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8章新年伊始简在帝心（第1页）
子鼠随冬去，金牛踏春来！
这一年春节假期过的也很快，其实对陈着来说，本应该是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只是因为格格的贸然来访，险些匆匆忙忙连滚带爬。
幸好，没出什么太大问题！
年初五的时候，。。。
夜深了，陈着却还没走。
办公室的灯一盏接一盏熄灭，只剩他这间还亮着。窗外城市灯火如星河铺展，远处高架桥上的车流像一条缓缓流动的光带。他靠在椅背上，手里捏着一张照片??是上周云南支教团传回来的：一群孩子蹲在泥地上，围着一台“共学盒”，屏幕微光映在他们脸上，像是某种古老的仪式。有个小女孩正用铅笔在本子上一笔一划写着什么，镜头拉近才看清，她写的是：“我要当法官。”
他把照片夹进笔记本，合上电脑，正准备离开，手机突然震动。是一条系统警报：**“回声通道”检测到异常高频关键词??“土地确权”“征地补偿标准”“集体资产分配”**，触发区域集中在湖南、江西、安徽三省交界地带，涉及用户超过一万两千人，且72小时内咨询量增长460%。
他皱眉点开详情，发现这些请求大多来自同一个源头：一个名为“皖南共学小组”的民间学习群。他们在平台上自发组织了“法律互助会”，每周轮流主持讨论，最近一次的主题是《农村妇女如何主张宅基地权利》。有人上传了一份录音，是一位村干部在村民大会上说：“女人嫁出去就是别人家的，哪还能分地？”紧接着，群里立刻有人贴出《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六条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八条的节选，并附上一段语音讲解：“这不是讲理，是违法。”
陈着盯着那条语音转文字的内容看了很久。声音很轻，带着浓重方言口音，但每个字都咬得极稳：“我叫吴秀英，四十九岁，小学没毕业。去年学完‘婚姻家庭课’，我去乡政府问了我的名字有没有登记在土地承包合同上。他们说没有。我说我要查档案。他们笑了。我说笑归笑，我要复印材料。他们不给。我就坐在窗口不走，从早上八点坐到下午五点。最后给了。我发现合同上只有我老公的名字。我拿着法条去理论，他们说‘村里历来就这样’。我说，历来这样，不代表合法。我现在已经在准备起诉了。”
他闭上眼，脑海中浮现出无数个这样的场景：不是演讲台上的慷慨激昂，而是灶台边低声翻书的母亲；不是法庭上的唇枪舌剑，而是村委会门口久久不愿离去的身影。
他知道，这已经不再是“教育”能涵盖的事了。
第二天清晨，他在会议室召集团队紧急开会。林小雨带来最新数据：“过去一个月，平台‘法律类’课程日均访问量突破百万，其中‘征地维权’‘集体经济分红’‘离婚财产分割’三类课程完课率最高，平均达89。2%。更关键的是，用户开始主动上传案例、整理模板、互帮互助，形成了至少三百多个区域性‘共学+行动’社群。”
“我们正在成为某种……替代性公共系统。”她说，“人们不来找政府，先来问‘共学’。”
会议室一片沉默。
财务总监迟疑道：“可我们没有律师团队，也没有调解资质。万一有人依我们课程里的内容去闹事，出了问题谁负责？”
“他们不是‘闹事’。”陈着声音平静，“他们是第一次知道，自己有权利说话。”
他站起身，走到白板前写下四个字：**知行合一**。
“王阳明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让‘知’落地成‘行’。如果一个人学了法律却不敢用，那这门课就是失败的。但如果她用了，却被当成麻烦制造者，那这个社会才是失败的。”
顿了顿，他说：“联系司法部合作团队，请他们协助我们上线‘基层法律实践指南’专题。同时启动‘共学援助计划’：招募五百名公益律师，组成线上志愿团，为用户提供免费初步咨询。每台‘共学盒’增加一键求助功能，接入当地法律援助中心热线。”
林小雨忍不住问：“这会不会太激进？我们毕竟不是NGO，也不是政府部门。”
“那就做第一个既不是NGO也不是政府，却能让普通人活得更有尊严的企业。”陈着看着她，“你说过，用户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知识。那我们就陪他们走下去??哪怕这条路通向风暴中心。”
项目启动第三天，第一起事件爆发。
湖南醴陵一位名叫周玉梅的农妇，在完成“土地权益课”后，向村委会申请查阅村集体资产台账，遭拒后当场播放《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音频，并声明将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村干部报警称其“扰乱公共秩序”，警察到场调解时，她掏出打印好的《妇女权益保障法》复印件递上去：“我不吵不闹，我就想知道，为什么全村三百亩流转土地的补偿款名单里，没有一个女人的名字？”
视频被同村人发上网，短短半天转发超二十万。有网友评论：“原来最硬核的维权，是一个农村妇女背法条的样子。”
与此同时，压力再度袭来。
某省级主管部门约谈平台驻地办事处，明确表示：“鼓励学习，但反对借知识之名煽动对立。”更有媒体撰文质疑：“民间普法是否正在演变为基层对抗的导火索？”甚至有地方教育局通知学校，禁止学生带“共学盒”回家，理由是“内容未经属地审查”。
陈着没有回应。
他只做了一件事：将周玉梅的完整经历制作成纪实短片《她读法典那天》，由平台官方账号发布。片中没有任何煽情旁白，只有她一字一句朗读《民法典》的画面，穿插她在田埂上填写行政复议申请表的手部特写，以及她女儿在一旁默默抄写“妈妈说，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的日记片段。
视频结尾，是一段采访：
记者问：“你怕吗？”
她摇头：“怕啊。但我更怕我女儿以后也被人说‘女娃不用懂这些’。”
发布不到十二小时，#她读法典那天#登上热搜榜首。全国妇联官微转发并配文：“每一个敢于拿起法律武器的女人，都是时代的光。”最高人民法院公众号随后推出专题《从田间到法庭：那些正在改变中国的女性》，引用该案作为“法治下沉”的典型案例。
风向悄然逆转。
一周后，中央政法委官网刊发评论文章《让法律真正走进千家万户》，明确提出：“推动全民守法，不仅要普及条文，更要支持群众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任何阻碍普通人知法、懂法、用法的行为，本质上是在削弱法治根基。”
政策松动的同时，变化也在野蛮生长。
四川大凉山深处，一个由十二名彝族妇女组成的“阿嫫共学组”（阿嫫意为母亲），利用平台学到的合作社注册流程和电商运营知识，创办了“云端羊毛坊”。她们将自家羊群剪下的羊毛手工纺线、染色、编织成民族风围巾，通过直播销售。最关键的是，她们坚持所有交易使用成员个人账户，拒绝由男性亲属代管资金。
“以前卖羊，钱直接打给男人。”组长阿呷在一次连线分享中说，“现在我们卖的是手艺，是我们的时间和心血。凭什么不能自己收？”
类似的故事不断涌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