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泰山会（第1页）
第三节泰山会
有一个片段，记载在媒体的报道中——
2007年，史玉柱东山再起后，来京邀请好友组织座谈会，会上口口声声谢"泰山会"。泰山会的发起人之一，四通集团董事长段永基专门赶来为史玉柱做主持。
史玉柱显然把泰山会当成了自己的娘家。一旦翻身，首先要向娘家人汇报。在这场名为“战胜挫折，走向成功”的座谈会上，史玉柱说，在他低谷的时候，"泰山"给了他很大的精神帮助和重新创业的经验，"这是我能够复出的重要条件。"
这位中国企业家群体中最敢赌的人，即使在最艰难的几年里，仍每年都坚持参加泰山会的例会。
两年后的2009年9月8日，联想总裁柳传志在卢志强的泛海集团入股联想发布会上透露，"我和卢总早在泰山会时候就认识。”
然而，史玉柱和柳传志等人身后的泰山会，名声在外，却鲜有报道。因为会员们从一开始就达成一致：聚谈时不录音、不记录、不邀请当地领导、不对外宣传。
泰山会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团体，为何如此神秘，又有如此浩大的召唤力?
泰山会的起源与发展史
追溯泰山会的历史，最初只是一个“四人小组”。
这四人分别是：陈春先，中国硅谷第一人，1980年下海成立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陈庆振，1983年成立科海公司，中国电脑买卖第一人；段永基，四通集团董事长；王洪德，京海集团董事长。四人都是中关村元老，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下海经营科技产业的人。
1980年10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7名科技人员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与此同时，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们借鉴美国硅谷的经验，提出建立中国的硅谷的想法。从1980年到1984年，"中国硅谷"和“先进技术服务部”事件引发了争论。当时，牵头的科技工作者们被屡次召集到中南海开会。观点分为两派：一方面国家急于要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希望走市场化路子，把科技成果带到市场上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科技工作者中的保守派认为“文革”耽误了理论研究时间，需要夯实理论基础。1983年1月，“先进技术服务部”项目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支持。科学院计划局成立了成果推广机构来促进此项工作。从此，科技工作者纷纷下海，中关村民办科技机构迅速发展，相继成立了以"两通”（四通、信通）、"两海”（京海、科海）为代表的科技企业群，并形成了著名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在此期间，第一批下海的人逐渐形成规模。
陈春先是"文革"后第一批被破格提拔为正研究员的科技工作者，与陈景润齐名。1983年，他带头创办中关村第一家民办科技机构——“先进技术服务部”，被誉为“中关村民营科技第一人"。
1983年元月，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陈庆振辞掉每月60元工资的公职，下海筹建科海公司。
同年8月，还在中国科学院任职的王洪德带八名工程师下海，创办我国第一家计算机机房技术开发公司——京海公司。
也正是同一年，还在中国航空材料研究中心任研究室副主任的段永基加入四通集团，下海经商。
当年，四位民营科技行业的试水者经常挤在一个办公室里喝茶聊天。没有老板椅，也没有高尔夫，仅有木桌、清茶，和忐忑迷茫的心境。他们相信"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至于如何经营，茫然不知，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并互相提醒和学习。
陈庆振向《中国周刊》记者举例：科海卖电脑，当时一台电脑赢利高达1万元。由于不懂经营，磨损和坏掉的电脑一直不能出手，只能将电脑中好的零件单卖。年终计算利润的时候，就包括了卖出去的电脑和单卖的零件利润总和，而成本则按照卖出了多少台计算。如此一来，计算出的利润高了，税收就高。
诸如此类的经营管理上的问题很多，为此，四人约定每周六晚上喝茶聊天，各自说说自己公司的事情。地点一般定在某一家公司的办公室。这样的不成文的聚会进行了两三年，后来，大家越来越忙，就规定在每个月选出一个周六晚上一起喝茶讨论。按照陈庆振的话说，小聚会让大家省了很多学费，"一家有经验教训了，拿出来分享，大家就一起学习借鉴了。”陈庆振记得，茶话会开始前几天，总有人问起，"老陈，什么时候开会，我这边又有问题了。"
1984年到1987年间，一批科技企业成长起来，其中包括当时并不出名的联想、方正、紫光等。他们的领军人物也开始加入到这个小组中。
小组很快扩展到六七人，十几人，几十人。小会议室容不下了，就找大会议室，直到大的会议室也容纳不下了，成立一个正规组织的想法开始萌生。与此同时，这个团体的影响力也吸引了政府的关注。
陈庆振回忆，"后来八九十个人中，有接近一半的人是来自政府、学术领域和媒体。每次开会，人都坐不开，还有很多人站在后面。很多人是来报道的。作为当时改革中的一股先进力量，社会各个方面都对我们这个小圈子表示出了关注。”
1987年，在国家科委牵头下，成立了"北京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此后，全国更多的民营科技企业参与到这个团队中，遂改名“中国民营科技实业家协会”。
李岚清亲自给协会题词：“繁荣社会，振兴中华。”
这一年，协会第一任秘书长便是挂职国家科委的华贻芳。
组织建起来了，队伍越来越大，问题也跟着来了：由于人员太多，反而减弱了交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