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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当代人间佛教的发展

佛弟子常常在佛前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或者倡导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的六度、四摄法门。然而，正如太虚大师所言：“中国佛教是大乘的思想，小乘的作为。”佛教在人间的建设，一直未能具体有所作为。

本章指出，百年来的佛教，历经庙产兴学、战争等各种因素，致使佛教衰败不堪。有鉴于此，当代人间佛教的行者，力倡人生佛教、人间佛教，融合出世与入世、传统与现代，以文化、教育、弘法、慈善等各种方式，积极推动“从僧众到信众、从寺庙到社会、从自学到利他、从静态到动态、从弟子到教师、从本土到世界”，将人间佛教普及于各行各业，如今人间佛教在世界各地已经逐渐开花结果。

佛教发源于印度，光大于中国。尤其近几十年来，随着人间佛教积极地推动，已从中国台湾地区弘传到世界五大洲；就如佛陀当年行化五印度一样，人间佛教已在各地陆续生根发芽。

回顾当初，有不少印度僧人、西域僧人，分别从陆上丝路及海上丝路，将佛教传来中国，带来了不少经典；但因初期传译的佛经，都从西域间接传来，为了求法，也促使许多中国的出家人，如朱士行、法显、玄奘、义净、昙无竭等百千人，西行印度的决心，并且带回搜集的经典，佛陀人间佛教的思想，就这样发展到了中国。

关于佛教在中国发展的过程，我在2001年《普门学报》创刊时，曾经发表过一篇《中国佛教阶段性的发展刍议》，把两千年来中国佛教的发展，分成六个阶段：一、东传译经时期（秦汉魏晋时期），二、八宗成立时期（隋陈李唐时期），三、禅净争主时期（五代赵宋时期），四、宫廷密教时期（元明皇朝时期），五、经忏香火时期（大清民国时期），六、人间佛教时期（20世纪以后），想要了解的读者可以参阅，在此我就不多加说明。

本章则针对人间佛教的推动，分成五个面向来叙述，让大家了解当代人间佛教的发展：一、文化出版；二、教育办学；三、弘法活动；四、慈善事业；五、国际弘法。

高丽《大藏经》经板

高丽高宗三十八年（1251），木，韩国庆尚南道陕川，海印寺圣宝博物馆藏

佛陀时代，佛法的传播，都是靠口耳相传，后来透过经典结集、艺术、雕刻、绘画等不同方式流传，其中，以文字的弘传力量最为广大，受益人数最多。关于中国佛教传播的情况，在前面已略微叙述，现在就从清末民初的杨仁山居士开始复兴佛教文化说起。

有“中国佛教复兴之父”美誉的杨文会（号仁山）居士，在南京舍宅设金陵刻经处，流通、印刷佛经；其他各处如天津刻经处、北京刻经处、扬州天宁寺昆陵刻经处，也前后成立；此外，福州鼓山涌泉寺、杭州玛瑙寺等，也有刊刻经典流通。

此中，以金陵刻经处为翘楚。前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曾跟我说，“**”时，周恩来总理下令要保护金陵刻经处，不能让它受到伤害，所以，延续至今，都还在从事印经工作。这许多刻经处，对于佛典的保存、校勘、刻印流通的发展功不可没。

其实，关于近代佛教文化出版，早在光绪年间，重建南京栖霞寺的宗仰上人，也曾在上海哈同花园印行《频伽大藏经》，可惜因为战乱而散失不全。继刻经之后，是善书的印赠，如：印光大师的《文钞菁华录》，弘一大师、丰子恺共同编著的《护生画集》，上海圆瑛法师的《圆瑛法汇》（即《圆瑛法师全集》），还有广东岑学吕编辑的《虚云和尚年谱》等等，对人间佛教的传播和贡献都很大。

随着西风东渐，各种文化的交流刺激，佛教开始发行各类刊物。在内地，最早的佛学刊物是1912年狄葆贤、濮一乘发行的《佛学丛报》，再有太虚大师创办的《佛教月报》《海潮音》杂志、《觉群》周报，欧阳竟无创办的支那内学院院刊《内学》，仁山法师的《法海波澜》《世界佛教居士林林刊》。在西北地区，康寄遥居士则编印了《佛化随刊》《大雄》月刊、《祈祷特刊》《太虚弘法专刊》等，在全国都有一定影响。其他像上海的《佛教日报》、北京的《觉世报》、汉口的《佛化报》等也相继出版流通。

另外，发行流通在东南亚一带的刊物，如：寄尘、通一法师在广东潮州开元寺创办《人海灯》月刊，慈航法师在南洋办《人间佛教》杂志，竺摩法师在澳门办《无尽灯》杂志，香港佛教联合会觉光法师办《香港佛教》杂志，及妙法师《内明》杂志等数百种的佛教刊物，对人间佛教的普及和传扬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当时，研究佛学风气非常兴盛，最有名的是南京“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和北京三时学会的韩清净，有“南欧北韩”之称。不少佛教相关辞典、书籍也相继出版，像丁福保的《佛学大辞典》，是中国佛教有史以来第一部大辞典，梁启超的《佛学研究十八篇》是以学术方法研究佛教的先河，蒋维乔的《中国佛教史》曾被选为武昌佛学院教材，王季同的《佛法与科学之比较研究》，吕澂的《佛教研究法》，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尢智表的《佛教科学观》《一个科学者研究佛经的报告》，都是佛教思想著作的重要代表。由于僧信的努力，人间佛教的思想学说，在全国各地就有了一番新气象。

《菩提树》杂志、《人生》杂志

后来发生“**”，中华文化受到严重摧残。记得香港严宽祜居士告诉我，他在文咸西街四十二号三楼成立的“香港佛经印送处”，就是在“文革”期间，从延烧的火堆中，把佛经抢救出来运到香港，并将不少珍贵的版本重新印刷出版。后来，印送处更名为“香港佛经流通处”，在海内外流通佛教经书和法器，举凡教界的请托、代办，他都一概义务承揽。严老在佛教危急存亡之际，不计一切地保护佛教，是一位受人敬重的佛教大护法，可以说，与杨仁山居士前后媲美。

所幸，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下，不少的高僧大德、知识分子，为了续佛慧命，纷纷前往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继续发展人间佛教，让佛教文化得以保存和流传。如1948年，最早从南洋到台湾的慈航法师；隔年，相继从大陆至台的大醒、南亭、东初、白圣等法师；接着，从香港陆续来台的有太沧、证莲、印顺、演培、道安、仁俊、续明、大本法师等人。

谈到台湾的佛教刊物，最早的定期刊物是《台湾佛教》，以及原由太虚大师创办的《海潮音》月刊和《觉群》周报。《海潮音》于1948年由大醒法师从上海迁移来台发行，后有李子宽居士继之。《觉群》周报则由大同法师带来台湾复刊，初期我曾参与编辑工作，之后由朱斐居士主编，因为理念因素，朱斐决定停办《觉群》，并新办《觉生》杂志，过后又交给林锦东（宗心法师）发行。东初法师办的《人生》杂志，我也曾受托付，担任主编达六年。

再有就是李炳南、朱斐于1952年发行的《菩提树》杂志，以及白圣法师的《中国佛教》、莲航法师的《佛教青年》等。而张少齐、张若虚父子创办的《觉世》旬刊，第一期由我做总编辑，后来他们就干脆交由我接手，总共办了40年，每期准时出刊，从未拖过一期。直到现在，《觉世》转型在《人间福报》上，每天都有一个版面与读者见面。

此外，广慈法师的《今日佛教》月刊、周宣德及郑振煌的《慧炬》、道安法师的《狮子吼》等杂志，也都相继出版，共同推动人间佛教的文化命脉在台湾的发展。

民国报人朱镜宙和周春熙居士等创办“台湾佛经流通处”，他们不以赚钱为目的，只想发展佛教文化，以半卖半送的形式，将经典、佛书推展到各界。另外有一些堪称文化人的居士大德，如许炎墩、董正之、周邦道、李恒钺、陈慧剑、刘国香、朱蒋元和朱其昌父子、李世杰、乐崇辉、李添春、曾普信等人对台湾早期出版界尽心尽力，共同顶下了人间佛教文化的半边天。他们有的编辑佛教杂志、著书立作、成立出版社，一起为佛教文化发声，算是让佛教也能有一丝生存的空间。如今，台湾的佛教杂志更多元，我也不得办法一一去叙述了。

这时候黄奎等的基隆自由书局、许炎墩的台中瑞成书局、苏绍典的台南南一书局、李庆云的高雄庆芳书局，都是佛教文字流通的大本营；和佛教有深厚因缘的张少齐老居士，早年来台时，也曾创设建康书局，出版佛教书籍，影印《大藏经》流通。我在新竹“台湾佛教讲习会”教过的学生圣印法师，他在台中也成立“佛教文物供应社”；东初法师在北投成立“中华佛教文物馆”等等，这些都为佛教文化增添不少光彩。

而孙张清扬夫人、张少齐父子和我等人，创立的新文丰印刷公司，我们也是无条件交给刘修桥（高本钊）居士经营。新文丰出版佛教的大藏经、书籍数十年，对人间佛教的播撒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台北，原本都是官场中的“大佬”，屈映光、赵恒惕、丁俊生、蔡念生、钟伯毅等人，都自许是佛教徒，发心组织“修订中华大藏经会”，倡印《碛砂藏》。由于人力、财力的资助来源有了困难，只是发行几本，就没有再继续了。

修藏事业的进行很不容易，他们在台北经常召开大藏经会议，我有缘参加了几次，和这些长者都有许多接触。有一次，我到台中探望蔡念生居士。他在堆满了杂物的日式小房子中，打着赤膊、穿个背心，在炎热的夏天里，汗流浃背地校勘《大藏经》。他们这许多的居士大德，为推动佛教文化的发心和努力，让我佩服不已。

说到《大藏经》，东初法师得到孙张清扬居士的支持，发起影印由叶公超从日本运回的《大正新修大藏经》，并且成立影印大藏经环岛宣传团，南亭法师担任团长，由我领队，和煮云、广慈法师，以及当时的宜兰青年慈惠、慈容、慈莲、慈范、林松年等人一起参与。我们环岛80天，推广了数百部《大藏经》。慈惠法师还撰写了《宣传影印大藏经弘法日记》记录当时的弘法盛况。

我自己本身没有进过学校读书，也没有受过文字的训练，但受到胡适之先生的影响。他说：“文章如讲话，话怎么讲，文章就怎么写。”就这样，我也觉得写文章如同讲话，没有困难。如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法句经》）因此，我也倡导平易近人、通俗易懂的文章，跟随胡适之一样，在佛教里推动着白话文运动。

20世纪50年代，我先后在台北三重埔和高雄中山一路成立“佛教文化服务处”，对人间佛教有了创新的发展，推出台湾首部出版《中英对照佛学丛书》经典部和教理部，佛教的艺文如《苏东坡传》《佛教童话集》《佛教故事大全》《佛教小说集》等。尤其，重新分段、标点的《每月一经》，每本流通价一元，都是成本以下，等于是广结善缘一样，与有缘的读者结法缘了。

这些通俗、白话、易懂的佛法书籍，很受大家的欢迎。一时，这许多佛教文化出版事业，就像过去的“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一样，广为风行。

我刚来到台湾时，新竹有一位慧瑞法师是印善书的发起人，我翻译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讲话》他帮忙推动不少。我写的《释迦牟尼佛传》是第一本佛教的精装书，在大陆、台湾地区，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光是助印流通的，就已经超过百版以上了。

当时，我在宜兰培养的青年心平、慈庄、慈惠、慈容法师，就在这里为各界人士服务；国际上的，如巴西宋复庭，泰国曼谷的廖振祥，美国的沈家桢，以及香港严宽祜长者等，都和我们有往来。

佛光山开山之初，我也以“以文化弘扬佛法”作为推动人间佛教四大宗旨之一，继《觉世》《普门》杂志之后，二〇〇〇年时，我创办了《人间福报》这一份日报，天天把人间佛教的真善美思想带入社会，带进家庭，被喻为台湾的四大报之一。

台湾文化出版如火如荼地发展同时，大陆在“文革”十年之后，也开始出版一些佛教刊物。如和我交情甚笃的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居士，他办的一份《法音》杂志，就是志在推动佛陀的人间佛教。

而今大陆佛教文化的发展，也有了不同的气象，许多学术机构、寺院团体，听说每年都会举办学术会议，至少也有一二百场，出版发行许多的杂志和书籍。

我酝酿五十年编辑出版的《献给旅行者365日——中华文化佛教宝典》，在众多因缘具促下，交给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口述的十六册《百年佛缘》，也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这套书出版后，有一次习近平总书记和我见面时，还对我说：“你的书，我都看了。”接着，去年口述的《贫僧有话要说》，也交给中信出版集团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