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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帮会人员组建别动队

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不到一月，9月4日凌晨，蒋介石直接发来电报，命令戴笠与上海著名帮会头领杜月笙合作，限一个月内成立一支一万人的抗日游击部队，以配合正规军作战，在敌前敌后进行骚扰、破坏、袭击，并肃清汉奸日谍的活动。

这天上午8点左右，戴笠带着机要秘书毛人凤来到三极电所，将蒋介石的电报给文强看了，然后具体谈到，他已决定将这支游击部队命名为别动队，并在其上建立一个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的政治军事指导机构，聘俞鸿钧、吴铁城、贝祖贻、杜月笙、钱新之、刘志陆、蔡劲军、吉章简等为委员，戴笠本人兼书记长，实际负责。

因9月4日的电报韵目为“支”，戴笠即以奉到“支电”之日作为苏浙行动委员会和别动队成立纪念日。并于当天任命文强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书记长办公室上校人事科长，负责这支部队的具体组织工作。

戴笠还提出，别动队总指挥部下辖五个支队，每个支队相当于正规军一个团的编制，支队下依次为大队、中队、区队、班，均按三三制。共1万人。

将这些考虑说完后，戴笠见文强都已记录下来，便把手一挥，要他立即起草一份组织行动大纲及编制表，限当晚7时前完成，

文强按时完成了，戴笠也按时带着刚从武汉调来任特务处上海区长的周伟龙一起来到三极电所，叫文强逐条念给他们听，听完一条修改一条。

最后，戴笠将修改稿放入他的皮包，满意地笑着说他要连夜缮正，以便次日带去与杜月笙会谈。议出结果后，三日内向蒋介石呈复。

第二天晚上7时左右，戴笠率领余乐醒、周伟龙、毛人凤、文强等一班高级骨干，乘坐三辆汽车，由三极电所出发，前往法租界赵主教路刘志陆公馆与杜月笙会谈。

刘志陆曾在老牌军阀陈炯明的粤军和吴佩孚、张宗昌的直鲁联军任过军长，投靠国民革命军后任过师长，此时在上海作“寓公”，有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头衔，他在上海帮会内的辈分比杜月笙高，但仍然不惜“纡尊”**，替杜月笙办交际，在杜府门上跑腿。

杜月笙这个名字，在当年的上海滩，可谓无人不晓。

当时够得上称为“海上闻人”的，大约不超过20个，杜月笙即其中之一，而且是名号特别响亮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与黄金荣、张啸林三人均是著名的上海青帮头领，而杜月笙的社会影响已在这三人中占了首位。老报人徐铸成对他们有一个生动的概括：他们“出身于流氓无产阶级，无恒产，甚至没有固定职业，但可以挥金如土，一呼百诺。他们没有什么高官显爵，而那些达官贵人，军阀显要，见了他们仿佛都还矮了一截，趋奉唯恐不及。”

杜月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人物。

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实行“清党”时，曾利用了他和黄金荣等人掌握的帮会势力来镇压工人纠察队，诱捕、杀害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

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杜月笙却又与爱国报人史量才（《申报》社长、中南银行董事长）等组织抗敌后援会（杜任副会长），捐赠钱物，支援前线，抢救伤兵。随后又与史量才及黄炎培（著名职业教育家）、钱新之（金融家）等成立了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杜任会长），代表上海各界支持十九路军抗日，法国驻上海总领事担心他的举动会得罪日方，希望他辞去法租界公董局董事一职，他以民族大义为重，同意辞去了那一职务。

八一三抗战爆发前夕，杜月笙担任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团委员兼筹募委员会主任委员。抗战爆发后，他又热情投入到筹募资金、输送给养、收容安置难民等工作中。

这是文强第一次见到这位“海上闻人”。杜月笙身材修长，面色带青，看上去只是一个50多岁的文弱老儒生，并无一点小说或戏剧中那些流氓头子、“混世魔王”的模样。

来到公馆会议厅，杜月笙方面的人员已经先到，除杜月笙外，还有刘志陆、陆京士、朱学范、万墨林、陶一珊等。

会谈并不复杂，因事前戴笠与杜月笙已经互通声气，达成了共识。因此十分顺利通过了苏浙行动委员会组织行动大纲和编制预算书。

两天后，双方又举行了第二次会谈，确定了高级人事安排。杜月笙推荐的刘志陆担任别动队总指挥，另外推荐了陆京士、朱学范、陶一珊任支队长。其中陆京士与朱学范都是邮局工会领袖，陶一珊是上海公民训练联队总队长，但他又是黄埔军校六期毕业生，此时已是复兴社骨干。

戴笠另外推荐了黄埔同学张邺作支队长，还推荐了几个黄埔同学任其他主要职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