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第1页）

周末只要不加班，我会抽出一天时间陪爸妈，风雨无阻。

这一天，妈妈又弄了一桌子好菜，我照旧陪他们小啜一口。

“你这工作还不好啊？”爸爸笑呵呵地说，“背靠省级国企，有双休，有五险一金，一年到头坐在办公室吹空调，轻轻松松一万块，还不知足啊？”

我苦哈哈地说，“你是不知道我多有辛苦！”

“这话说的，哪个不辛苦？别人比你辛苦的还没你赚得多！”

我笑了笑，没再接话，只低头喝了一口酒。

在爸妈眼里，我在外漂泊四年之后回来，能找到这样一份工作，已经是万幸。比起弟弟妹妹和身边大多数孩子，不知道要好多少。如果还不知足，那便是不懂事。

可他们不知道，公司虽转了国控，内里还是和私企一样。虽然有双休，但加班却是日常。这些外在的辛苦尚且能忍，真正令人窒息的，是人为造成的内耗。

我不知道该怎么向爸爸解释——

这一万块，收买的不只是我的劳动力，还有我的生命力。

1

2024年初，公司从私企转为国控，由日报集团一家全资子公司控股70%。

董事长陆总、副总经理熊总均由集团母公司委派，名义上负责监督与管理公司的经营决策。但倪总依旧延续着私企时期的做派，高层之间的明争暗斗，也由此埋下伏笔。

一次在倪总办公室里，他先提起前母公司撤资的事，话锋一转，又说到了奖金。

“所以奖金不是不给你发，”他说，“那时候母公司要撤资，以我当时的能力我没办法帮你要。”

他语气听起来有些为难，像是在期待我的理解。可“帮我要”这三个字，让我愣了一下。

他穿着拖鞋，从办公桌走到茶桌前，慢悠悠地开始泡茶：“说好的会给你发，就一定会发，只是早晚的问题。我不可能又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

我在心里翻了个白眼。说要发的是他，说发不了的也是他。

“但现在公司刚刚转型，”他接着说，“集团那边要求降本增效，我需要你们的支持。”

他停了一下，语气依旧平缓：“所以你们的绩效，公司决定暂时停发。”

我又是一愣。就这样轻飘飘一句话，我每个月两千块的绩效工资，就没了？

“那要停到什么时候？会补给我们吗？”我问。

“补肯定会补，”他说，“但是要等以后项目真正落地了，在项目提成里给你们补。”

呵，又是“以后”。

2

在此之前的一年里，我跟着倪总在省内多地奔波。前后接洽了四五个市级大型文旅项目，方案改了多少版、汇报做了多少场，早已记不清了。可这些项目最终要么无疾而终，要么被无限期搁置。

换句话说，我所在的部门，几乎整整一年没有真正落地的业务。这也是后来倪总提出停发绩效时，我心里并没有太多底气反驳的原因。

每接一个项目，我至少要加三个人的微信，分别对接不同层级、不同条线的问题。大多是国企单位领导，无论遇到多么离谱的要求，都不能有情绪，只能客客气气地先应着。即便是他们手下的工作人员，也不能轻易得罪。

项目多在外地，有时只能我一人前往。汇报现场往往坐着一圈人，意见纷杂，我需要一一回应、反复解释，有时吵到面红耳赤，真不知道都是硬撑下来的。

好几次方案交上去，都得到了甲方的高度认可。或许是因为出身设计，我对PPT的呈现格外在意；又因为个人偏爱传统文化，标题和文案里常会用到诗词典故，看起来至少体面、大气。

“厉害啊，素素，”倪总盯着电脑屏幕夸我，“你是真有东西在手上的。”

以前我一直以为，只要方案足够好，项目就能顺利推进。后来才慢慢明白，方案充其量只是锦上添花，从来不是决定项目能否落地的关键因素。意识到这一点后，我对后续类似的方案，已经很难再投入最初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