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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双十二”到“八一三”

1936年初冬，文强奉调到南京任国民政府参谋本部乙种参谋业务训练班政训处上校处长。

乙种参谋，即情报参谋。这是当时为对日作战进行准备的一个方面。训练班设在南京慧园路慧园里，由特务处控制。班主任由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以参谋本部第二厅第四处少将处长兼。戴笠是特务处上校处长，军衔比郑介民低一级，但权力上则是郑介民的顶头上司。

这样，文强就有了双重身份：既是军委会特务处官员，又是参谋本部第二厅官员。

在训练班期间，他为了多学得一些知识以应即将到来的战争之需，常常随班旁听。与他一起随班旁听的，还有其他一些国民党将领，其中还包括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

这时，已有身孕的周敦琬辞去在浙江警校的工作，来到了南京。他们在南京明瓦廊街75号安下了新的家。

训练班开学不久的一天，戴笠突然跑来找训练班教务主任余乐醒，碰到了文强。戴笠显得十分着急，神色大变。

文强帮他把余乐醒找来，郑介民、梁干乔等复兴社骨干也来了。这时，他们才知道是在西安发生了张学良、杨虎城以武力扣押蒋介石实行“兵谏”的“双十二事变”。

戴笠是从军统局西安站站长江雄风的来电中获知此事的，他已分别去找了军政部长何应钦和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行政院长宋子文等了解情况。

戴笠焦急地对余乐醒等人说：

“如何是好？领袖生死难卜，何部长主张讨伐，宋院长和夫人则认为打不得，要政治解决。贺衷寒、桂永清他们也主张兴师问罪……意见如此不一，领袖又如何能得救？我想亲自到西安去！”

他颤抖着声音，提出要余乐醒赶快为他物色几个能“飞檐走壁”的人，跟他一起混入西安去救蒋介石。说完，他竟放声大哭起来。

在场几人从未见过戴笠这样的表现，只能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余乐醒受到感动，也陪着流了一会儿泪，想了想说，救是要救，越快越好，只是飞檐走壁的人恐怕一时难以找到，他愿亲随戴笠一起化装混入西安，再想办法。

几个人谈来谈去，也没有一个结果。

最后，戴笠还是随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去了西安。本来宋美龄反对他去，怕他去了坏事。但是宋子文坚持要戴笠去，因为戴笠与张学良私交很好（戴笠在南京洪公祠的办公地点，都是张学良连地皮带房屋一起赠送的），张学良手下又有一些戴笠安插的人，去了可以起一些作用。

西安事变在国际、国内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不过，当时并非人人都能看清这一事件将会带来的重要历史作用。

在西安事变的消息刚传出时，苏共中央《真理报》就发表社论，谴责事变“显有怪异性质”，并称此事变是“汪精卫利用张学良部队中的抗日情绪，挑动这支部队反对中央政府。”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也发表社论，称张学良之行动足以破坏中国抗日力量的团结，认为这次事变“不独为南京政府之危险，抑且威胁全中国”。

在上海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一贯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曾因力主停止内战团结御侮而被国民党当局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七位领袖，而引起全国声援“救国会七君子”的运动，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向蒋介石提出的条件之一就是释放救国会领袖。但救国会这时对西安事变发表的《紧急宣言》中也说，西安事变“实行武力诤谏，这种不合常规的办法，当然不能为全国民众所赞同。”

国民党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与蒋介石长期不合的冯玉祥将军，这时也致电张学良表示指责：“当此外侮日深，风雨飘摇之际，虽吾人和衷共济，同挽国难，犹恐计虑不周；岂容互生意见，致使国本动摇？”在对记者发表的讲话中，他也批评张学良违法犯纪，希望张学良速送蒋介石返回南京。并说：“在国家突遭此变故之时，全国人民与各级官长自然万分气愤，万分焦急，既虑外来祸患之加重，复痛燃箕煮豆之危迫，而尤虑最高领袖之安危。”

数十年后，文强在一封信中如实记述了他当时所见的情况和他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