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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省委的革命夫妻

周敦琬出身于重庆附近江津县白沙镇大户之家，父母分别属于当地周、邓两大家族。她自幼就是有名的才女，在重庆著名的四川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又到北京深造。据当时中共四川省委干部情况登记表上记载，她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而据文强回忆，她毕业于燕京大学。

她从北京毕业后回乡时，父母均已去世，家政由孀居的大姐主持。周敦琬到家没几天，说亲的人便络绎而至。在当时，像周敦琬这样受过高等教育而又家道殷实的大家闺秀，确属凤毛麟角。

大姐为说客盈门感到棘手，周敦琬却从容不迫地要大姐把说客们一齐请来，她亲自向众人宣布：她主张婚姻自主，不受家庭和社会的干预，并声明自己刚刚回乡服务，尚未做出成绩，不谈婚事。她还将说客们视为说亲条件的“门当户对”、金钱地位等全都斥为“买卖婚姻制度的遗毒”，宣称一概不予考虑。

她的这一举动震惊了乡人，在当地传为美谈。

在1928年元宵节后召开的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扩大会议上，时任中共江津县委书记的周敦琬，和时任临时省委秘书长的刘愿庵同时当选为中共四川第一届正式省委的委员。

周敦琬是当选委员中的唯一女性。

从那以后，周敦琬便辞去了在江津中学的教职，成为“职业革命家”，调到了重庆参加地下省委机关工作，

她和刘愿庵的人生道路交汇到一起了。

在中共四川省委1928年8月写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谈到有的干部牺牲了，有的调离了，有的出外巡视未归，留在重庆的只剩下临时省委书记张秀熟和周敦琬两人，然而——

周不能到各茶楼旅店去作接头工作（因为她是女子，在四川封建社会中为工作不能不顾忌）……

由此可见她当时工作之艰苦及肩负责任之重大。

因为周敦琬担任过第一任共青团江津县负责人，第一任中共江津县委书记，第一届中共四川省委中的第一个女委员，第一任省委妇女部长……李鸣珂曾打趣称她为“我们党内的‘六一居士’”。从这个称号，也可看出她当年在四川中共组织内的名气和地位。

除去革命资历外，周敦琬在四川共产党人中的威望还有一个原因：她是一个诲人不倦的教育工作者。不少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都向她学习过文化知识（更不必说向她学习密写、刻钢板、油印等技术了）。她有一个观点：一个好的革命者，首先应该是一个好的教育工作者。李大钊本来就是一个好教授，恽代英、萧楚女也是优秀的教育家。因此，她在中共党内十分重视提倡教育和学习。

1928年10月，刘愿庵出席了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回到重庆，正碰上中共四川省委遭到大破坏，省委书记张秀熟被捕入狱。刘愿庵奔走各地恢复组织。1929年6月，在成都召开了临时省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中共六大精神，建立起新的四川省委，随后又将省委从成都迁回重庆。

直到这时，刘愿庵和周敦琬才得以在长江边这幢吊脚楼里过上夫妻生活。

然而，他们共同生活不到一年，中共四川省委再次遭到大破坏，刘愿庵惨遭杀害。

刘愿庵就义前，给“我最亲爱的琬”留下了一封感人至深的遗书。

在这封充满**的遗书中，刘愿庵追记了省委常委在开会时被捕的情况，对自己的疏忽大意给革命事业带来的重大损失，表示了沉痛的忏悔。他还回顾了他与周敦琬之间的爱情生活，倾诉了他对爱人最后的希望：

把全部的精神，全部爱我的精神，灌注在我们的事业上，不要一刻懈怠、消极。

我在拘囚中与临死时，没有你的一点纪念物，这是心中很难过的一件事。但是你的心是紧紧系在我的心中的，我最后一刹那的呼吸，是念着你的名字，因为你是在这个宇宙中最爱我，最了解我的一个。

遗书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