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爷的脸谱（第1页）

师爷的脸谱

对这个师爷啊，民间对他们的褒贬不一，有的说他们是正义的化身，有的说他们和各路官员们狼狈为奸，鱼肉百姓。

当然，由于这些师爷常在县太爷的背后出谋划策，人们都不知道他们背后捣鼓些什么，所以师爷也被赋予了历史上神秘职业之一。

清代文豪纪晓岚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里就写了个“四救先生”的故事。说是有一位学幕的朋友，晚上梦见到阴曹地府去游历，见90个衣冠楚楚的人物，正在被小鬼捆绑拖拉到阎王的大堂里去受审，进去的时候一个个神情苦楚，出来后更增加一份愧恨的神色，被小鬼带往阴曹监狱。

那位学幕的朋友感到好奇，就向一位面貌稍微和善一点的阴曹书吏打听，这些是些什么人物？那个书吏笑道：“这些不正是你的同类吗？你在其中难道没有发现一个熟人？”学幕朋友赶紧说明：“我只入了两次学幕，并没有在州县做过幕友。”书吏道：“难怪你是不知道，这些就是所谓的‘四救先生’。”

学幕朋友听不懂，进一步追问：“什么叫做‘四救先生’？”书吏解释道：“就是指那些刑名师爷啦！刑名师爷们历来有个师徒相传的口诀，叫做‘救生不救死，救官不救民，救大不救小，救旧不救新’。

所谓‘救生不救死’，是说反正死的人已经死了，不可复生；而杀人者如果被判死刑，就是要多死一个人，不如想办法让杀人者免于死刑。至于死者是否含冤就无须考虑了。

所谓‘救官不救民’，是说在处理上控案件的时候，如果真的给冤案平反，那么原审官员就要有祸了；而如果不准翻案，上控人落一个诬告反坐减等处罚，最多也不过是个军流案件，所以昭雪冤案之类的也就不去管他了。

所谓‘救大不救小’，是说在处理官员犯罪的案件时，避免把罪责归于上司，因为上司官大，所受的处罚也重，牵连到的官员也会更多；如果把罪责归到小官头上，小官责任轻，处罚也轻，容易结案。至于小官是否真的有罪，就不去管他了。

所谓‘救旧不救新’，是说在官员交接时如果发现仓库不足、赋税不清之类职务罪错，归责于旧任，则旧任官员将不得离开任所，羁留原地，困苦不堪，也无法赔偿足额；而新官刚上任，责任推给新官，总有办法在日后慢慢设法弥补。

这‘四救’都是出于各种考虑，倒不是因为要官报私仇。

但这阴曹地府的书吏可不是这么解释的，他说：“但如果每个案件都这样办，往往也会矫枉过正，顾此失彼，原想造福反倒作孽，本欲省事却致多事。刚才你看见的这些人就是如此遭祸而到阴曹受审。”

学幕朋友听了寒毛倒竖，喃喃问道：“那么这些人会遭到怎样的报应呢？”阴曹书吏笑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们作的孽终要因果报应，来世也就是被‘四救先生’们归为那‘四不救’的对象而已。”

以“四救先生”来概括大多数刑名师爷的判案原则，或许太苛刻了点。不过纪晓岚的这个概括应该是当时社会上对于刑名师爷的主流看法。刑名师爷主要是对其东家的利益服务，所取的角度当然是从官场利益出发，并非站在法律的立场。尽可能把案件简单化、所谓“省事”是所有刑名师爷的原则，在各种刑名师爷的教科书里都有这样的原则。

有本书叫《三异笔谈》就提到当时云南师爷们的“四救”伎俩：凡是人命案件，都处理成因为琐事口角引起的斗殴受伤而死，甚至将凶器都处理成是由受害人带来的，这样加害人就可以判为“斩监候”，在朝廷秋审的时候也可能被终判为“缓决”，有可能减等。

比如这里边就记载了，某村因连续发生幼童病死，进而怀疑有个新嫁到本村的女子带来的灾祸，后来居然将那新娘子给活埋了。

这也太无法无天了！女家到县里喊冤，县官赶到当地抓了带头的几个罪犯。可是回到衙门和师爷一商量，新娘反正已经死了，如果治这些人的谋杀罪，又要至少杀一个人、充军好几个。于是师爷本着“救生不救死”，起草将案情改为“因口角斗殴而死”，主犯“斩监候”，到了秋审时果然得以减等发落。

这样判案子肯定会出现很多问题。现在的司法之中，其实也有很多关于刑事案件的处理原则，也可以作为当事人免责或者减轻处罚的需要。比如说刑法里就有从旧从轻原则。

从旧兼从轻原则是一个刑法适用原则，指除了对非犯罪化、弱化惩罚或有利于行为人的规定之外，刑法不得有溯及既往的效力。它是刑法罪行法定原则中从旧原则的发展。

刑法的“从旧兼从轻”原则，用最简单的话理解就是：“有利于被告人”的准则。

针对新刑法溯及力的问题。即新刑法对公布之前的行为是否认为是犯罪问题，以及如何适用等问题。

“从旧兼从轻“原则具体咱举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