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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讲一番大道理。

谦虚使人进步，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言，对于一个人如此，对于一个民族也是如此。一个人妄自尊大不好，一个民族妄自尊大也不是一件好事情。一个人能够虚心地认识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这是一个人的勇敢，一个民族能够正确面对自己的弱点和错误，这是一个民族的明智。正所谓“过而不知过，谓之过也。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之所以讲上述一段话，是因为我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张艺谋出卖中国人？》，其大意是作者通过在国外与外国人接触，了解到许多外国人通过看张艺谋拍的电影，在大脑中形成了中国人丑陋的印象，因而说张艺谋采取丑化中国人的办法获得老外青睐，是卖国行径。在笔者眼里，张艺谋虽然算不上一个十全十美的人物，但的确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他导演的电影狠狠地揭了中国人的疮疤，一刀见血，毫不留情。他拍的电影引人注目，很受欢迎，获得了不少的国际大奖。实事求是地讲，张艺谋导演的许多影片确实瞅准中华民族的弱点、毛病、疮疤作为切入点的。比如《红高粱》：反映的是中国最原始落后的酒作坊，酿酒要撒上尿，高粱地里野合，并有了野孩，中国人生剥中国人的皮，血淋淋的，令人毛骨悚然。《大红灯笼高高挂》：反映一个旧时代中国男子妻妾成群、妻妾又勾心斗角的故事。点灯、捶脚，其中四姨太还爱上了大姨太的儿子。《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反映恶势力相互火并，歌女卖身，为**而被活埋，惨不忍睹。《菊豆》：主线是侄子**，儿子杀死亲生父亲，亲情变敌情。《一个也不能少》：反映偏远农村落后的教育状况，可怜的失学儿童，令人心酸。依我看，这些故事虽然有“攻其一点”的特色，但确实是过去或今天中国的实情，古人说：知耻近乎勇。揭短也好，寻丑也罢，我想作为中国人，作为中华民族应该有这个胸怀和气度正视它、反思它，正视民族的缺陷、弱点和不足，从制度、法律、道德、文化等方面全方位深刻改造我们的社会，改造我们的民族性、国民性，这是我们的清醒，我们的明智，也是中华复兴、中国实现现代化绕不过去的路。这与出卖中国人是两码事，这是常识。讲道理靠意气用事是不行的。

要说揭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影响最大的属鲁迅写的《阿Q正传》、《闰土》、《祥林嫂》等名篇。阿Q是一个不觉悟的中国人，闰土是一个麻木的中国人，祥林嫂是一个愚昧的中国人。鲁迅是深爱中华民族才弃医从文的，他写了这些东西是为了唤起中国人的觉醒意识，从而逐步摆脱民族的劣根性。敢于揭中国人疮疤的作家还有巴金、李敖、柏杨、龙应台等，我们决不能说他们出卖中国人。

依我看，《张艺谋出卖中国人》的作者患上了精神“过敏症”。比如，在法国巴黎的一个酒店用餐，作者要了一瓶比较好的香槟酒，一位领班模样的法国男人一边开酒瓶盖，一边问：你们从哪里来？当听说是中国人时，他连连摇头：“不不不，不像，中国人喝的是土酒，怎么会喝这种高级的香槟酒呢？”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一个金发的姑娘终于确认作者是中国人了，但她却神秘兮兮地问：“你们中国男人可以要多少个老婆？”在德国的汉堡，一个小车司机对作者说：中国男人不是留一根长辫子吗？怎么你们没有？

此后，作者又检阅一下张艺谋的电影形象，得出结论：张艺谋执意地用这些丑化中国人的体面的东西去取媚于洋人换取了洋人一大堆奖杯，他是靠出卖中国人的感情去造就自己头上的光环，他让每一个在海外或者到海外的中国人都承受着鄙夷的羞辱。

在下以为，这里存在三处常识性错误：其一，西方人并不只是通过电影了解中国人的，把电影当成现实的中国，若如此，西方人岂不成了傻瓜？其二，说洋人得到“媚”才发奖，这是不公正的，是缺乏根据的，这里有“用小人之心度别人之腹”之嫌。其三，作者写文章只能代表自己，怎么能说“他（张艺谋）让每一个在海外或到海外的中国人都承受着鄙夷的羞辱”。这恐怕是作者自不量力，不知自己是谁。笔者纳闷的是，作者走南闯北，其心态怎么会是这样偏狭，真是莫名其妙。

张艺谋还在拍电影，我真心盼望出现更多的电影精品。到那时，我会毫不犹豫到电影院去捧场，尽管我只能代表我自己。

（原载2001年第5期《当代矿工·实话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