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工薪（第2页）
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准确地观察和计算的。也许没有一项与我们的经济生活相关的事情能比认识到每天的工作要承担什么样的负担更令我们感到惊异的了。
也许能够精确地测量出—但这要对每天的工作本身造成很大的妨碍—一天的工作耗费一个人多少能量。但完全不可能精确地测量出需要补充这人多少能量，以便他从事第二天的工作。同时也不可能测量出那些耗费的能量中有多少是他永远无法补充的。
经济学还没能设想出替代工人体力的补偿金。用老年退休金的方式可能建立起一种补偿基金。但养老金并不是每日劳动应得的利润，以用于照顾所有的日常生活费用，所有的身体损失，和体力工人不可避免的日渐无力。
一直到现在，曾支付过的最好的工资都不如它们所应该的那么高。企业没有得到足够好的组织，它的目的也未充分地弄清楚，以使它能够把比它应该支付的工资的一小部分更多的工资付给工人。
这也正是我们正在面对的工作的一部分。谈论废除工资制度以合作共有的方式代替它，对解决问题并无帮助。工资制度是我们拥有的唯一的、据此可以进行按劳分配的制度。废除工资衡量的话，我们将陷入普遍的不公正之中；完善这一制度的话，我们将享有普遍的公正。
多年来的经历使我对工资有了一定的了解。我相信的第一点是，除了别的需要考虑的方面之外，我们的销售是依赖于我们所支付的工资额的。我们如果分配高工资的话，这些钱将被花掉，这些钱将使商店老板、批发商、其他行业的生产厂家和工人更富裕，他们的富裕将反过来影响我们的销售。全国范围的高工资将产生全国范围的繁荣。当然，高工资是由高生产带来的。付出高工资却降低生产，那将开始走向死气沉沉的企业。
有时候支付工资对我们是一件费劲的事情。一直到我们完全进入T型车生产后，我们才可能算出工资该是多少。在此之前，我们有过一些利润分配。在过去的一些年，在每年年终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所挣的一部分与工人分享。比如，早在1909年，我们根据服务的年限，分配了8000美元。一年工龄的人得到他年工资的百分之五，两年工龄的得到他年工资的百分之七点五，三年工龄的人得到他年工资的百分之十。对这项计划的反对意见是，说它未能反映钱和每日工作的直接联系。一个人要在他的工作完成之后很久才能得到他该得的一份，而那时候，它的到来几乎就像礼物一样。让工资带上慈善色彩总是一件不幸的事。
然后，工资也未能科学地根据工作得以调整。干甲种工作的人可能会得到一个数额的工资，干乙种工作的人会得到更高数额的工资，而作为一件事实也许工作甲所需要的技术或努力要大于工作乙，除非老板和工人都知道所付工资数额是以比猜测更好的方式确定的，否则的话就会在工资差别中钻进大量的不公平。因此，在1913年，我们开始有时间对整个企业的上千种工作进行研究。然后，给予大笔的分配额，更能够进一步满意地确定每天的工作量，再把所需的技能考虑进去，由此确定了工资等级表。这个表相当准确地反映了一件工作所需的技能和努力—干这份工作的人可以指望多少工资回报。没有科学研究的话，老板不知道他为什么付出这么多工资，工人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拿这么多工资。在把我们企业的工作全部进行标准化计算后，工资等级便确定了。
我们没有计件工资。有些工人是按日付工资，有些人是按小时支付。实际上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有一个标准的生产量。这个生产量标准很低，没有一个人达不到，否则的话，工人和我们都将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挣得了工资。在真正的工资能支付之前，必须有一个确定的工作量。看门人只要到位了便该得到工资。工人则从他们的工作中得到。
有这些事实在手，1914年1月，我们宣布并实行了一种利润分享计划。根据这项计划，任何一项工作在一定情况下的最低工资是一天5美元。同时，我们把每天的工作时间缩短为8小时—原先是9小时—每周工作时间为48小时。这完全是一个自愿举措。
我们所有的工资级别都是自愿确定的。考虑一个举措的社会公正是我们的思考方式。在最后的分析之后，我们为了自己的心灵满足而实行了这一举措。你能使别人幸福是一种很愉快的感觉—你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你的同伴的负担—你把可用于寻欢作乐和积蓄的钱拿出给了大家了。善良的愿望，是生命中很少的几件真正的财富中的一件。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可以赢得他所追求的几乎任何东西，但是，除非在赢得的同时，他还有善良的愿望，否则的话他并不能从中获得什么利益。
但是，在这一切之中没有卷入任何的慈善因素。这一点并不被普遍理解。很多公司老板认为我们这么宣布只是因为我们赚钱了，需要做广告，他们指责我们，因为我们使标准动**不宁—我们违反了尽可能少地给工人工资的习惯。这种标准和习惯完全一无是处。它们必须被清除。有一天，它们会被清除的。否则，我们无法消灭贫穷。我们进行改革，并不只是因为我们想支付更高的工资和认为我们能支付更高的工资。我们支付这些工资是想企业能奠立在一个更长久的基础之上。我们并未分散任何东西—我们是在为未来建设。一家低工资企业总是不稳固的。
也许再没有比这一次宣布的企业举措更引起世界范围的评论的了，而且几乎所有的评论都未能正确理解事实。工人们普遍相信他们一天将获得5美元，不管他们干的是什么工作。
事实和一般的印象有某种程度的差别。这计划是想分配利润，但不是等到利润已经挣得之后—是想在挣得之前便大略估计一下，在某种条件下，把它添加给那些在公司工作超过六个月的人的工资上。它由三种类型的雇员享有：一、已婚男人，与他们的家庭一起生活并负担他们的生活。
二、超过21岁的单身男人，被证明生活节俭。
三、小于22岁的男人，和作为某些亲戚的唯一抚养人的妇女。
一个人首先领取的是他的正常工资—这份工资平均高于一般市场工资百分之十五。然后他才有资格享有一定的福利。他的工资加上他的福利得到的是每天5美元的最低收入。这种利润分配率是以每小时为基础进行分配的。因此，那些每小时工资最低的人能得到最大比例的利润。它是和工资一起每两星期发一次的。比如，一个每小时拿34美分工资的人，每小时拿的福利为28。5美分，这将使他每天能有5美元的收入。一个每小时拿54美分工资的人，能拿每小时20美分的福利—这将使他每天能有6美元的收入。
这是一种分享繁荣的计划。但是是有条件的。那人和他的家庭需要某种程度的清白且是公民，并没有任何父权意图！—有相当大的父权主义确实得到了发现，这就是为什么整个计划和社会福利部门被调整的理由之一。但这个想法最初应该有很明确的对更好生活的激发目的，而最好的激发措施便是有过好合适的生活的金钱为基础。一个生活好的人会把他的工作做好，然后，我们也想避免由于增加工资而降低工作标准。在战争时期，证明有时候一个人的工资增长太快只是增加他的贪欲，并因此降低他的挣钱能力。如果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只是把增加的钱放在工资袋里面的话，工作标准非常可能会垮掉。在这一新计划的实施中，大约一半的人工资翻了一番。它很可能被认为是“轻松的钱”，这种轻松的钱的想法会使工作垮掉。太快地给任何人增加工资都是危险的—不管他以前是一天挣1美元还是100美元。事实上，如果日工资100美元的人一夜之间工资增加到日工资300美元的话，他可能比日工资1美元增加到3美元的人更可能干出傻事。那些有更多钱的人有更多的机会使自己成为傻瓜。
在这第一个计划中所坚持的工作标准并不琐细—虽然有时候它们是以琐细的方式进行管理的。我们的社会部有大约50个调查人员。他们之间的判断力标准都是很高的了，但不可能50个人都有着同等的判断力。他们有时候出差错—有一个人专门负责出错的事。计划规定，一位结婚男子要得到福利的话，就得和他的家庭一起生活并负担他们的生活。我们必须打破很多外国工人邪恶的习惯—把他们的家当做从中挣钱的地方而不是在其中生活的地方。不到18岁的人，如果他扶养另一位亲人的话，他也可以拿一份福利。在当地生活的单身汉也可以分享一份。这项计划在根本上是造福工人的最好证据，是纪录。在这项计划开始生效时，百分之六十的工人是当时就合格的。在六个月之后，百分之七十八的工人合格了。在一年之后，百分之八十七的人合格了。在一年半之后，只有百分之一的小部分人不能分享。
高工资还有其他后果。在1914年，当第一项计划生效时，我们有14000雇员，为了保持14000的经常性劳动力，一年需要雇用53508人，而这些新工人的大部分都是由于企业的发展而招进来的。
如果按老式的劳动用工变动方式的话，我们目前的劳动力需要每年雇用20万人左右—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即使我们工厂的任何一项工作只需要最小的努力就能掌握，我们也不能每天早晨，或每一周，或每一个月就换一批新人。因为，虽然一个人在两三天之内就能合格地按一定速度完成一定工作，但在有一年的工作经验之后他能比一开始的时候干得更多。劳动力变动从未给我们带来过麻烦。很难给予准确的数字，因为当我们不能全部开工的时候，我们轮换一些人，以便把工作在最大的范围内分配，这使得要区分自愿离去和非自愿离去很困难。现在我们也没保持数字。我们现在很少考虑劳动力流动情况，我们不用麻烦去做记录。就我们知道的，每个月劳动力的流动情况为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六。
我们对这一套体系做了改动，但我们没有偏离这一原则：如果你期望一个人献出他的时间和精力，那么给他定下一份工资，使他没有经济顾虑。它是值得的。我们的利润，在支付高工资和福利之后—在我们改变这一套做法之前每年的红利为1000万左右—表明支付优厚的工资是经营企业的最有利可图的方式。
有些人反对这种根据行为分配红利的支付工资的方法，说那会导致父权主义。父权主义在企业中没有位置。福利工作与打探别人的私生活弄在一起是过时的做法。人们需要顾问，人们需要帮助，经常是特殊的帮助。所有这些都应该是为正当的利益。但是管得过于宽松以及掺和别人的生活，更多地会使企业变得僵化，扼制工厂的发展。
不用改变原则，我们改变了一些支付的具体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