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力竭的清晨（第1页）
章再峰迴到客厅，拉开最底层抽屉摸索工作证。那本证件封皮泛白，塑料壳被磨得近乎透明。指尖触到它时，有种微凉的陌生感。
二十八岁的自己在照片里：寸头利落，蓝色工装笔挺，眼神清澈得像没搅动过的湖水。他拿起笔，在照片右边重重写下：“2003。06。17-2018。10。20，幸运余额已用尽。”
写完，他將工作证轻轻塞回抽屉深处，指尖却意外触到另一个硬壳本——封面冰凉粗糙，是医院的病历本。不用看，也知道是父亲的。心猛地一缩，像被无形的手攥紧。指尖无意识收紧，病历本封皮发出轻微的呻吟。
他缓缓翻开第一页，诊断日期“2018年9月3日”像烙印，角落的红色印章更是刺目。诊断栏冷冰冰地写著：“肺部阴影，建议进一步检查，排除器质性病变。”
手指开始发抖，翻到第二页。附著的ct报告单上，几行字像淬了毒的针：“右肺上叶占位性病变，大小2。2x1。8cm，形態不规则，边缘毛糙，建议穿刺活检明確诊断。”
10月8日的住院通知单上，那枚鲜红的医院公章，灼得他眼睛生疼。章再峰握著病历本的手剧烈颤抖，指节绷得惨白，连带著薄薄的纸页都在簌簌作响。
那些被他刻意屏蔽、深埋的细节，此刻如洪水决堤般涌出：父亲在火锅店骤然捂嘴的佝僂身影；母亲快步上前拍背，转身时眼底那抹仓皇；李建国的提醒……
原来所有人都心照不宣地守著这个秘密。只有他，像个彻头彻尾的傻子。不，不是被蒙蔽，是他自己选择了“朝下看”——眼睛死死盯著晋升名额和眼前那点蝇头琐事，刻意地、用力地忽略掉身后父亲那一声声压抑的咳嗽。愧疚，沉重如铅，沉沉地坠在胸口，闷得他几乎无法呼吸。
天光终於艰难地刺透窗帘缝隙，在地板上投下几道细长的光影。陈晚揉著胀痛的太阳穴推开书房门，脑袋昏沉得像灌满了铅。
刚走到客厅，便看见章再峰坐在餐桌前。父亲的病历本平摊在他面前，他的指尖正无意识地在粗糙的封面上反覆摩挲，神情是前所未有的凝重。“你……”她刚吐出一个字。
“我陪爸办住院手续。”章再峰的声音低沉却异常清晰，截断了她的话头，“先做穿刺，后续我来安排。你专心评职称，家里的事，不用操心。”
他说完，起身走向卫生间。他站在镜子前，审视著里面的男人：眼袋松垂，法令纹深刻，下巴的线条已有些模糊，眼底堆积著浓得化不开的疲惫和一种近乎麻木的“算了”的妥协。
他掬起一捧冷水，狠狠拍在脸上。冰凉刺骨的触感瞬间沿著皮肤蔓延，像电流激醒了昏沉的神经。再拍第二下时，他盯著镜中那双被冷水激得泛红、却终於有了焦点的眼睛，一字一顿地低语：“章再峰，朝上看看。”
镜中人满脸水珠，狼狈不堪，但那种浑浑噩噩的“算了”的颓丧气，仿佛被这冷水冲刷掉了一层，露出底下几分久违的、带著痛感的清醒。
他拿起手机，点开与赵伟的对话框。这一次，指尖没有半分犹豫和反覆刪改，利落地敲击屏幕，字句如钉：“危楼项目，我负责技术攻坚，你协调对接各方资源。分工明確，效率至上。”
臥室外，熟悉的烟火气正丝丝缕缕地飘散开来：陈晚在厨房热牛奶，微波炉发出沉闷的嗡鸣；儿子章锦洋揉著眼睛从臥室出来，低头在沙发缝里找校服外套；阳台传来父亲极力压低的咳嗽声，手掌紧紧捂著嘴，生怕惊扰了家人；母亲捧著厚外套跟在一旁，絮絮叨叨的叮嘱声里带著不易察觉的忧心：“降温了，加衣，千万別著凉……”
这个清晨，与过往无数的清晨並无二致，却在细微的褶皱里，悄然裂开了一道缝隙，透出破局前那缕微弱却执拗的光。
桃州市的清晨，天光透亮，天空是温润的淡青。远处第一班公交车的引擎声由远及近，街角早点铺的蒸笼正喷涌著大团大团的白气，油条浓郁的焦香混著水汽，在清冷的空气里瀰漫开来。
命运的帐单，此刻终於无比清晰地摊开在他眼前。接下来，唯有躬身入局，坦然承受。
陈晚七点四十分將车停进桃州学院停车场。这辆白色polo开了七年，里程刚过十万，车漆早已黯淡无光，像蒙了一层洗不掉的灰。
她夹著讲义，快步走向教学楼，黑色高跟鞋敲击水泥地面的声响，在空旷的清晨显得格外冷硬、急促。
第一节课是《教育原理》，大二，301教室。陈晚提前十分钟抵达，打开多媒体设备，插入u盘。电脑屏幕慢悠悠地读取文件，进度条蜗行牛步，像极了她那陷入泥沼、寸步难行的职称之路，缓慢得令人窒息。
屏幕亮起的瞬间，她瞥见了自己的倒影：脸色苍白，嘴唇乾裂起皮，额角竟赫然藏著一根刺眼的白髮，像一道无声的嘲讽。她几乎是本能地、带著一丝仓皇的狠劲，迅速伸手將它拔掉，仿佛要抹去一个暴露软弱的证据。
八点整，学生陆续走进教室。桃州学院是二本院校，学生大多来自本地和周边地区，脸上带著一种“不算拔尖却绝不认命”的倔强。
陈晚向来对这样的孩子有份特殊的亲近，因为他们身上有自己当年的影子——靠著苦读拼出一条路，攥著一点微光就拼尽全力往前拱。可此刻，她无暇感怀，脑海里塞满了论文修改、课题申报、课时量核算的冰冷数字。
“同学们，今天我们讲教育目標的分类学。”她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標题，声音在安静的教室里显得有些空旷。“打开课本第127页。”
九十分钟的课，她紧凑地讲了八十分钟，预留十分钟提问。然而教室里鸦雀无声，没有一只手愿意举起。她无奈地点了个名，后排一个男生慢悠悠站起身，支支吾吾复述了几句她刚讲过的原话，连语序都没打乱。
陈晚面无表情地点点头，示意他坐下，心底却在飞速盘算：如果每人敷衍一分钟，累积的无效时间將是一个可怕的数字。这些多出来的时间，没有分毫额外补贴，也无法计入教学业绩，只像无底洞般吞噬著她本已枯竭的精力。
系里给她钉死了固定课时：10节——4门必修，2门选修，分摊到每周五天，几乎天天连轴转。每节课45分钟，意味著每周要在讲台上持续输出整整七个半小时的声波与体力。
而学院教师的平均课时才8节，多出来的那2节，被系里轻飘飘地归为“基础工作量”。理由总是冠冕堂皇：系里“师资力量紧张”，无人能顶；“评副教授需要亮眼的教学业绩”，多上课是为她“铺路”。
系主任王教授每每语重心长：“小陈啊，课多，说明你不可或缺。”
“不可或缺”——这个词一直像一块沉重的铅牌，沉甸甸地掛在她脖子上，勒得她几乎喘不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