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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全集。3熙宁问对日录

整理说明

在熙宁变法期间，王荆公和神宗及其他同僚日日商议国是，君臣间有大量问对，荆公虽多有记录，或并未有成书之意。绍圣间，蔡卞（元度）和曾布（子宣）整理献于朝，徽宗初年两次编纂《神宗实录》，皆多取此《日录》以成书。但后世也有人批评荆公的记录“归过于上，掠美于己，且历诋平生所不悦者，欲以欺后世”，今通读荆公文字，可知这不是知人论世之言。

此书久已散佚，今据李焘《资治通鉴长编》、陈瓘《四明尊尧集》、杨时《龟山集》等书尽力辑佚，对相关日期略加考察，加方括号［］以为提示，以使得今日之读者能重返千年前君臣问对之现场。由于这个整理稿辑自不同的书，有作荆公自称者，亦有他人以第三人称记述者，人称虽然不同，但均为荆公及同僚与神宗讨论国是的记录，历史价值很高。

熙宁元年（戊申一〇六八年）

［四月一日］上问：“唐太宗如何主？”对曰：“陛下当以尧、舜为法，唐太宗所为不尽合法度。末世学士大夫不能通知圣人之道，故常以尧、舜为高而不可及，不知圣人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也。”

熙宁二年（己酉一〇六九年）

［二月］上问如何得陕西钱重，可积边谷。对曰：“欲钱重，当修天下开阖敛散之法。”因为言：“泉府一官，先王所以摧制兼并，均济贫弱，变通天下之财，而使利出于一孔者，以有此也。其言曰‘国事之财用取具焉’。盖经费则有常赋以待之，至于国有事，则财用取具于泉府。后世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自秦、汉以来，学者不能推明其法，以为人主不当与百姓争利。”又因请内藏可出几何，以为均输之本。上曰：“三二百万，或三五百万可出也。”

［是月］前一日，陈升之言：“制置三司条例司，升之难为更签书，只总领商量。”余曰：“如此，则合令谁签书？”升之曰：“只谏议与押。”余不答。既起与之同行归厅，余曰：“相公不欲签书制置司文字，何意？”升之曰：“体不便。”余曰：“参知政事恐非参知宰相政事，参知天子政事。”于是升之欲令孙莘老、吕吉甫领局，余与升之提举。余曰：“臣熟思之，此事但可如故，向时陛下使辅臣领此局，今亦只是辅臣领局，有何不可？”升之曰：“臣待罪宰相，无所不统，所领职事难称司。”余曰：“于文，反后为司，后者君道也，司者臣道也，人臣称司，何害于理？”升之曰：“今之有司、曹司皆领一职之名，非执政所称。”余曰：“古六卿即今执政，故有司徒、司马、司空各名一职，何害于理？”曾公曰：“今执政古三公，六卿只是今六尚书。”余曰：“三公无官，只以六卿为官。如周公只以三公为冢宰，盖其它三公，或为司马，或为司徒，或为司空。古之三公，犹今之三师。古之六卿，犹今两府也。

宰相虽无不统，然亦不过如古冢宰，只掌邦治，即不掌邦教、邦政、邦礼、邦刑、邦事，则虽冢宰亦有所分掌。今制置三司条例岂是卑者之事，掌之有何不可？”又云：“制置条例是人主职业，所谓制度也。《礼记》曰：‘非天子不制度。’臣不知制置条例使宰相领之，有何不可？”

［八月十四日］初，上言：“三司副使不才，如何更择人？”王安石以为才难须务考绩，上曰：“刘晏在江、淮，所任多年少俊鋭之人，今如荣諲辈颓堕不晓事，何所用之？”曾公亮曰：“令吴充奏更用人可也。”已而遂罢荣諲、张刍等，皆令补外。上又论判官多不才者，兼三司多侵夺有司职事，事非其事。安石曰：“三司所治，多是生事以取赂养吏人，不然则三司何至事多如此？止如纲运抵京，必令申三司，然后库务敢纳，此不过吏乞千数百钱，然因此留滞纲运，而送纲者所费不但千数百钱而已。又三司所治事，近则太详，远则太略，所以详近者，凡以为吏人便于取赂而已。若欲省此等事，则当先措置吏人，使廪赐厚而员不冗，然后可为也。人主理财，当以公私为一体，今惜厚禄不与吏人，而必令取赂，亦出于天下财物。既令资天下财物为用，不如以法与之，则于官私皆利。”

［九月］上问：“程颢言不可卖祠部添常平本钱事，如何？”余曰：“颢所言以为王道之正，臣以为颢所言未达王道之权。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权也；嫂溺不援，是豺狼也。今祠部所可致粟四五十万，若凶年人贷三石，可全十五万性命。今欲为凶年计，当以凶岁为之，而国用有所不暇，故卖祠部所剃三千人头，而所可救活者十五万人性命。若以为不可，是不知权也。”

［闰十一月十九日］上曰：“侯叔献有言义勇上番文字，必是见制置司商量来。”余曰：“此事似可为，恐须待年岁间议之。”旸叔曰：“今募兵未消，又养上番义勇，则调度尤不易。”余因为上言募兵之害，终不可经久，佥以为如此。余曰：“今养兵虽多，及用则患少，以民与兵为两故也。又五代祸乱之虞，终未能去，以此等皆本无赖奸猾之人故也。”上因问府兵之制，曰：“何处言府兵最备？”余曰：“李邺侯传言之详备。”上曰：“府兵与租庸调法相须否？”余曰：“今上番供役，则以衣粮给之，则无贫富皆可以入卫出戍，虽未有租庸调法，亦可为也。但义勇不须刺手背，刺手背何补于制御之实？今既以良民为之，当以礼义奖养。刺手背但使其不乐，而实无补也。又择其乡闾豪杰为之将校，量加奖拔，则人自悦服。今募兵为宿卫，乃有积官至刺史、防、团者，移此与彼，固无不可。况不至如此费官禄，已足使人乐为之。陛下审择近臣，使皆有政事之材，则他时可令分将此等军。今募兵出于无赖之人，尚可为军厢主，则近臣以上，岂不可及此辈？此乃先王成法，社稷之大计也。”上良以为然。

［是年］上曰：“章辟光者，相公言其为人果然，所言但为身计而已，以为人多排蔽臣者。”余曰：“此人本亦无文学，不知何以能上书合圣旨，疑有所假手。”上曰：“所上书文辞亦甚好。”

［是年］余曰：“陛下比见章辟光，在廷之士极怪骇。人主误见一小人，亦岂遽有伤？但陛下未传见士大夫，而所特见乃众人共知其奸险者，则在廷怪骇固宜。辅臣皆得侍陛下清光，见陛下分别邪正是非详尽，至于外人，但见陛下数说如章辟光者，则于圣德不能无疑。圣闻所以不早布于天下，诚以时有此等事故也。”

［是年］御批：“近以章辟光入奏言事，内一事防微，言当谨宿卫出入。又言当谨宿卫出入，又言当令岐王建外邸，访闻乃自传播云言岐邸事称旨，故召对。观其意，乃怀奸间吾骨肉以要利，置君于恶，理不可容。朕误见此人，晓夕思之，甚为惭愧。可将此上来取旨。”及呈吕诲言其传播。上曰：“如何处置？欲加之罪，皆逡巡莫言。”余曰：“辟光疏有何险语？”上曰：“无险语，只言当防微杜渐而已。”“奏对云何？”上曰：“亦不过如此。”余曰：“辟光诚小人，然陛下访闻之语，恐未必实，且辟光既作倾险事，亦何肯自传播？或恐奏疏时，疏为人所见，或恐奏疏后，语从中泄，今以访闻，便加之罪，恐刑罚不中。兼朝廷施行赏罚，欲后无弊，且言建外邸事，在召对之前，陛下不以为非，今因传播而罪之，是陛下纳其言而恶其播，恐累陛下至德。”皆曰亦须急与一差遣，令出去。上曰：“莫如此亦好。”余曰：“陛下召见此人，都无奖擢，即是不纳用其人可知。今与差遣逐去，则议者必谓陛下纳其言，恶其传播而已，恐非所已闻也。”上曰：“善，只纳下文字休。”

［是年］余为上言：“与陛下开陈事，退辄录以备自省，及他时去位，当缮录以进。”

熙宁三年（庚戌一〇七〇年）

［正月九日］驾至楚国长公主宅浇奠，上召中书入见，恸哭言：“李玮负仁宗恩，遇长主无恩礼，可便与节度副使安置”。上曰：“玮都不恤长主，衣服饮食药物至于呼医，亦多作阻隔，长主衣衾乃至有虮虱，至自取炭生火，炭灹伤面。”

［三月五日］呈程颢奏“王广渊不当妄意迎合俵粟，乞俵丝钱及折税绢作纳钱”云云。呈孙觉札子，至“周公时天下已无兼并，又公私富实，故为此法阴相之，不专用此为治”，余曰：“无兼并，又公私富实，尚须此相；民兼并多，民乏絶者众，则此法岂可少？且觉言周公不专用此为治，今岂全废余事，专行此法？”又读至“周公所以取息者，欲民勤生节用，不妄称贷故也”，余曰：“觉言今法则以为掊利，言周公之法则以为欲民勤生节用，不妄称贷。若说今法之意如说周法，则今法何由致人异论？”又至象箸玉杯及作俑之说，以为今法虽未有害，及至后世，必有剥肤椎髓者，余曰：“此周公所不以为虑，而孙觉虑后世乃过于周公，此可谓私忧过计也。”觉所言无理至多，读不至终而止。

［是年春］上问欧阳修，余称其性质甚好。问：“何如邵亢？”余曰：“非亢比也。”又问：“何如赵抃？”余以为胜抃。上曰：“人言先帝服药时，修见太皇太后决事，喜曰：‘官家病妨甚？自有圣明天子。’”余曰：“语非士大夫之语，必非修出。若太皇太后决事，有称叹之言，容或有之，亦是人之常情。但如陛下所闻，必非修语。”上曰：“语出于赵概。”余曰：“臣修实录，见赵概所进《日录》一册，如韩琦言语，即无一句，岂是韩琦都不语？如欧阳修言语，于传布为不便者所录甚多，漏中书语，人以此怨欧阳修，但谓其淳直不能匿事。及见概所进《日录》，乃知概非长者也。”

［四月五日］张利一奏：“两属户不得青苗甚不足。”上曰：“如此是明青苗非抑配。”佥议沿边更不俵，已日晚，余不及议而退，当俟别奏。

［四月二十六日］王韶之议开边也，师中赞成之。及韶改提举蕃部兼营田市易，师中始言其不便。向宝言：“蕃部不可以酒食甘言结也，必须恩威并行。且蕃部可合而不可用。”议与韶异。朝廷更命宝兼提举，王安石恐沮韶事，亟罢之。韶及高遵裕并为提举。两人共排宝，数有违言。时宝方为师中所信任，安石雅不喜师中，尝白上曰：“师中前后论奏多侮慢，今于韶事又专务龃龉。陛下若欲保全，宜加训饬，使知忌惮。当云：‘付卿一路，宜为朕调一将佐，使知朝廷威福。今用一王韶，于向宝有何亏损，遂欲怨望不肯尽命？若果如此，朝廷岂无刑戮以待之？卿为主帅，亦岂免责？韶所建立，卿皆与议，事之成败，朝廷诛赏，必以卿为首，不专在韶。’”上遣使谕师中如安石所陈。

［四月二十七日］大理寺丞、鄜延经略司勾当公事薛昌朝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王安石言昌朝可用也。

［是日］陈升之以母老乞退，上不许。

［是月］上言：“难得知经善讲者，吴申不能讲，韩维亦不知经义。”今差吕惠卿说书，退而曾言“师臣不可复兼条例司”。余以为无害，乃已。

［五月五日］吏部侍郎、枢密副使韩绛参知政事。绛间与王安石同奏条例司事，尝赞上曰：“臣见王安石所陈非一，皆至当之言可用，陛下宜深省察。”故安石尤德之。

［五月六日］上问：“条例司可入中书否？”对曰：“待修中书条例有端及已置属，则自可并为一，今尚有合与韩绛请间奏事，恐未可。”上曰：“岂防曾公亮异议乎？”又问：“陈升之如何？”安石曰：“升之犹可与共事，公亮多用机巧，又专欲守其故态。自吕公著龃龉以来，及得升之协助，益难与议事。”上曰：“公亮老，亦且去矣。”

［五月十七日］丙午，诏直舍人院只理本资序，候知制诰不阙即罢。始王益柔等遂自谓某为知制诰，既而上谓益柔等文词非工，故有是命。

［六月七日］于是师中亦奏：“宝在边无由得安，乞罢宝，专委韶及遵裕。”会托硕、隆博二族相仇，董裕以兵助托硕，遵裕乃言于师中，乞使宝还讨之。师中复奏：“蕃部非宝不能制，臣已令将兵讨托硕族，乞依旧留宝，仍敕韶等令协和。”曾公亮拟从其请，枢密院又请责韶等戒励状。安石曰：“韶等岂可但责戒励，当究见情状虚实、道理曲直行法。”及进呈，上怪师中奏事前后反复，欲遣使体量如安石议。文彦博曰：“韶、遵裕得专奏事，不由主帅，主帅反奉韶等。”上曰：“韶所措置事皆关白主帅。”安石曰：“若韶措置有害，师中自合论奏。师中素无忌惮，专侮慢朝廷，何至奉韶等？”因请罢师中，上欲移郭逵代之。曾公亮言：“延州不可阙人。”上又欲复移蔡挺，众谓不可。安石曰：“若用挺，不如用逵。”文彦博曰：“王安石不知陕西事，延州乃重于秦州，逵不可移。”安石曰：“臣固不知陕西事，然今秦州蕃部旅拒，夏国又时小犯边城，或遂相连结，则秦州事岂不甚重？且陕西诸路皆与夏国对境，苟一处有隙，夏国来窥，则来窥处即是紧切要人处。逵若不可移，盍使窦舜卿摄领？”韩绛亦谓舜卿可使，上以为然，故有是命。

［六月十五日］翰林学士、端明殿学士、礼部郎中、权御史中丞冯京为右谏议大夫、枢密副使。上尝谓王安石曰：“京似平稳。”安石曰：“京烛理不明，若鼓以流俗，即不能自守。”上曰：“作中丞恐失职。”安石曰：“京作中丞，充位耳，非能启迪陛下聪明。陛下当于几微之际警策之，勿令迷错。”上曰：“今作枢密副使，何如？”安石曰：“亦可也。”及京奏疏论薛向，上以手札谕安石曰：“试观冯京奏疏，恐不宜使久处言职。虑群邪益诪张为幻，当如何处置？”安石言：“臣伏奉手诏示以冯京奏疏，使得参预处置之宜。顾臣区区，才智浅薄，不能宣畅圣问，使群愚早服，尚何以塞明旨、裨大虑乎？然则初固疑京必出于此，盖京所恃以为心腹肾肠者，陈襄、刘攽而已，重为众奸所误，何为而不出于此？《书》曰：‘惟辟作威。’又曰：‘去邪勿疑。’陛下赫然独断，发中诏暴其所奏，明其不知邪正是非，必挠国政，而罢黜之，则内外自知服矣。即疑未有可代，使知杂御史摄事，乃是先朝典故，徐择可用，固未为晚。若示人以疑，取决于外，必有迁延其事以待众奸之合，而众奸知陛下于邪正是非之辨未能果也，必复合而诪张以乱圣德而疑海内，如陛下所料无疑也。若陛下未欲卒然行此，则且委曲训谕以邪正是非所在，观其意若可开悟则大善，若度其不可开悟，臣以谓除事之害，莫如早也。近陛下累宣谕胡宗愈事，既已尽其情状，涵而不决，令久在耳目之地，亦非难壬人、胜流俗之道也。愿陛下并虑及此。若陛下以谓如此者众，不可胜诛，则臣恐邪说纷纷，无有已时，何有定国事乎？且以尧、舜之明而忧驩兜、畏共工，奈何陛下独欲无所难也！朝廷去邪与疆埸除寇，无以异也，寇众而强，盘亘岁久，则扞之以勇，持之以不倦，所讨多而后听服，固其理也。臣既预闻大政，又陛下待臣不疑如此，不敢避形迹有所不尽，伏惟陛下赦其狂愚而察其忠，幸甚。所有冯京疏，谨随札子进纳。”

［六月二十八日］上批秦州承受奏，经略司已差向宝等破**招安不得蕃部去讫。

［七月四日］于是吕公弼将去位，上议所以代之者。曾公亮、韩绛极称司马光，上迟疑未决，始欲用京，又欲用蔡挺，既而欲并用京及光。安石曰：“司马光固佳，今风俗未定，异议尚纷纷，用光即异论有宗主。今但欲兴农事，而诸路官司观望，莫肯向前，若便使异论有宗主，即事无可为者。”绛徐以安石所言为然，公亮言：“不当以此废光。”固请用之，上弗许，乃独用京。明日，又谓执政曰：“京弱，并用光如何？”公亮以为当，安石曰：“比京诚差强，然流俗以为宗主，愈不可胜，且枢密院事光果晓否？”上曰：“不晓。”安石曰：“不晓，则虽强，于密院何补？但令流俗更有助尔。”上曰：“寇准何所能，及有变，则能立大节。”又论金日磾都无所知，然可托以幼主。安石曰：“金日磾与霍光不为异，乃可以济；寇准非能平心忠于为国，但有才气，比当时大臣为胜而已。”公亮曰：“真宗用寇准，人或问真宗，真宗曰：‘且要异论相搅，即各不敢为非。’”安石曰：“若朝廷人人异论相搅，即治道何由成？臣愚以为朝廷任事之臣，非同心同德、协于克一，即天下事无可为者。”上曰：“要令异论相搅，即不可。”公亮又论光可用，安石曰：“光言未尝见从，若用光，光复如前日不就职，欲陛下行其言，则朝廷何以处之？”上遂不用光。他日，安石独对，又为上言：“君子不肯与小人厮搅，所以与小人杂居者，特待人主觉悟有所判而已。若终令君子与小人厮搅，则君子但有卷怀而已。君子之仕，欲行其道，若以白首余年，只与小人厮搅，不知有何所望。”上以为然。

［七月十五日］上批：泾原等路谍报，西贼结集举国人马七十以下、十五以上，取八月半入寇绥州及分兵犯甘谷城，已差韩缜为本路经略使，可免谢辞，令上殿讫速赴本任。王安石尝言：“陕西诸帅稍探得西人欲作过，即勾下番兵马，宜约束勿使然。庆历中，西事所陷没不过十万人许，天下一岁饥馑疾疫，所死何翅十万人，于天下未觉有损也。天下以西事故大困穷者，缘妄费粮饷耳。此最方今所当戒。”于是安石奏曰：“西人岂无邻敌，如何七十以下、十五以上尽来而不忧邻敌窥夺其国？若果耳，则是西人无谋，亦不足畏。苻坚举国南伐，故为东晋所败。东晋非能败苻坚，以苻坚驱率举国之人，既不乐行，则自溃而败故也。以臣料之，此或是西人张虚声，使我边帅聚兵费粮草，粮草费则陕西困，陕西困则无以待西贼，而使我受其实弊也。”上又论及西事，以为城寨或为西人大兵所破则不便，所以边臣不免聚兵。安石曰：“未有事聚兵坐困粮食，则有事无以待敌。且陕西所以困者，以轻费粮草故也。今不聚兵则省粮草。假令西贼以大兵犯城寨，我坚壁以待之，彼悉力攻小城寨，小城寨被破，于彼未为得利，而于我苟能大省粮草，则犹不为失计，而况城寨又未必破坏乎？兵法以为‘爱民可烦’‘精洁可辱’。今惜破小城寨，则是可辱也。惜一小城寨而常聚兵费粮草，坐困陕西，则是可烦也。”上悦。

［七月十七日］既而王安石白上曰：“陛下初除李定作谏官，定诚非高才，既不能为陛下济天下务，然近岁谏官，谁贤于李定？而宰相不肯用定者，正以定私论平直，不肯阿其朋党，故沮抑之。陛下听其说，改命为御史，已是一失。此陛下予夺之权所以分，而正论之士所以不敢恃陛下为主也。胡宗愈、苏颂辈又言‘用定不合法制。人主制法者，乃欲以法拘制，不得以特旨指挥’。天下事固无此理，况近制又无京官方得为御史，选人即不得擢为御史指挥，此是其妄也。若言须用中丞举，则先朝御史虽有奏举法，然常有特旨用人，况近日薛昌朝亦然，宗愈辈何以不论？此又其妄也。又苏颂辈攻李定终不敢言其不服母丧，独陈荐言者，荐亦知李定无罪，但恃权中丞得风闻言事故也。事已明白不可诬，曾公亮乃疑合追服。定父称仇氏非定所生，定又无近上尊属可问，此定所以不敢明乞解官持丧，又疑乡人所言或是，所以不敢之官。今定所生所养父母皆死，又不曾别访得近上亲属。昨淮南所问邻人，乃是定母死后方来僦居，不知令定何据，而今日始追服，此一不当追服也。又定初以仇氏为乳母，又仇氏生定兄察，即是庶母，庶母、乳母皆服缌，即定已尝服缌矣。若定今日方知是母，即庶子为后，不过服缌，如何令定为母两次服缌？若言未尝持心丧，则定乞解官，正为疑仇氏为己所生，即是已用心丧自处，如何今日又令定追服心丧？此定不当追服二也。假令定今可验是母已明，从来未尝服缌，即小功尚不追服，缌麻固不合追，此定不可追服三也。此事唯陛下明察独断而已。”上曰：“李定处此事甚善，兼仇氏为定母亦未知实否也。”

［七月二十五日］上又言：“今兵无纪律，有纪律则足以胜敌矣。”安石曰：“纪律所以自治，算数所以胜敌，故兵法曰：‘多算胜，少算不胜，况于无算乎？’今非但无纪律，尤患无算数。”于是上称鄜延走马欧育晓事，言“欲西人和，则不须先自屈。比者作过，即先于问西人牒中说必是缘边首领所为，如此语当待西人自言”。安石曰：“诚当如此。然今朝廷事未能初终皆举，若稍示西人以强，而西人未肯退听，则朝廷何以待之？若交兵，则今日势所未能；若不交兵，则如何可已？先示强而后更摧屈，则尤为非便。度时事之宜，故姑务柔之，柔之未为失计也。”上论攻守之计，众以为兵须委将帅，难从中制。安石曰：“兵虽不可中御，然边事大计，亦须朝廷先自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