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7章 女性与生育（第1页）

炭火第三次被添满，青白色的烟笔直上升，在油灯光晕中纠缠、消散。当“西方伪史”的震撼渐渐沉淀为冰冷的认知，话题如利刃般转向更残酷的现实，那场持续五百年、针对华夏文明的系统性围猎。这不是虚构的故事，而是正在发生的、关乎血脉存续的战争。卢润东没有直接开口，而是从随身的旧皮包中，取出两份文件，轻轻放在桌面上，像放下两枚沉重的棋子。一份是手写的《渭北三县妇幼卫生调查摘要》，纸张粗糙，字迹潦草却用力，那些数据触目惊心：新生儿夭折率高达十之三四，产褥热为常见死因，绝大多数接生依靠毫无卫生知识的旧产婆，用灶灰止血、用生锈剪刀断脐。另一份是印刷精美的《日本国民精神总动员与母子保健政策译介》，冰冷的铅字背后，是系统性的国家介入：从学校女生必修家政与育儿，到城乡遍设的“母子保健所”，目的明确——“培育健全国民之母体，确保帝国未来兵源与劳动力之素质”。他将两份文件推向中央。无需多言，强烈的对比本身，就是最尖锐的提问——当别人已在系统化地锻造“合格的母亲”以支撑其扩张野心时，我们的母亲和孩子，还在最原始的蒙昧与风险中挣扎求生。周豫才最先拿起那份调查摘要，手指拂过“脐带用灶灰涂抹止血”的记录，久久不语，指尖微微颤抖。再抬头时，眼中是深不见底的悲哀，这悲哀比愤怒更刺骨，因为它指向的是最无力、最无辜的牺牲。“我们谈救国，谈启蒙，声音震天响，文章写满纸。”他声音沙哑，像沙砾摩擦，“可一个孩子，在他听懂‘国家’‘民族’这些大字眼前，他生命的底色，是谁给的？是他睁开眼睛看到的第一个世界——母亲的脸，母亲的手，母亲哼的歌，母亲处理伤口的方式。”他放下纸页，仿佛那纸烫手，“倘若这‘第一课堂’里，教的尽是愚昧、恐惧、不洁与听天由命……我们在后来的学堂里，用多少本《新国文》，才能擦掉这最初的烙印？才能补回那缺失的、关于‘人该如何有尊严、有保障地活着’的第一课？”他看向卢润东，目光如锥，直刺人心：“你谈树三观，立人格。人格的第一粒种子，是在产房里、炕头上、灶台边种下的。一个自身被剥夺了光明、困于蒙昧与恐惧的女子，你让她拿什么去点亮她的孩子？她只能传递黑暗，传递她所承受的一切麻木与顺从。这才是最绝望的传承，是文明血脉最深处的毒。”陈仲甫一掌拍在桌沿，震得茶壶嗡嗡作响：“豫才之言，痛彻骨髓！”“新文化运动高喊‘打倒孔家店’，其中一条大罪，便是‘夫为妻纲’，将一半人口禁锢为‘奴’与‘盲’！”他站起身，挥舞手臂，“女子无学，则家庭无明；家庭无明，则儿童如生于暗室。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若这老师自己就是文盲、就是迷信的俘虏、就是疾病的受害者，她如何能教出健康、明亮、有独立精神的后代？”他转向那份日本文件，眼神凌厉：“这等于是从源头上，毒害了整个民族的幼苗！这不仅是家庭之悲，更是国家之癌！我们若只救男子，不救女子，便是只医枝叶，不掘病根，终是徒劳！你看日本，它恶，但它清楚知道母体的重要，它在系统性地锻造‘合格’的母亲，为其狼子野心服务！而我们呢？我们连让母亲和孩子活下去、健康活下去的基础都没有！”李守常接过话头，他的声音依旧沉稳，却如大地深处传来的轰鸣，蕴含着改造山河的力量：“仲甫、豫才所言，是破。现在需立。女子教育，绝非只是让女子识几个字，会算账，以便‘相夫教子’更得力。那是旧瓶装新酒，换汤不换药，仍是把女子当作家庭的附属‘工具’来改良。”他拿起那份日本文件，又轻轻放下，仿佛那是一个危险的参照物，带着剧毒：“润东提供的这份东西，其内核是军国主义的，是将女子作为‘生育健全国民的工具’来培养，是另一种形式的奴役——为国家机器服务的奴役。我们万万不可堕入此途，否则便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他环视众人，目光灼灼，充满了建构的激情：“我们的女子教育，目的应是解放女子作为一个‘人’的全部潜能。让她有健全之身体，因卫生知识而免于无谓死亡；让她有独立之精神，因知识眼界而能明辨是非、主宰自身命运；让她有社会之担当，因参与学习与生产而知家国天下，能为之贡献智慧与力量。”他顿了顿，语气更加坚定：“唯有这样的女子，才能成为家庭中真正的‘灵魂’与‘基石’，而非仅仅是‘劳力’或‘附庸’。她传递给下一代的，将不是盲从的孝道，而是理性的敬爱；不是对命运的畏惧，而是对生活的勇气与探索之心；不是封闭的自私，而是开阔的关怀。这，才是提升未来人口根本素质的不二法门，是强国强种最深远的投资。”，！瞿秋白一直静静听着，此时才温和而坚定地加入，他的声音虽然虚弱，却像潺潺溪流，清晰而执着：“守常先生点出了本质。人口素质，不单是体魄强健、识字率高。更深层的，是心智的健全、判断力的独立、创造力的萌发、与协作精神的养成。”他轻轻咳嗽，缓了缓，“这些品质，在家庭这个最初也是最重要的社会化场所中，其‘教师’——母亲——自身的状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个能理性处理家庭事务、保持学习好奇心、与邻里友善互助的母亲，其日常言行，就是对孩童最好、最持续的‘素质教育’。反之，则如豫才先生所言，贻害无穷，且难以弥补。”话题自然而然转向了更现实，也更为当时主流所关注的——人口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李子洲终于翻开了他的账本，但这次，他先没看数字，而是叹了口气，那叹息沉重得像担着千斤重担：“外敌环伺，常说我国以四万万人口之众，为何仍遭欺凌？于是有人疾呼，当鼓励生育，增加人口，以量取胜。此心可悯，此见却短，短在只见数字，不见数字背后血肉的质地。”他指向那份惨痛的妇幼调查，手指点着那些夭折率数字：“如此高的婴孩夭折率，如此多的母亲死于生产。这每一笔，不仅是人间惨剧，更是国力的巨大空耗与未来希望的扼杀。一个家庭，耗尽资财、母亲冒着生命危险孕育，最终人财两空，陷入更深的贫困与绝望，何谈为国家增添力量？这增加的，不是‘人口’，是‘负担’的累积，是‘苦难’的数字堆砌。”他目光锐利起来，像精明的账房先生在看一笔坏账：“真正的‘增加人口基数’，必须是有效增加，是健康生命的存续与成长。女子受教育，知晓卫生常识，可大幅降低生育风险与婴儿死亡率。”“此一项，便是在保全现有的、最宝贵的生命资源，是在做‘止损’。再者，女子若有基础算数、农业或手工技能，能增益家计，家庭便更有余力与意愿养育健康、乃至接受教育的后代。这并非鼓励无节制的生育，而是让每一次生育，都更安全，每一次养育，都更有希望和质量。这样的‘基数’增加，才是有质量的、能转化为真实国力的增加。”：（）抗战之海棠血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