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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日子的公寓，时间像被调慢了流速。阳光每天从固定的角度爬过地板，在墙上留下几乎相同的光斑轨迹。我们严格遵守着医嘱，过着一种近乎刻板的规律生活。苏岳手臂的纱布拆掉后，留下一道淡粉色的新生疤痕，我手掌的瘀青褪尽，只有用力时，骨节深处还会传来一丝隐痛。

王女士的电话少了，语气里的紧绷感也松弛了些，只叮嘱“好好休息，勿再生事”。网络上的喧嚣被新的热点覆盖，我们这两个名字，终于从热搜和头条上彻底消失，沉入信息海洋的深处，只在偶尔被挖掘旧闻时，才会被短暂地提及，带着一丝“哦，那件事啊”的、已然降温的猎奇。

但我们知道，有些东西并未真正消失。它们内化了，变成了公寓空气里一种更精微的张力，变成了我们目光偶尔交错时，那份无需言明的了然，以及深藏其后的、对“接下来”的茫然。

身体在静养中恢复元气，精神却像被过度拉伸后又松开的橡皮筋，有些疲软地耷拉着，找不到再次绷紧的焦点。我们不再谈论那些激烈的过往，不再触碰“爱”或“罪”之类的沉重字眼，只是维持着一种近乎同居室友的平静。我们一起吃饭，偶尔一起看一部沉闷的文艺片，讨论仅限于影片本身的技术或叙事。对话安全，距离适当。

直到那天傍晚，我们看完了那部关于战地摄影师的老纪录片。

当那位摄影师说出“我记录下了他们的地狱，最终，地狱也成了我的一部分。但我从不后悔，因为总得有人，把那些光照射不到角落里的东西，带出来一点”时，房间里仿佛有某种东西被悄然点燃了。

不是灵感，不是创作的冲动，而是一种更接近于“确认”的东西。

苏岳那句低声的重复——“总得有人……把东西带出来”——在寂静的空气里盘旋，带着她特有的、深思后的重量。

“我们……”我转向她，声音在昏暗的光线里显得有些不确定，“是不是……也该把‘我们的东西’，带出来一点？”

她没看我，依旧凝视着已经变黑的屏幕，侧脸的轮廓被屏幕最后一点微光勾勒着。“带出来？怎么带？”

“拍下来。”我说，这个念头像一颗埋藏已久的种子，终于破土而出，“不是拍给别人看，也不是为了做成什么‘作品’。就我们自己。用镜头，把这段日子……把这段关系里，那些说不清、道不明，但又切切实实存在过、压在我们身上的东西，进行一次梳理。一次……对话。”

“对话？”她终于转过脸，目光在昏暗中与我对接，平静，专注，没有惊讶，仿佛早就预料到会有此一问。

“最后的对话。”我清晰地说出这个词，“把所有纠缠的线头，所有没说出口的话，所有疼痛和……可能存在的真实，都放在镜头前面。然后，给它一个结局。我们亲手给的结局。”

“结束”这个词，我们心照不宣地回避了很久。它以各种形态出现过：她的“自白书”，我的暴力阻拦，外界的围剿，还有我们内心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消耗战。或许，我们都需要一场仪式，一场由我们自己主导的、彻底的“清场”。

苏岳沉默了。客厅里只剩下空调低微的送风声。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

“好。”她终于开口，声音不高，却像一块石头投入深潭，激起了决定性的涟漪，“就我们两个。”

没有策划会议，没有分镜脚本。第二天，我们翻出了手边的设备：我常用的那台便携式摄影机，还有一台苏岳早年用过、已经有些年头的轻便DV机。画质、型号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是我们各自“记录”生涯的延伸，此刻，要用来记录我们自身。

我们决定，轮流掌镜。你拍我，我拍你。互为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互为审视者与被审视者。

第一站，出人意料地，不是任何具有象征意义的外景地。就在公寓里。

苏岳掌镜。镜头对准了晨光中，我站在厨房橱柜前前烧水的背影。我穿着家居服，头发随意扎着，侧影在氤氲的水蒸气里有些模糊。很日常，很平淡。然后镜头缓缓移动，扫过客厅里并排放置的两个杯子，沙发上叠放整齐的薄毯，窗台上那盆被我带过来、一直沉默生长的多肉。最后，镜头回到我身上，我正转过头，看向镜头，脸上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只有刚醒来不久的困倦和一点……突然被放到镜头前下意识的怔愣。

“就这样开始？”画外传来苏岳的声音，很平静。

“嗯。”我看着镜头里的她，或者说，镜头后她的眼睛，点了点头，“就从这里开始。”

然后轮到我。我拿起摄像机，镜头追随着她在客厅里走动的身影。她拿起一本书，在沙发一角坐下，翻开，但很久没有翻页。阳光落在她低垂的睫毛上，投下一小片阴影。她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书页的边缘。镜头缓缓推进，捕捉她脸上那种沉浸在自身思绪里的、隔绝外界的宁静，还有眉心一丝几乎难以察觉的、习惯性的微蹙。

我们没有说话，只有摄像机运转的极低噪音，和窗外远远传来的、城市模糊的背景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