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孤岛上海（第1页）

§1．孤岛上海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时，陈伯吹正在北平参加中国教育会与中华儿童教育社联合召开的第五届年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学前儿童教育”。

7月7目下午三时，年会在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李蒸的主持下召开，清华大学秘书长沈履（茀斋）向大会致开幕词，胡适博士作《恢复对教育的信仰，建立中国教育哲学》讲话。会议议程安排第二天——7月8日上午，两个年会分别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继续开会；下午，大会安排代表们去参观雍和宫、北平图书馆和中山公园等处。

下午，陈伯吹等人来到中山公园游玩，4点钟左右，他们正在中山堂参观，突然听到外面有报童叫卖《号外》，大家叫住报童，买来《号外》一看，无不感到震惊：

号外

昨夜在宛平城外演习野战的日军，借口有一个军士失踪，要求派军队入城搜查。我方严词拒绝。日军便炮轰城中。我方待日军冲至城下，也予还击。枪炮声至今晨三时后才停止。

看到《号外》，大家再无心游玩，一个个心情沉重地回到住地清华园。第二天（7月9日），陈伯吹等人又找来《北平新报》、《华北日报》等大报看，证实了《号外》所言，大家感到事态的严重，便草草结束了中华儿童教育社的年会。但要通过天津返回上海，安全已难以保障。大家商量，只有绕道而行，取道太原，南下汉口，再返上海。幸亏中华教育社总干事董任坚是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的侄女婿，与很多国民党要人都很熟悉，由他以中华儿童教育社的名义，给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发去电报，请他在途经太原时保卫安全。阎锡山也很快复电，欢迎他们一行到太原去。这样，陈伯吹等人7月11日离开北平，赶赴太原，再由太原到石家庄，换乘平汉铁路的火车到汉口，再搭轮船回到上海，前后走了20多天，回到上海已是8月初了。

8月初的上海，战事已非常吃紧。日本侵略者叫嚣要在“四小时内占领上海”，并于8月13日上午9时15分，向我上海驻军发起挑衅。“八·一三”后，上海全城笼罩着战争恐怖，大多数机关团体和学校的职工都遭到了“留职停薪”变相失业的厄运，儿童文学工作者更无幸免。11月随着中国军队的撤出，“孤岛”上整个文化出版事业基本陷于停顿、半停顿状态。《小朋友》出刊至第777与778期合刊时（1937年10月28日）不得不停刊，用鲜红的字体印出最后的告别号，和躺在血泪中的上海告别。从此抗战8年，《小朋友》也中断了8年。和其他儿童文学工作者一样，战争一打响，陈伯吹和妻子吴鸿志都接到了“留职停薪”的通知，其实就是失业了。不仅杂志不能编了，连他花了大量心血赎回来的祖传遗产——陈家老屋，也在战败后沦陷了。老屋的伤痛，正像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家被侵略者毁损的缩影，时时撞击着陈伯吹的心，复仇的火焰总使他情不自禁地朗诵起《满江红》中的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怒火在胸中燃烧，连日来，日本侵略者在上海犯下的滔天罪行，已让他目不忍睹。陈伯吹从老屋的悲剧，想到成千上万的家被毁损，千百万的人被屠杀；想到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其中妇女与儿童的命运与遭遇更为悲惨，令人发指。陈伯吹想：“在这国难日深的日子里，我未能投笔从戎，卫国保家，难道也不能口诛笔伐，宣传抗战吗？”当他从报上读到波兰代表加玛尼基在日内瓦国际大会上为日本侵略者代言时，愤怒地写下了《帮凶的人》，斥责波兰代表是人类中的“败类”，并辛辣地嘲讽道：

这种人，起先也吃过凶手的苦，受过帮凶的亏，幸而靠了自己的挣扎，朋友的帮助，才算打倒了凶手，恢复了自由。照理，这种人，凶手是他的仇敌，帮凶也是他的仇敌，他对于凶手，万无帮忙之理；然而竟会做了自己所痛恨过的帮凶。

世界上的确不乏认贼作父这一种人，所以最愚蠢无耻的帮凶，居然在日内瓦国联大会中日问题咨询会议上出席了，那就是波兰代表加玛尼基先生，他似乎不曾读过本国史的，自然不知道波兰曾经被宰割而亡过国的一回事，所以竟不避嫌疑地仗义执言。

毋怪中国代表要疑心这位是日本代表了。外报记述得好：“日本已退出国联，没有代表，幸亏还有这一位贤明的代言人。”

这不是帮凶是什么？

当从报纸上看到著名学者潘梓年建议“组织文化战线”的主张时，陈伯吹也马上响应，写了《组织文化战线》，认为“组织文化战线”，“确是目前抗战中惟一的要着，也就是文化人惟一的责任”：

我们深信“抗日必胜”，但为要保障胜利，必得发动广大民众的力量。这一个坚巨的支点，无疑地可以支持到我们取得最后的胜利。

敌人在这次战争中缺少了这一个条件，但却是我们所有的，是击败敌人的重武器。

发动民众，固然凭藉政治的力量，收效最大；也许现在政府正全力注视军事，一时尚无暇及此。那么，在戏剧、歌咏、演讲、图画、文艺等文化总汇的力量之下发动民众，也许其力不弱吧。在野的文化人，当仁不让，是这个时候了。

愿文化人坐而言，起而行，立即组织起这一条坚强的铁的文化战线，作前线拼死杀敌的将士们的后盾！

当陈伯吹得知中国将派驻英大使顾维钧作为参加“九国公约”会议的首席代表，前往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参加会议时，他又以“夏雷”的笔名在《立报·言林》上发表了《我们的“最低限度”》，对参加“九国公约”会议的中国代表寄予希望，提出了我们必须坚持的三条“最低限度”：

第一是“领土的完整”：日本军队必须从全中国的每一个侵略的地方迅速撤出。

第二是“主权完整”：在“八·一三”抗战以前被日本强迫签订和承认的各种不平等条约（连口头在内）一律废止，以后两国平等往来。

第三是“损害的赔偿”：中国历次遭受日本侵略的所有损失（包括政府兵费和人民财产等）概须赔偿。

陈伯吹认为，如果这个“最低限度”也不能通过，应坚决退席，宁愿把“民族解放战争”进行到底，拒绝调解和妥协。

陈伯吹的“三个条件”虽然在当时不可能实现，却体现了他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人的民族气节。民族兴亡，匹夫有责，陈伯吹是在自觉地尽着一个“匹夫”的责任，在国难当头之时，敢于挺身直言，其精神实在可嘉。

陈伯吹在忧国忧民、为抗战献计献策的同时，始终没有把眼光离开过战争中的苦难儿童，在《那是我们第一年的一天》、《新流亡图》、《难童的哭诉》、《从战争中长大起来》、《小尸包》、《维护民族的源泉》等一系列诗文中，以难童的不幸与鲜血控诉了侵略者带来的灾难，号召人们积极行动起来，来拯救难童这一我们“民族的源泉”。

就在上海陷落的前一天——1937年11月12日，为工作陈伯吹又跑了出去。他看到了什么呢？到处是逃难的人群，其中妇女与儿童的遭遇最令人痛心：

女的都还穿着短袖的衫，露出两条冻得发红的臂。有的还弯着紫红的瘦臂，抱着一个孩子在颤抖。也有半开着胸膛喂奶的，鼻孔里淌着涕水，显然受寒了！更有搀着孩子的手，哭丧着脸，脚趾冻得发痛而在不停地踏脚。

孩子们，大的穿了又短又窄的袄，像被捆绑着的一样；小的反穿了长衫，垂没了脚。反正都是一些破了的、旧了的，穿着谁都不会合身。他们本来是会说、会笑、爱跑、爱跳，然而在炮火底下挣扎了出来，却也像大人们一般地懂得生活的艰难，焦虑而沉默起来，贴紧在他们的可怜的爸或妈的身边，似乎失去笑笑跳跳的本能了。

如果说在上海陷落之前，战乱中的孩子还只是“失去笑笑跳跳的本能”的话，那么在上海失陷以后，又有多少孩子成了孤儿，在没有尽头的流亡途上逃难、逃难：

枪声像爆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