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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雯的结局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不仅是中国文人相轻相整的顽疾，也是所有奴才相嫉相残的悲剧。

我记得还存在着“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时的旧上海，租界的行政当局，那些老牌殖民主义国家，是以他们在非洲、印度等殖民地的一贯做法，来统治中国人的。

据老人讲，上海最早引进有轨电车，是分等级的。洋人坐头等、中国人坐三等。随后，中国的有产阶级多起来，也被允许坐进头等。这种既带有种族歧视、更带有等级歧视的做法，是中国处于殖民地时期的阴霾记忆。

等我十几岁时读中学，四十年代，租界没了，可车厢上头等、三等的标志，依然不变。但是，为什么没有二等？始终是个谜。我求教一位老先生，他说，上海旧时，除了白种的外国人，还有印度人、安南人和黑人，他们次于洋人，高于国人，他们有资格在头等车的后面，或三等车的前面乘坐。所以，西服革履者，中式长衫者，为头等车乘客，穿短打者，则为三等车乘客。其间夹着这些洋人中的有色人种，是谓二等。

我不大相信这种说法，希望有识者能够指点迷津。

上海之有租界，始自清同治年间，这样算来，乘车的不平等，也有了近百年的历史。大概“适者生存”，是人类的一种本能，积久成习，习以为常，也就逆来顺受，竟认作是一种必然的规矩。好比在门窗紧闭、空气浑浊的屋子里关着，待久了，也就习惯了缺氧，适应了污秽一样，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不认为这是岂有此理的规定。都是纳税公民，都是花钱打票，为什么分三六九等？但中国人当顺民太久太久，中国人的忍受程度也太高太高，于是，上海的老百姓，乘车之前，先确定自己的身份，是上等人，还是下等人，是长衫党，还是短打党，然后确定自己的位置，是上前边的车，还是上后边的车。

上海话里，还有专门奖励那种明白人、聪明人的褒语，叫“门槛精”。

“门槛精”的人，不吃亏，“门槛不精”的人，就会吃“排头”。“排头”是沪语，相当于“排揎”，相当于“挨剋”。那些应该上三等车，却上来头等车的乘客，结果便是吃“排头”。好一点的，被人耻笑为“洋盘”“阿木林”。这也是沪语，相当于“外行”“笨蛋”，灰溜溜地下车。差一点的，就会被售票员拉扯着推下车，还冲脊梁骨骂一声“屈死”。“屈死”者，上海话的“死人”也。

我之所以用这类原生态的沪语，来描写当时的状况，就因为我亲见亲闻拥有这种话语霸权的上海人，马上就表现出来的高人一等的优越，“门槛甚精”的得意，是很让人感到讨厌的。听到那些嘀里嘟噜的上海话，总使我想起鲁迅的话，做奴隶也许并不可耻，以做奴隶为荣、以张扬奴隶精神为荣、以践踏别的奴隶为荣，这就十分可恶了。

据说，曹操的两个儿子，曹丕要收拾其弟曹植，限其七步作诗一首，倘作不出来，便要他的好看。曹植便口号出“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千古流传的名作。“口号”，即不落笔墨，脱口而出，表明诗人的捷才，这当然是小说家的演绎，陈思王的集子中，并没有这首所谓的“七步诗”。但这种同类互残、相煎甚急的痼疾，也并不属于文人的专利。当然，文人整文人，是相当不客气的，而政客整政客，就更谈不上温良恭俭让了。曹氏兄弟，既是文学家，又是政治家，那么这种相煎的可能性，自然就更大了。

即使从正史看，曹植一辈子，也是活得很不开心的。他哥哥称帝后，他俯首称臣，大唱赞歌，他哥哥的儿子接位后，他仍旧要俯首称臣，继续大唱赞歌。我想他不一定会快活，凭什么我就要给你唱，而你为什么就不该给我唱？他内心深处，未必认命永远做一个三等车的乘客。然而，头等车内就不给他留位置，如果他尝试着改变这种状况，说不定最后连上三等车的资格也被剥夺了。

所以，在上海，到了很晚很晚的四十年代，租界早已取消，至少有了一些表面上的平等。头等三等那一页终于翻过，但那些从郊区到市区里来做小生意的农民，还是恪守着殖民时期的乘车法则，哪怕前边的车厢人少，后边的车厢人多，也努力地主动地挤着上后边的车。

等级意识，便是封建帝王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最有效的统治手段。《红楼梦》第二十七回里的宝玉喝茶，小红给他倒水，这区区小事，竟成一次风波，很足以反映中国人奴化意识之久、之深、之不可救药。也说明了大清王朝统治中国三百多年，提倡奴才思想，巩固奴才意识，规范奴才行为，束缚奴才思想，可谓成效卓著。怡红院里的丫鬟小红，是级别较低的奴才，属于三等车的乘客。不该她倒这杯水，她倒了，当了一回头等车乘客，应该倒这杯水的，没倒成，小红为她的这次僭越行为，遭到一阵讨伐。

起因是贾宝玉想喝茶，叫了几声，怡红院里没有人答应，他只好自己动手。小红本是外围的丫头，这一次，碰巧了，级别较高的奴才如袭人、晴雯，次高的奴才如麝月、绮霞，都不在，级别低于次高的奴才秋纹、碧痕，去拎洗澡水了。于是，小红出现在主子面前，进了主子的视线内。

那贾宝玉，不认识他的奴才。

宝玉一面吃茶，一面仔细打量，那丫头穿着几件半新不旧的衣裳，倒是一头黑鸦鸦的好头发，挽着髻儿，容长脸面，细挑身材，却十分俏丽甜净。宝玉便笑问道：“你也是我屋里的人么？”那丫头笑应道：“是。”宝玉道：“既是这屋里的，我怎么不认得？”那丫头听说，便冷笑一声道：“爷不认得的也多呢，岂止我一个？从来我又不递茶水，拿东西，眼面前儿的，一件也做不着，那里认得呢？”

她也许有更多的酸溜溜的话要说，可是，自认为是头等车的乘客，出现了，打断了她。

刚说到这句话，只见秋纹、碧痕嘻嘻哈哈的笑着进来。两个人共提一桶水，一手撩衣裳，趔趔趄趄，泼泼撒撒的。那丫头便忙迎出去接。秋纹、碧痕，一个抱怨你湿了我的衣裳，一个又说你踹了我的鞋。忽见走出一个人来接水，二人看时，不是别人，原来是小红。二人便都诧异，将水放下，忙进来看时，并没别人，只有宝玉，便心中俱不自在。只得且预备下洗澡之物，待宝玉脱了衣裳，二人便带上门出来，走到那边房内，找着小红，问她方才在屋里做什么？小红道：“我何曾在屋里呢？因我的绢子找不着，往后头找去，不想二爷要茶喝，叫姐姐们一个儿也没有，我赶着进去倒了碗茶，姐姐们就来了。”

不管她怎么解释，碧痕、秋纹就是不信，奴才最能欺侮奴才，正如都是狗，大狗总是要欺侮小狗。其实，她用得解释吗？这就是三等车乘客的天生自卑了。然后秋纹所发表的这段“奴才等级”论，就大有上海那“门槛精”者的明白了。

秋纹兜脸啐了一口道：“没脸面的下流东西！正经叫你催水去，你说有事，倒叫我们去，你可抢着这个巧宗儿！一里一里的，这不上来了么？难道我们倒跟不上你么？你也拿镜子照照，配递茶递水不配！”

这段小插曲的时代背景，应该是发生在清朝康、乾年间的事。满清进关以后，干得最成功的一件事，就是使得所有的中国人，在强迫命令下，在潜移默化中，都认准自己是奴才。

整个大清王朝，小奴才是大奴才的奴才，大奴才是更大奴才的奴才，比更大奴才还要大的奴才，就是在紫禁城里给皇帝当差的文武百官了。他们面对皇帝，一张嘴，必是奴才二字，然后跪在地上磕头。当时的中国人，一言以蔽之，统统是皇帝的奴才，同时又是所有高自己一头的那个人的奴才。一部中国封建史，也是一部中国奴才史。

有人认为《红楼梦》是写贵族生活的书，说白了，应该是一部写大奴才和小奴才的书。就以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来说，他给康熙上奏折，也是自称奴才的。贾府的管家赖升，这个全府奴才的大总管，他在家里也是众多奴才侍候的老爷，有一个园子比大观园小，管理得比大观园好。有一个儿子当了县令，官做得比贾府小，可贾政还得找人家贷款。然而到了贾府，赖总管还是奴才。贾府何其赫赫扬扬，荣宁二府，奴才足有数百，前护后拥，神气活现，一见了宫里来人，哪怕是个老公，连忙低三下四，到得皇帝那里，就更是一脸一身的奴才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