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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闭门读禁书(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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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闭门读禁书”

陈伯吹在县立一小有三位最要好的朋友,就是周向之、陈荷百、徐学文。他们4人不仅在文学上有共同的兴趣,而且在政治观点上也基本一致。陈伯吹从他们3人的闲谈中得知,他们的母校龙门师范是一座革命的摇篮,而县立一小的30多位教师,包括校长在内(除了陈伯吹外),清一色的全是龙门师范毕业的,而且他们的不少同学就在广州闹革命,有的还考进了黄埔军官学校。可想而知,县立一小的政治空气自然也很活跃。在周向之等3人的带动下,陈伯吹和他们一起悄悄地订阅了《向导》、《新潮》、《新青年》等进步刊物。西校园小亭成了他们经常聚会、交流思想的地方。他们在一起谈文学、谈政治、谈人生。在交流中,他们对陈独秀、李大钊等先驱者表现出一致的尊敬和明确的政治倾向性。如果说此前的陈伯吹只知勤勤恳恳地搞好教学业务,那么现在他开始懂得了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合理现状一定要改革。而作为“时代的创造者”的青年,他感到应该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支持正在蓬勃兴起的国民革命。

陈伯吹在宝山县立一小的4年(1925年春至1928年底),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24—1927年)由**转向失败,继而进入“十年内战”(1927一1937年)的“大革命、大转变”时期。宝山县城离革命的中心上海只有半小时的火车路程,全国各地的新闻通过上海《申报》、《时事新报》、《新闻报》等报刊,很快就传到了宝山。1925年3月12日,就在陈伯吹修改完《学校生活记》没几天,就传来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北京逝世的消息,陈伯吹写下了《心的碎片》一文,表达他对孙中山先生的沉痛悼念,并表示要将孙中山先生未竟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当时由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已于1924年1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并在前苏联和中共的帮助下,创设了黄埔军校,组建了革命军。孙中山逝世后,国民革命军在广东革命政府的领导下,经过东征、南征,肃清了广东的反动势力,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分三路北伐。主要的一路迅速平定了湖南,9月占领武汉,11月攻下南昌,先后击溃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等军队的主力,取得了伟大胜利;其他两路分别向江西、福建进军,也获得迅速的进展。

北伐军的节节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陈伯吹。这一天,他和周向之、徐学文、陈荷百三位好友又在西校园的小亭子相聚,谈到北伐军攻入南昌后,即将向上海、浙江进军,他们一个个兴奋不已,都想为国民革命做点实事。经陈荷百提议,他们一致同意参加国民党组织。陈荷百告诉大家,城中小学的校长张京石、教师王志衡,都是国民党党员。当时的宝山,还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国民党组织还是秘密的,如被发现,即有杀身之祸。他们四人都十分清楚这一事实,但他们都相信国民革命一定会成功,不愿意再当散兵游勇,迫切需要组织的领导与指引,于是就在当天晚上——1926年12月初的一天,秘密来到城中小学,找到张京石,向他表达他们的意愿,张京石又请王志衡老师一起,给他们秘密办理了加入国民党的手续。

成为国民党党员,他们对北伐军的进程以及当时国内国外的政治形势更关心了。1927年2月,北伐军向浙江进发,上海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第二次武装起义,以响应北伐军的到来。这时,宝山一小接到县教育局的通知,为了保证学生在北伐军与军阀之间发生战争时的安全,学校放假两周。陈荷百、周向之因为家中有事,又离校较近,就趁假期回去了。陈伯吹、徐学文因为离校较远,就留在学校“应变”。3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逝世2周年纪念日。身为国民党党员的陈伯吹、徐学文决定在教室里举行一个小型纪念会,悼念孙中山先生。一同参加的还有陈伯吹的得意学生袁锷和徐向文的得意学生王曾涛。纪念会后,陈伯吹还送给袁锷一张列宁的照片,并对他说:“列宁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支持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我把他的照片送给你,是希望你能继承孙中山先生未竟的事业。”末了,陈伯吹又提醒袁锷说:“这里是孙传芳统治的地区,谁要是有列宁照片,就会坐牢的,你可要小心啊!”袁锷非常珍重地将列宁的照片藏到家中不易被发现的地板底下。

袁锷的父亲是位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国民党元老,时任同济大学附属中学部主任。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后,北伐军经上海来到了吴淞镇,传说很快就会到达宝山县。陈伯吹和他的3位“同学”听到这个消息,真是欣喜若狂。他们从早晨盼到晚上,还不见北伐军的影子,大家心急如焚,一合计,干脆到吴淞镇去,便在一个细雨濛濛的晚上,4人步行到吴淞镇,终于见到了日夜盼望的北伐军。北伐军对他们口呼“同志”,这让陈伯吹感到无上的光荣,他想到当初加入国民党时,张京石、王志衡也是这样称他为“同志”的。

北伐军到宝山后,张京石、王志衡所在的城中小学成了宝山县的政治中心。校门口不仅挂上了醒目的白地红字的“中国国民党宝山县党部”的牌子,还有一块牌子上写着“宝山县农会”。宝山县各界人士还踊跃参加选择新政府的活动,大家一致推荐德高望重的袁希洛为县长。与此同时,浦文贵被任命为县教育局局长,陈荷百被任命为县教育局教育委员,周向之为民众教育委员,徐学文、陈伯吹为不脱产的教育宣讲员。这样,他们4人不仅加入了组织,而且还有了工作的分工,陈伯吹感到可以扎扎实实地为国民革命做些实事了。

然而,好景不长。4月13日上午,陈伯吹上完两节课,回到办公室,就从《新闻报》上看到一条《工会纠察队被缴械》的新闻。紧接着又传来袁希洛被逮捕的消息,城中小学门口那两块“中国国民党宝山县党部”和“宝山县农会”的牌子也被摘了下来……一系列突如其来的政治变化,使陈伯吹感到震惊,更疑惑不解,但心里明白形势将可能越来越严峻。他和3位“同志”互相告诫,提高警惕。幸亏当时“宝山县党部”公开了,但他们4人的党员身份却没有暴露。还是“消息灵通人士”陈荷百探得了消息,原来4月12日工会纠察队被缴械后,4月13日有20万工人举行罢工,第二十六军用机枪扫射游行队伍,时值大雨滂沱,宝山路上,血流成河,其状惨不忍睹。但他们怎么也搞不明白:工会纠察队为什么被缴械?蓬勃兴起的国民革命怎么一下子就失败了呢?

这一天,陈伯吹等4人又集聚在西校园小亭子里,谈论起当前的时局时,谁也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不知什么时候坐到他的身边的一位少年人插话说:“这有什么奇怪?国民党内部也有派系斗争嘛。”

他们4人第一次听说国民党内部也分派别,感到很吃惊。这时他们才开始注意起说话的这位少年,穿着长衫,仪态潇洒,很像大学生模样。不知是哪一位问道:“请问先生尊姓大名?在哪儿任职?”

“敝姓黄,名忆农,现在大学读书。”这位少年很有礼貌地答道。

“你说的国民党内部也有派系斗争,是怎么回事?”周向之迫不及待地问。

“国民党内部有左派、右派之分。所谓左派,以宋庆龄为代表,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所谓右派,以戴季陶为代表,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他们见少年谈吐不凡,又说得头头是道,就想从他那里打听更多的情况,徐学文问道:“蒋介石属于哪一派呢?”

黄忆农说:“蒋介石实际上站到国民党右派立场上去了。”

他们从黄忆农那里才了解到了“宝山惨案”的真相。原来,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后,引起了国内外反动派极大的恐惶。蒋介石于3月底到上海后,即和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策划发动反革命政变。4月12日,蒋介石雇用一批流氓冒充工人,袭击工人纠察队,随即借口“工人内讧”将纠察队缴械。13日,上海工人和人民群众举行总罢工和游行请愿,队伍行至闸北宝山路时,遭到血腥屠杀,死百余人,伤无数,血流遍地。

听到这里,陈伯吹不解地问:“蒋介石制造宝山路大血案,报纸上还天天宣传国民革命,又是怎么回事?”

黄忆农解释说:“蒋介石已成了新的军阀,但他比旧军阀更厉害,大耍两面派手法,嘴上说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但对真正的革命者来说,这也不可怕,可以利用他嘴上说的来反对他实际做的,揭开他假革命的真面目,让更多的人认清革命的艰巨性。”

黄忆农的话句句在理,给人鼓舞,给人希望,大家都有“相见恨晚”之感。这以后,黄忆农每周来和他们相聚一次,后又发展到每周二三次。这一天,黄忆农又带来一个消息:国民党内部开始“清党”了,即把不拥护蒋介石的人,一律清除出党。他们听到后,都默不作声,一是不知道如何应付这一时局,二是也暗自为自己的身份担心。同时,他们到现在还不清楚黄忆农的政治身份,看他消息如此灵通,应该是“国民党”中的一员,而且是左派,不然,他怎么与他们有那么多的共同语言呢?但凭感觉与一段时间来的交往,他们4人都有共同的看法:黄忆农是可以信任的,有头脑,有政治眼光,有正义感,又和他们很谈得来。

这一天,黄忆农征求他们4人意见,问他们可愿意为国民革命做点实事。他们仿佛感到考验自己的时候到来了,一致表示愿听吩咐。黄忆农见他们态度坚决,又都是热血青年,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油印标语和传单,打开一看,分别写有“打倒蒋介石”、“打倒戴季陶”、“清党运动是反革命运动”等。4人看过标语、传单,互相看了看,显得都很激动。他们向黄忆农保证:一定完成任务。黄忆农又告诉他们一些应该注意的事项,叮嘱他们要特别小心,末了,还教他们怎样拎浆糊桶、怎样走街串巷、怎样张贴和散发标语、传单。

按照黄忆农的指点,陈伯吹等4人选择星期六晚上行动。因为宝山城内在上海复旦、震旦、大夏、光华、交大等高等院校里读书的人很多,每逢周六他们都要回家,这天晚上行动,就会有很大的隐蔽性,一旦事发调查起来,不至于目标太小,局限在宝山县城内。等到夜深人静,他们4人机智地贴标语、散传单,完成任务后还回到宿舍睡了一觉。当他们早上起来时,那些标语传单让整个宝山县城都轰动了,都认为这是周末大学生回家的“杰作”,谁也没有想到他们4人身上。第一次成功的革命行动,让陈伯吹心里感到既甜美又自豪,尽管当时革命已进入低潮,但他们4人的革命情绪却异常高涨。

转眼已到了“五卅惨案”两周年纪念日,陈伯吹应在《民国日报·警声》副刊当编辑的同学(宝山甲种师范讲习所)陈造风之约,写下了《呼喊》一文,副题为“努力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文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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