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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爷是个多面手

师爷啊，不只担任了衙门里的军事这个角色，其实他也给干好多杂活。

这个是受客观条件限制的，因为如果一个官员请上5、6位师爷，作为私人聘请的顾问，是不能动用政府财政报销费用的，这个费用总额可能远远超过官员自己的俸禄，很明显，官员除了动用自己的“灰色收入”外是无法应付的。

好师爷，太贵了，不好的师爷请来也就是吃闲饭的。所以，师爷也不能多请。

一般州县官的实际年收入才几千两银子，其中要拿出近一半来请师爷办公事，所以师爷在精而不在多，而且师爷要是多面手才行。

那师爷们大多要承担什么样的工作呢？

和现在法院一样，一旦受理了起诉，衙门就要开始传唤案件的当事人。

这个传唤的名单是就是由师爷根据起诉的状子里提到的被告、证人情况来划定的，发下去由书吏制作传票，然后由长官用“硃笔”在被传唤人名字上点上一点，就算是批准了，吩咐衙役前去传唤。

但过去和现在不一样，现在传票要不邮寄，要不通知你到法院来取。

过去都是衙役们给当事人或证人送过去，有了这张传票在手，衙役们就会以“鞋钱”、“跑腿钱”之类的名目去百般勒索当事人以及证人，所以历来的，幕学教科书都引用“堂上一点硃，民间千滴血”这句民间俗谚，提醒师爷要尽量缩小传唤的范围。说“少唤一人，即少累一人，下笔时多费一刻心，涉讼者已受无穷之惠”。

师爷在决定传唤名单时，最要注意的是不可轻易传唤妇女到庭。古代以妇女在众目睽睽之下到庭受审为奇耻大辱，法律仅仅规定在谋反、恶逆、被盗、被劫、被伤、子孙不孝等情况下妇女可以自行起诉，其余事项一律由其父、夫、兄、子等男性亲属代为起诉、代为到庭。

现在，当然就没有这样的规定了。

山东馆陶县发生一起调戏妇女的案件，受害妇女的丈夫到县衙门来起诉调戏妻子的恶少。当晚，本县知县的刑名幕友叶师爷根据那位受害人丈夫的诉状，草拟了一个传唤名单，打算向知县建议本案只传唤调戏妇女的恶少，不必传唤受害人到庭。正好旁边有一位姓谢的幕中朋友笑道：“我听说那位被调戏的小娘子可是本地一绝的国色天香，何不传来让我们见识见识？”叶师爷不禁心动，想传受害人到庭问话，也是法律上有规定的事，于是就在传唤名单上添上了那位受害妇女的名字。第二天衙役到那户人家送了传票，想不到的是，衙役前脚离开，那妇女后脚就上了吊，一命呜呼。叶师爷听说后大吃一惊，赶紧向知县建议严惩那个恶少，按照清朝法律调戏妇女致使妇女羞愤自尽的条文，拟该恶少为绞监候。经过层层复审，那恶少终于在当年秋审时被定为“情实”而处决。

你看看，这要不是这个师爷好色，也不能造成这样的悲剧。这个师爷是这起案件一半的凶手。

所以，现代司法中，充分为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在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中都明确规定了，当涉及当事人隐私的案件时，是可以不公开审理的，这就充分保护了当事人的隐私权。

咱上面说的这位师爷确实不怎么样！

但是有的师爷还是不错的，我现在就给你再讲一个故事。

乾隆四十七年（1782），浙江新城发生一起离奇的寡妇自缢身亡案件。这个寡妇叶氏先后嫁过两个男人，后夫姓孙，死后给叶氏留下一个前妻所生才4岁的儿子，20多亩薄田。叶氏雇了个姓秦的雇工帮忙耕种，平时雇工就住在叶氏家中。

自来“寡妇门前是非多”，有人开始风言风语说叶氏的闲话，叶氏后夫的一个远房侄子孙乐嘉要叶氏辞退姓秦的雇工，叶氏也答应了，可几个月下来并没有真的辞退，说是发不出积欠的工钱。孙氏宗族的族长又建议叶氏改嫁邻村的一户刚丧妻的姓周的人，要孙乐嘉去和叶氏商量。不料叶氏立即叫姓秦的雇工代她到县衙去起诉孙氏“逼迫改嫁”。违背寡妇意愿逼迫改嫁在当时被认为是有伤伦理纲常的重要案件，因此县官立刻就受理了。可是过了几天县官派人来向孙氏宗族了解情况时，孙氏族长满口否认，而姓秦的雇工又突然失踪，无法对质。

衙门派来的书吏指责叶氏，叶氏只是推说姓秦的雇工主谋诬告，并无它言。想不到的是当晚叶氏就自尽了。新城知县勘验现场后，将孙乐嘉带到县衙，定他个“威逼自尽”的罪，建议判处徒刑。案件上报到杭州府，知府认为叶氏是寡妇，应该按照“威逼寡妇自尽”的法律，判处充军。

您看这清朝竟然还有“威逼寡妇自尽”罪，这个罪名可够细的啊！

这个啊，放到今天就叫罪行法定原则，也就是犯罪和刑罚必须事先由法律作出明文规定，不允许法官随意擅断。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和犯罪所产生的法律后果，都必须作出实体性的规定。刑法文字清晰，意思确切，不得含糊其词或模棱两可。

所以，历朝历代的刑法都会做出特别细致的犯罪和刑法的分类来，这个原则一直被延续到了今天。

案件继续上报，到了省按察使司，按察使又怀疑这是族长威逼寡妇改嫁意图谋财，将案件转发钱塘县重审，竟然拟将孙氏族长绞刑、孙乐嘉流放。

前几节咱说了，清朝时案件都需要报到上级机关复审，这案子又报到浙江巡抚，巡抚也觉得案件越搞越复杂，又下令转交湖州府的同知唐若瀛重新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