一份要承担的责任。继承亲人管理或控制一个企业，实际上是在接受一项任务，而该任务完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很多人的就业和许多家庭的生计。

这种谬误在我们国家和其他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它影响和制约了企业的发展—那就是，把企业视为金钱、大企业就是一笔钱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