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法五 宝剑锋从磨砺出苦难面前要撑住（第2页）
别让外在的力量影响你的行动，虽然你必须对他人的惊讶，和你面对的竞争做出反应，但你必须每天以你的既定方针为基础向前迈进。用你对成功的想象来滋养你的强烈的欲望，让你的欲望热情燃烧，最好能烧到你的屁股，随时提醒你不可在应该起来而行动时，仍然坐待机会。
观察曾国藩获取成功性格的经验，第一条应当是“坚忍”。一个人不能像曾国藩那样坚忍就无法有顽强之力，与各种险境抗争，与各种人过招。因此，有必要看一看曾国藩获取成功性格的成功经验——坚忍。
何为“坚忍”者？刚强牢固为坚，勇毅强挺为忍。君子持威重，执坚忍，临大难而不惧，视白刃若无也。欲立不世之功，得成勋世伟业，非坚忍所不能也。坚忍于战则无敌，于礼则大治；外无敌，内大治，厚道载物乎？这就是曾国藩的坚忍。
1854年11月27日曾国藩在给他诸弟的信中说：我自从服官及办理军务，近几年来，心里常常有郁屈不平的感受，每每仿效母亲大人指腹示于儿女们的样式曰：“这里边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那些往年的许多事已不全记得了，今年2月在省城河下，凡属我所带领的兵勇仆从，每次进城，必定遭痛骂毒打，这种情景都是四弟、季弟亲耳所见。谤怨之声沸腾，万口讥笑嘲讽，这也是四弟、季弟亲眼所闻。自4月以后，两弟不在这里，景况更加令人难堪。我只有忍辱包羞，屈心抑志。
曾国藩的一生靠坚忍成就了他的事业。青少年时代靠坚忍的苦读博取了功名，取得了进身之阶。到中年以后更是靠坚忍战胜了磨难。
曾国藩在江西带兵的时候，因为他所处的环境，当时虽是督师，实居客居的地位，募兵筹饷，一无实权，二无实力，州县官都不听他的话，各省督抚又常常为难他，只有胡林翼是诚心帮他的忙。湘军将士虽也拥戴他，可是他们的官级，有的比他还高，他好像一个道义上的统帅，当然是经不起败仗的。这时，曾国藩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坚忍。他在父亲去世，弃军回籍奔丧，甚至在欲急流勇退的情势下，耐心地听取了朋友的规劝，并且深深地做了自我反省。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而改变了的处世方法，无非是“坚”中多了一些“忍”，结合时势把“坚忍”二者的关系处理得更为妥帖了。为此，他说：“兄自问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靠这种坚忍，曾国藩终于走出了那种阴霾笼罩的心境，度过了那段痛苦的日子。因此曾国藩在他的处世人生中，特别偏爱“坚忍”，他说：司马迁崇尚黄老，敬仰游侠，班固以此来讥讽他，确合事实。敬仰游侠，所以多次称赞坚忍卓绝的操行。比如屈原、虞卿、田横、侯嬴、田光以及贯高都是此类人物。
对于曾国藩的坚忍，连王运闿写《湘军志》时本想讥讽曾国藩，但终为其感动。1878年2月21日云：“做《湘军篇》，颇能传曾侯苦心；其夜遂梦曾……”27日云：“夜观览涤公奏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然其苦乃自寻得，于国事无济，且于他亦无济。且吾尝怪其相法当刑死，而竟侯相，亦以此心耿耿，可对君父也。余竟不能有此愚诚。‘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
“坚忍”是两个奥妙的字，“坚”可理解为锐意进取，挺而不软弱；“忍”可理解为持之以恒、能屈能伸、不计屈辱。体现在深受曾国藩影响的李鸿章身上，“坚”字可达到拼命的程度。“拼命做官”是曾国藩送给李鸿章的雅谑，后此论不胫而走，天下人无不以为惟妙惟肖。清史馆为李鸿章立传，也用“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概括他只想升、只想进的拼劲。李鸿章少年时言志，也说：“我愿得到玻璃大厅七间，都敞开明窗，让我在里面办公。”但他拼命了却了此愿后，却不以此为足，又拼命去追逐新的目标。曾国藩就十分羡慕李鸿章的这股拼劲，羡慕李“具办事之诚，有任事之量”，说李易于取得成功。李鸿章身上的“忍”字是与屈辱连在一块的，尽管他外表并不谄媚，倒是气宇轩昂，一派雍容华贵的风度。他除了屈于封建皇朝，还屈于列强，如果中国国力强，他或许真的会扮演中国的俾斯麦。但中国太弱，他无力回天，他带头搞的洋务运动也不能使中国强大。因此，李鸿章的忍要忍到甘愿演小丑的地步，1862年李谈他的洋务外交时说：“与外人杂处，每到十分饶舌时，用痞子放赖手段，他们也没有什么办法。”这套法宝李鸿章四十年如一日地搬用。甲午惨败，他的洋务军事大业毁于一旦，亿万国人恨不得寝其皮、食其肉。按说他不忧愤而死，也该忧愤而疾了，但他却照样赴日乞和。在马关，他遭到了日本浪人的枪击，脑袋上鲜血淋漓，但即使如此，他仍嬉皮笑脸、死乞白赖地乞求日方谈判代表伊藤博文等削减赔款数目。这种九折臂三折胝的忍性非常人所具，难怪在一些传记中他被写成冷血动物。他到1902年还说：“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系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忍到这种可悲可憎的腔调，只能用“畸形”二字来形容。
人生总有得意和失意的时候，一时的得意并不代表永久的得意；在一时失意的情况下，如果你不能及时将心态调整过来，就很难再有得意之时。
联想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和学习，遇到失意或悲伤的事情时，我们一样要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如果你的演讲、你的考试和你的愿望没有获得成功；如果你曾经因为鲁莽而犯过错误；如果你曾经尴尬；如果你曾经失足；如果你被训斥和谩骂……那么请不要耿耿于怀。对这些事念念不忘，不但于事无补，还会占据你的快乐时光。抛弃它吧！把它们彻底赶出你的心灵。如果你的声誉遭到了毁坏，不要以为你永远得不到清白，怀着坚定的信念勇敢地走向前吧！
《王竹语读书笔记》中写道：“忍耐痛苦比寻死更需要勇气。在绝望中多坚持一下下，终必带来喜悦。上帝不会给你不能承受的痛苦，所有的苦都可以忍。”是的，人只要具备了坚忍的品质，便可以苦中取乐，若懂得苦中取乐，则必然会苦尽甘来。
佛教认为人有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及五阴炽盛苦这八苦。其实，追求事业成功之人所经历的岂止是八苦？有工作之苦、环境之苦、气候之苦、身体之苦、离乡背井之苦、抛妻别子之苦、寂寞孤独之苦、上当受骗之苦、挫折失败之苦乃至于血本无归之苦等等。对于这么多苦，如果一个人都能从容面对、积极克服，那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世人都认为能满足心愿就是快乐，可这种愿望常常被快乐引诱到痛苦中；达士平日能忍受各种横逆不如意的折磨，在各种磨练中享受奋斗抗争之乐，最终换来真快乐。
正如古语所云：“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宏图大业不是异想天开、一蹴而就的，不经一番风霜苦，哪有梅香扑鼻来？成大功、立大业者，都得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不同寻常的忍耐，几乎可以说，任何人所能取得的成就，基本上都是在坚忍中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细节上渐渐积累，战略上目光长远，进取心百折不挠，方可替自己事业的成功奠下厚实的基石。
为学做事的道理，就好比堆土为山，只要坚忍下去，总归有成功的一天。否则，眼看还差一筐土就堆成了，你却歇了下来，一退而不可收拾，也就会功亏一篑，没有任何成果。所以说，只有勤奋上进，不畏艰辛一往无前，才是向成功接近的最好途径。
其实，生活的现实对于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的。但一经各人不同“心态”的诠释后，便代表了不同的意义，因而形成了不同的事实、环境和世界。心态改变，则事实就会改变；心中是什么，则世界就是什么。心里装着哀愁，眼里看到的就全是黑暗；心里装着信念、装着坚忍，你的世界亦会随之刚强起来。
英雄或可以被毁灭，但是绝不能被击倒
“天上下雨地下滑，自己跌倒自己爬。”在做人和做官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曾国藩抱定不改初衷的“挺”字精神，将其作为创业的基本原则，赢得了忠臣的美誉；在许多具体的战术和策略上，曾国藩则表现出充分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保证了处世的圆满和全面，从另一个角度又保证了他能够坚持挺下去。
有句话说得好，“英雄可以被毁灭，但是不能被击倒。”跌倒了，爬起来，就不会失败，坚持下去，才会成功。不要因为命运的怪诞而俯首听命于它，任凭它的摆布。等年老的时候，回首往事，就会发觉，命运只有一半在上帝的手里，另一半则由自己掌握。一个人一生的全部就在于：运用手里所拥有的去获取上帝所掌握的。人的努力越超常，手里掌握的那一半就越庞大，获得的就越丰硕。
如果一个人把眼光拘泥于挫折的痛感之上，他就很难再有心思想自己下一步如何努力，最后如何成功。一个拳击运动员说：“当你的左眼被打伤时，右眼就得睁得更大，这样才能够看清对手，也才能够有机会还手。如果右眼同时闭上，那么不但右眼也要挨拳，恐怕命都难保！”拳击就是这样，即使面对对手无比强劲的攻击，你还是得睁大眼睛面对受伤的感觉，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一定会败得更惨。其实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要成功，必当学会迂回。人生许多峰回路转的佳境能在此中产生。“哪里跌倒哪里爬起”用得不当，则会成为愚蠢的固执。人生如此，事业也如此。曾国藩移师衡州，便属此举。
曾国藩初到长沙办团练的时候，按照朝廷的原旨只是让他至省城帮办湖南“团练”事务。团练并非正规部队，其职守也只是“帮办”，归根结底是帮着省里维持地方治安，关键之时要率领团练守卫地方。但是曾国藩为了实现他给皇帝上的奏折中所说的那样要“成一劲旅”，即实质上的正规军的目标，以及他对大清王朝的耿耿忠心，乃至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责任感，便做出了很多干预地方“公事”的蛮干之举。
期间发生的一件重要事情是曾国藩越权干预绿营兵。
按照清朝常例，绿营兵由总督统辖，由各省提督统带，负责训练等事务。团练大臣只能管辖团勇，对地方绿营军营务更无权过问，可曾国藩却通过塔齐布对湖南绿营军加以干涉。于是，便引起湖南绿营骄将惰兵的反对。长沙协副将清德早对曾国藩干预绿营不满，于是便利用部队的懒惰情绪，拒绝听从曾国藩的命令，不再参加与团练的会操，也不再听曾国藩的训话。随即发生了绿营兵冲击曾国藩公馆的事。
事后，长沙城里的各级官吏皆言曾国藩干预绿营兵务是自取其辱。曾国藩知道长沙再无自己的立足之地，于1853年9月自动离开长沙，移驻衡州。
本来地方团练大臣们的地位就很尴尬，他们既不是地方大吏，又不是钦差大臣，只是辅佐地方组织地主武装，协同维护地方秩序，这个举措是清政府的应急手段，而曾国藩却一味蛮干，以钦差大臣自居，到处自以为是，因此曾国藩初办团练困难重重，如果继续留在长沙，显然已是十分不利，他自己已明确地感到居人之室、借人之军难以立足，必须发奋练成自己的一支军队才有成功的本钱。于是决定离开长沙，到衡州独辟山林。
关于曾国藩移师衡州，在他1853年10月写给他的老师吴文镕的信中也详细谈到此事，其中一部分是这样说的：
在训练乡勇的时候，我常常与塔齐布等将领谈及驻守在长沙城内的八旗兵也可加以操练，四五月间八旗兵与乡勇联合操练，阵营整齐，纪律严明，因此时常给予一些小小的赏赐以示鼓励，并想通过这种方法，使兵勇养成为国家、为君长献身的气概，以惩戒奸滑懒惰、飞扬跋扈的恶习。因为塔将勤劳奋发，我因此十分器重他，而清副将本来就不被湖南百姓所拥护，而且贪图逸乐、碌碌无为，我因此十分厌恶他。从此，清副将对塔将心怀不满，且恨之入骨。六月初，提军来到省城长沙，清副将便在提军面前诬陷塔将，千方百计想煽起提军对塔将的不满。这样就逐渐形成了文武不和、兵勇不睦的局面。我认为如今这种黑白颠倒的状况，大大违背了民心，于是为保护塔将，弹劾了清副将。恰巧张亮基中丞为保护塔将也在这时写了弹劾清副将的奏状，真可谓是不谋而合。
七月十三日，乡勇在试枪的时候，误伤一提标长夫。标长的兵卒于是打出营门，吹起号角，荷枪实弹来到城外操练场，伺机寻乡勇开仗。因为该乡勇是湘乡人，长夫是常德人，为了避嫌，我只将该乡勇推至城墙上，责罚二百军棍，而那长夫则不予治罪，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严格要求自己的部下，来使别人信服。八月初四，永顺兵与展肋因赌博的缘故，又执旗吹号，下城开仗。我认为，如果部队经常发生内讧，告示刚刚贴出去，却发生了初六夜之变乱，他们毁坏馆室，杀伤门卫。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如果将实际情况奏明圣上，自己身为地方官吏，不但不能为国家消弭大乱，反而以琐碎的小事亵渎圣上的视听，心里实在有些不安，如果隐忍不报，大事化小，那么平日镇慑匪徒的威严将会损于一旦，那些不法之辈就会肆行无忌，正因此我左右矛盾、进退两难，所以抽身转移，匆匆忙忙开始了衡州之行。因为我在今年二月的奏折中，曾经向圣上奏明，衡、永、郴、桂匪徒极多，将来在适当的时候前往衡州驻扎数月。
后来，曾国藩终于在衡州实现了自己练成一支“劲旅”的愿望。一个“挺”字最终让曾国藩成就了大业。
人生就像在爬山，一路上总是坎坷不断，跌倒了便爬起来，这才能登上山顶。跌倒了就趴着，这就是懦夫。如果你放弃了站起来的机会，就那样萎靡地坐在地上，不会有人去搀扶你。相反，你只会招来别人的鄙夷和唾弃。要知道，如果你愿意趴着，别人是拉你不起的，即便是拉起来，你早晚还会趴下去。
人不怕跌倒，就怕一跌不起，这也是成功者与失败者的区别所在。在这个世界上，最不值得同情的人就是被失败打垮的人，一个否定自己的人又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去肯定？自我放弃的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怜的人，因为他们的内心一直被自轻自贱的毒蛇噬咬，不仅丢失了心灵的新鲜血液，而且丧失了拼搏的勇气，更可悲的是，他们的心中已经被注入了厌世和绝望的毒液，致使原本健康的心灵逐渐枯萎……
在人生崎岖的道路上，“放弃”这个念头随时都会悄然出现，尤其是当人迷惑、劳累困乏时，更要加倍地警惕。偶尔短时间地滑入低落状态是很正常的现象，但长期处于低落之中就会酿成人生的灾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