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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万怎么还没开着奥迪车来接自己？
匡二秋看看腕上的表，望望墙上的挂钟，再对对组合柜一角的座钟，所有计时器全显现着八点一刻已然逼近，再不来车，可就要耽误到机场接赖先生的大事了！
他立即往单位里拨电话，车队的老王一接电话便对他说：“我这儿正要给您拨电话呢，小万去不了啦，现在小荆正赶着去您那儿哩，估计八点四十怎么也到了，您就在楼下等着吧……”
匡二秋一听大为恼火：“小万怎么来不了？我昨天上午就跟他定好了车，让他八点一刻以前务必要到……”
小万开的那辆奥迪是单位里最漂亮的一辆小车，才买来不到三个月，匡二秋必得坐着奥迪去接赖先生，心里才痛快：小荆开的是辆用了五年的伏尔加，坐那个去，脸上怎么挂得住？
匡二秋问：“是不是小万病了，上不了班？你是让小荆替他把奥迪开过来吧？”
对方却回答：“哪儿还有奥迪！奥迪车丢啦！昨儿晚上小万拉宫自悦办事，完事都十一点了，他就没把车开回单位，开家去了，把车停在家门外不远的地方，今儿个早起要开车去您那儿，谁知走出去一看，车没了！让人给偷了！他立马去公安分局报了案，从那儿打了电话过来，我们也是才知道……”
原来如此！按规定，司机开完公车，应当把车停放到单位院子里，然后再自己乘公共电汽车或骑自行车回自己家；但有时情况特殊，完事太晚，也就允许灵活掌握，小万家离单位很远，如夜里十一点才办完事，从单位往家里去已无公共电汽车可坐，骑自行车得四十多分钟，所以他把车开回了家去，似乎也无可厚非；但半夜里有人偷走了车，他竟酣睡家中毫无知觉，到早上才发现，这是严重的失职！你看，误了我匡二秋的一桩大事！
匡二秋心里实在别扭，但继续与老王对话，发泄说：“怎么搞的嘛！什么事搞到那么晚嘛！是不是办完公事又拉私活嘛！现在弄得我好被动嘛！……”
老王代为解释说：“实在也不好怪罪小万。昨天下午宫自悦一气让他跑了四处地方不算，晚上又赶了三个宴会，宴会完了还送一位女士去北京站，临末了还要把宫自悦送回家，您替小万想一想，能不累得慌？……”
匡二秋一听，对宫自悦大为不满。这家伙也太过分了！
他们那个单位，那一阵头把手出国访问了，二把手出差南方了，三把手主持工作，匡二秋是四把手，宫自悦是五把手，按说奥迪车应先尽着头里的几把手用，可宫自悦是见缝插针，并且一插到底，真有股子狠劲，你看他半天里头跑了多少地方，一个晚宴还要分三处去吃，邪乎不邪乎？
匡二秋下楼前忍不住往宫自悦办公室打了个电话。
宫自悦刚进屋，拿起电话一听声音立刻亲亲热热地招呼：“二秋！在哪儿呢？”
匡二秋老实不客气地对他说：“你老兄听说了吧？小万把奥迪车丢啦！你老兄用车用得也太疯啦！你哪儿来的那么好的胃口！一个晚上赶仨宴会！你不怕吃成胃崩溃呀？”
宫自悦麻利爽快地跟他说：“小万这家伙得好好治治！说老实话，就那些个破宴会，去一处我都腻味得慌！还不是为了给咱们单位拓宽路子，我才勉为其难嘛！我是去一处就够了，可小万管着我那些个请柬，他愿意拉我去呀！咦，这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他不是可以多拿人家给的晚餐补助嘛！昨天他一气就挣了五十块钱，其中二十块是外币兑换券！这小子贪多嚼不烂，又把我的嘱咐全当成耳旁风，估计是回到家，赶紧进屋去睡他的香甜觉，忘了锁车门！要不怎么会丢！……”
这么说全怪小万。这些个司机，确实，刁、懒、贪、馋，是得好好治治！
匡二秋只好坐小荆开的伏尔加去机场。
到了机场，匡二秋对小荆说：“行啦，你回去吧！”
小荆不解：“那您和客人怎么办呢？”
匡二秋下了车只是摆手，小荆便把车开回单位去了。
匡二秋心里想的是，这辆伏尔加太寒酸了！不能让赖先生留下这么个印象，干脆，一会儿接到赖先生，雇辆出租车陪他进城吧！
进到机场里面，正通告赖先生飞过来的那个航班晚点一小时，匡二秋松了一口气，也好，这样就从容了。他找了个坐的地方坐下来，抽烟，想他的心事。
匡二秋接赖先生，其实并非单位的公事。赖先生是个从台湾到西欧定居的学者，匡二秋写过文章，赞扬赖先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在一定范围内颇有影响，这回赖先生回北京，匡二秋准备邀他到单位里讲讲爱国主义的话题，倘赖先生允诺，那么匡二秋的接机，也便带有了公事的色彩。
匡二秋现在称赖先生“四舅”，也就是说，匡二秋有赖先生这样一位亲戚，那么，他就既属于“台属”，也属于“侨眷”。
此事说来话长。
匡二秋比宫自悦大，眼看就要花甲了。1950年，匡二秋还是个高中生，便在南方某城市，参加了解放军文工队，打腰鼓，扭秧歌，数来宝，演活报剧，表现很好；但后来文工队改组为文工团，走向正规化，他因为上半身比下半身长，体形不好，脸庞虽大，眼睛却小，兼以五音不全，总体素质欠佳，便转为了文化教员；担任文化教员时期，因为同一位有夫之妇关系暧昧，就又转业到地方，在一所中学教政治。中学单位很小，当年的教员又净是些或出身极差或本人历史污点显著的旧知识分子，因此他那从部队转业而来的身份，特别是他身为党员（他在文工队时就入了党，他那“男女关系问题”并没闹到严重的地步，因此只是受了批评而没落下处分），都使他在那所中学里成为了政治上很优越的一种人物；再后来他不教政治，当上了学校的人事干部，就更受人们尊重。
1966年夏天，爆发了史无前例的“**”，一开始，循着那以前十七年的习惯性思路，匡二秋当然视给学校党支部贴大字报的人是右派分子，他积极地抄录那些“罪证”，参与商讨如何对那些“猖狂进攻”予以反击；但万没想到，后来江青亲自冒雨跑到北京大学，对冲击学校党组织的“造反派”给予了坚决的、彻底的并且是感情冲动的支持。消息立时传遍社会，他所在的那所中学，“造反”的师生立即“猖狂”起来，一直冲击到人事室，要他交出前些时候所整的“黑材料”，他自然是坚决与之抗拒。为了揭露那些“造反派”的“丑恶面目”，在另外几位学校领导人的支持下，他向与“造反派”对立的一派师生抛出了一些档案材料，很快，一些“造反派”分子的出身问题、历史问题、男女关系问题、刑事前科问题，便被大字报公布了出来，一些“造反派”被称为“游鱼”“黑手”，遭到批斗；但又万没想到，毛泽东很快进一步明确地表态，认为这些对付“造反派”的种种做法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快在清华大学以蒯大富为首的“造反派”就打垮了以王光美为领导的“工作组”，局势震**到匡二秋所在的中学，他也就被冠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爪牙”头衔而被揪斗；但不久匡二秋就从“黑帮”群中被“解放”了出来，因为他向“造反派”抛出了一批“保皇派”的档案材料，并揭发了“走资派”校长和党支部正、副书记的“三反言行”；没想到“造反派”竟又分裂，每一派都称自己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而对方是“假造反，真保皇”，每一方为了击败对方，都需要揭对方老底，因而都把匡二秋传唤去要他提供“子弹”。从那时候起，匡二秋便练就了一种两边应付的功夫，他既为两边“秘密”地提供“子弹”，又在两边面前公开地讨好当面的一方诋毁不当面的一方，但他掌握的“子弹”毕竟有限，后来档案室封存了，由进驻学校的工宣队派人守卫，连他也进不去，不能再翻阅卷宗，因而他只能凭记忆抛出材料，到记忆掏空，便只好凭印象，到印象淡薄，他便开始编造……到“文革”后期，人们丧失了真诚感更消退了**之后，他成为了一个令各方面都厌恶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