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爷的看家本领（第1页）

师爷的看家本领

师爷的看家本领就是熟悉法律，特别是刑名师爷，他们对于各种法条那是烂熟于胸，如何将法律条文适用于具体案件，那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师爷们在适用法律时，主张“避律”。

“避律”这是个专有名词，师爷们为了防止僵硬适用法律而使案件复杂化，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从而影响案件更容易通过上级衙门的复审，也是为了牵连无辜者入案，他们就会采取“避律”的方式。不过，这规避法律的事也有被师爷搞砸了的时候。

我下边就讲个故事：

乾隆年间曾有这样一个案件，有一位已婚的良家妇女与他人通奸，后来奸夫带她私奔，几经辗转，终于被人捉拿到官。按照当时的条例，“因奸诱拐妇女出逃”，罪应发遣（发往边疆给驻防官兵为奴，为仅次于死刑的刑罚）。

案发州县的刑名师爷在草拟判决意见时，斟酌再三，觉得本案中那位妇女并非完全被动，如果按照法律来处罚奸夫似乎太严厉了。于是他就自作主张，把案情改为：该妇女系主动逃离夫家，在途中与奸夫相识而成婚。他以为这样一来，奸夫的罪名就变成了“知情娶逃亡妇女”，不过是个徒刑罪名而已。

这师爷心眼好，本想规避法律，给这个男的判轻点罪过。

只可惜这个师爷学艺不精，他没有想到，如此判案，该妇女就成了主动逃亡并背夫改嫁，正合法律上另一条重罪罪名“妇女背夫自嫁”，应该被判处“绞监候”，是个死罪罪名。

这位师爷想减轻一方罪责，却大大加重了另一方的罪责。案件上报到府即被驳回，而那名妇女更是在复审时得知自己已背上死罪罪名而大声喊冤。那位师爷这时后悔莫及，赶紧起草申文，请求上司发回重审。大费周折，结果仍然以“奸夫拐逃”来定罪。这件事连累东家遭到参劾，师爷只好引咎辞馆而去。

请师爷是为了仕途平顺的，这倒好，帮了到忙了！

在适用法律时，师爷除了要防止出现上述这样的错误外，还更要注意“活用”法律条文。这是几乎所有的幕学教科书都强调的，因为简单的适用法律被认为只是书吏的本事，而作为“佐治”的士大夫，师爷要注重的是在适用法律时能够体现“天理人情”。

下面，我就再来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也发生在乾隆年间，苏南的一个县里破获一起私铸铜钱的案件。

放在今天就是造假币，这可是大罪啊。

同案犯一共8人，抓获7人。按照当时法律，“私铸铜钱”首犯斩监候，从犯减一等，发遣为奴。被抓获的7个人在受审时都异口同声的供述，是那个在逃犯主谋、并纠结他们入伙。该县于是就将这7个人发遣新疆，继续通缉在逃犯。

过了两年，那个在逃犯在苏州因为其他的案件而被捕获，被解送到案。审讯时，那人百般叫冤，说是已被判刑的那7个人里的某某才是首犯，是他和那些人串供来陷害自己。无论如何用刑，那人都决不改口认罪。那7个人犯远在新疆，根本不可能押解回来对质。而这样的口供报到上级，原审就算有误，主审官员都要受罚。

那知县急得团团转，而幕中众位幕友也一筹莫展。只得邀请邻近几个州县的师爷们来会商。这时一个松江籍的老师爷韩升庸出了个主意：可以把案件情节改为该犯自首，然后劝说该犯承认为首犯。因为按照法律，自首可以减刑一等，这样该犯就逃过死罪（死罪虽有斩、绞二等，但在减刑时作为一等来减），也不过是发遣新疆而已。

那知县的幕友听了，如获至宝，赶紧回去向东家说明。那知县依计而行，把那个案犯提出来晓以利害，那个案犯也就坦然应诺，这桩案件就此解决。

这个案件后来被收录在《佐治药言》这一幕学指导书，他还发挥说：法律里有关自首减刑的规定是一扇“活门”，类似的麻烦案件都可以运用这个“活门”来解决。在“用律”的同时还要注意“避律”，这样才算是真正懂得法律精髓的好师爷。

现在呢，自首也是一种减免处罚的方式。

自首是指犯罪后自动投案，向公安、司法机关或其他有关机关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行为。我国刑法规定，自首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

这就是传说中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当然了，自首和坦白在法律上，还不是一样的概念。

广义的坦白包括自首。狭义的坦白是指犯罪分子被动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被司法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并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的行为。

自首与坦白之间的相同之处是：

（1）二者都以犯罪人实施了犯罪行为为前提；

（2）二者在犯罪人归案之后都能如实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

（3）二者的犯罪人都具有接受国家审查和裁判的行为；

（4）二者的犯罪人都可以得到适当的从宽处罚。

那区别呢？

二者的区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