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法四 业精于勤荒于嬉君踏实则霸业成（第1页）
§心法四业精于勤荒于嬉，君踏实则霸业成
成功的大敌是明白做事的道理而不去实干。中国古代有一则寓言，说一位年轻人到海边看垂钓，见老者不时就有鱼上钩，一时羡慕不已。老者告诉年轻人，这样看下去，不如回家织个网，就会有鱼入网了。这就是“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典故。成功是一个过程，多是要从低到高、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你空有想法而不去做，又能得到什么？君踏实，则霸业成。
莫以事小而不为之，滴水虽微渐盈大器
做大事必须从小事做起，不做好小事，怎么能做大事？一个志在成功的人一定要在必须处理的小事上多下功夫，不能让它们成为做大事的障碍。曾国藩在这一方面继承了“莫以善小而不为”的儒家观念，抓好每一件小事，成就每一件大事。
“少年易学老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世界上最宝贵的就是‘今’，最容易丧失的也是‘今’，因为它最容易丧失，所以更觉得它宝贵。”
现实中有很多所谓的“能人”一生沉沦下去，就是因为在他们的心中有太多的不公平。以至于没有时间，或者是没有心情去做眼前的“小事”、“琐碎事”，让这些“能人”的才华无法展示出来。也有很多的“能人”在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工作或者是职位之后，很快就从新的职位或者是工作岗位上摔了下来。
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是他们一天到晚心中就惦记着“机会如何来临”，却没有想到机会真的来临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就好像心中一天到晚只想着如何当元帅，根本没有想到真正当上元帅以后怎么办，更别说实际中的准备工作了。
曾国藩善于从全局、从大局考虑问题，但对具体步骤又有条不紊，有章有法。对于打败强敌，他认为器械十分重要，如规定矛杆用竹必须“老而坚者”，“木周木必须小树圆身，大树锯开者不可用”。他发现邹寿璋捐办的矛杆不合规定，立即下令更换。后来，他还亲自研究炮子的打造，将原来生铁为原料，改为熟铁，结果既解决了炮子“经药辄散”的难题，又使射程“多一里有奇”。这种炮子大如葡萄，每炮装子百余颗，或三四百颗。“喷薄而出，如珠如雨，殆无隙地，当之辄碎”。杀伤力之大，可以想见。当时国内造炮技术原始，多方进求，亦无大的进展。于是决意在广州采购洋炮千尊，但至咸丰四年二月，只解到320尊。以后陆续采购，大大增加，成为湘军水师主要利器。
曾国藩还是最早提出自筹军饷的将帅之一。这有一个过程，江忠源之楚勇在广西和本省作战，或由赛尚阿大营粮台，或由湖南官府拨给。湘勇至长沙之三营也同样如此，但省内财政拮据，再加上与大吏矛盾日益尖锐，曾国藩力图改变依赖官府济饷的局面，“不欲取之藩库”，乃决计自筹军饷。为此，他一面呼吁湘潭富户解囊相助，一面拟定简明章程，在有关州县庙局劝捐，并敦请郭嵩焘等人及各地绅士相助。据郭嵩焘说，成绩可观，“甫一月捐得十万余金”。有的富户慷慨捐输，如湘乡首富朱某，一次就捐万金；衡州前湖北巡抚杨健之子，也捐银万两，安福蒋某更捐钱三十余万串。但多数并不踊跃。曾国藩决计勒捐，即强行令富户捐助，“捐输一事，竟亦非勒不行，待已决计行勒之药”。不仅勒捐一般富户，已故两江总督陶澍、湖北巡抚常大淳家亦不例外。这样，至十二月，捐款有了增加，竟达到六万串。此外，曾国藩还奏准清廷拨银四万，湖广总督吴文咨准截留两万。
但支出更多，仅军饷一项，十二月曾国藩言即需七八万金。此外，造船所费亦巨，如奏准截留之四万金，仅十一月中旬到衡，至十月七日，就“已用去三分之二”，当时正“大招水勇，所费不赀”，这就使曾国藩不得不向骆秉璋告急，“务须省库一为协济，乃可了此一局”。事实上，到衡州后，留在长沙一带之湘军勇营，仍由藩库供饷，曾自筹之饷，只能供给在衡之四营及大营日常开支。这就是说，曾国藩依靠捐输以自筹军饷，“不欲取之藩库”的计划并未实现，仍不能不依赖省中大吏的支援。骆秉璋顾全大局，并认识到支援曾国藩，正是保卫湖南、保住自己官位，乃至身家性命的明智措施。有此一番经历，曾国藩更痛切地认识到清廷拨款，对绅士自行劝捐集饷，都不能抱过高的希望，而依靠地方政权筹饷，布置建军，提高了部队的素质，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但同时也使满汉统治者力量对比产生新的变化，带来新的矛盾和问题。“改弦更张”与“赤地新立”，在制度上、人事上，使湘军与经制兵八旗、绿营完全分离，自成系统。而选将募勇坚持同省同县的地域标准，鼓励兄弟亲朋师生一同入伍，甚至同在一营，强调对弁勇施以家人父兄式的教育，则是以同乡和伦常的封建情谊，联结全军上下左右的关系。自筹军饷又是建立足以生存，获得持续发展的经济基础。实行帅任将、将择弁、弁招勇的层层递选制，更把地位与厚禄化为各级头目的个人恩德，使其所属弁勇感恩图报，对之忠心耿耿。曾国藩为湘军的创建者和统帅，不仅控制全军各个部门和环节，而且，又是上述各种关系和情感的体现者和凝聚点，这样，就很自然成为全军将弁勇夫感恩图报、力图效忠的对象。曾国藩竭力维护自己这一地位，他对王錱的处理，正是这种努力的生动例证。这样的湘军，不言而喻，必然疏远清廷、亲抚将帅，成为曾国藩等私人或集团的军队。
做事就要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上，不可急于求成，循序渐进才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成功的诀窍也就体现在一个“度”字上，不可操之过急，也不可过缓，要掌握好求稳渐进的奥妙。真正懂得生活，悟透现实与虚妄的智者，必然不会把自己的肉体和灵魂的希望都寄托给所谓的“未来”。他们拒绝任何麻醉和虚假的安慰，而主张在现实中积极生活。
生活中，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当你站在沙堆上，无论你怎样用力，都没有在结实路面上跳得高、跳得远。其实，人生亦是如此，如果你好高骛远，不能踏踏实实地做好工作，不能脚踏实地地做人，就无法为自己的进步打下坚实基础。
一个人的能力，尤其是专业知识、工作规划以及处理问题的能力，都不是三两天可以培养起来的。也许你一开始的地位低下，能力也不强，但只要你能脚踏实地、勤勤恳恳地工作，你的各方面能力必然会很快得以提高。
无论做什么事，我们都要脚踏实地、全力以赴，这样会使你越发能干，同时你的心智也会成长，可以追求更大的成功。
如果谁好高骛远，那就在人生操作上犯了一个大错误。不要以为可以不经过程而直奔终点，不从卑俗而直达高雅，舍弃细小而直达广大，跳过近前而直达远方。心性高傲、目标远大固然不错，但有了目标，还要为目标付出努力，如果你只空怀大志，而不愿为理想的实现付出辛勤劳动，那“理想”永远只能是空中楼阁，是一文不值的东西。
进步需要一点一滴的努力。就像“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一样，房屋是由一砖一瓦堆砌成的；足球比赛最后的胜利是由一次一次的得分累积而成的；商家的繁荣也是靠着一个一个的顾客逐渐壮大的。所以说，每一个重大的成就，都是一系列小成就累积而成。
一室之不治，何以治天下？一手不洗，滴水不补，片房不扫，何以御病魔？何以保健康？何以成大业？何以济沧海？我们做人，应做到：不以事小而忽略，不以事大而轻浮。大丈夫欲扫天下，需始于足下，要想成就大事，必须从点点滴滴的小事做起。
勤成大事惰误人生，学无止境切莫倦怠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人只有在认识到自身的不足以后，不断进行自我完善，才能不断取得进步。那些不懂得充实自己的人，显然是愚蠢的；那些自我封闭的民族，必然是落后的。曾国藩生活在中国历史上最封闭、相对最为落后的时代，他有振兴民族的伟大志向，而他也深知，这需要从不断强化自身开始。
“成事在人”，这是俗语，也是真理。一件事、一项事业，人是最根本的因素。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付出，就会有相应的成就回报你。如果以勤付出，回报你的，也必将是丰厚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成事在勤”实不为过。所以，养成勤的习惯，对于每一个青年人来说都是必需的。
有人将人生比作一段旅程是因为人生的艰难曲折，人在旅途上，他的目的不仅仅是游山玩水，他肩负着人生的使命，他要向前走，不停地走，一直走到人生的终点，体味人生的意义，无怨无悔地走完人生之旅。旅途上的食粮是勤奋。没有它，一个人不可能在人生之路上走很远，即使能走远，也是碌碌无为的，走了很长的路，却依然两手空空。只有勤奋，才能走好人生的路，获得事业的辉煌。无论是做到的抑或是没有做到的事，勤奋都可以令你在生命里做到。圣贤不是天生的，都是勤奋造就的。
世上成功之事，缺了勤奋就会变得不易实现，如果有了勤奋，成功也就不会太难了。
“勤”字成大事，“惰”字误人生。曾国藩始终在“勤”字上下功夫，告诫自己莫要懒惰。凡懒惰者都是可怜虫！
学养是人生必不可少的知识。曾国藩的学养乃天下公认。如果曾国藩躲在书斋中研究程朱理学，他会成为一个理学大师。但风雨飘摇的大清王朝，并非理学能挽救的。曾国藩学如其人，一生几变，每一次“变”都适应了时代的要求。由理学到“经世学”，再到“洋务学”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废志无以成学，废学无以成才。
曾国藩生平处世的成功，可以说是读书的成功。他治学有方，通过读书，走上了仕宦之途，广交了益友，领会了行军打仗之术，树立并实践了报效国家、明道经世的远大志向。
当曾国藩供职京师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国，在灾情则有黄河决口。所以，他读书更侧重经世致用之学特别是舆地之学。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通过大量的并有所选择性地阅读古代史籍，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读书得来的学问，拿出来应用。后来太平天国声势大盛，曾国藩以一书生出而致用，终能镇压洪、杨，一般人都视之为异。我们只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官生活，十多年京师名流之间的交往互教，十多年京师期间坚持不懈地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书籍，是如何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切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知道曾国藩的成功，决不是侥幸得来的。
当时掌理全国庶政的六部，除了户部之外，曾国藩担任过礼、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在为官期间，对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点，他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由此而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和武备良窳。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遍阅清代道光以上历朝文献，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皇帝之下诏求言而先后参照史籍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体现了他明道经世的抱负。
在战火纷飞、百务缠身的岁月里，曾国藩还特别喜爱研究王船山著作。在他认真研读、全力刊刻船山著作的影响下，湘军许多重要人物都积极参与认真研读船山著作，形成了自上而下倡导船山之学、研读船山之书的浓郁风气。后来王夫之的大名越传越广，影响越来越大，与曾国藩的倡导“王学”有极大关系。
在曾国藩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则是把孔、孟、周、张、程、朱，直到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并把《船山遗书》（特别是其中的史论）当作“千秋金镜，帷幄珠囊”来读的。曾国藩在《船山遗书》刊刻之先就大量反复地阅读了能够寻找到的船山著作，尤其对于《读通鉴论》、《宋论》等史论性著作已烂熟于心，多有心得体会，日记中均有记载。在他的推崇与倡导下，一些湘军将领也早在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之前就已开始研读船山著作，而在《船山遗书》刻成之后更加形成**。当然，这批将领也不是仅仅研读船山著作，而是也像曾国藩一样，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为其军政实践服务。正如郭嵩焘所说：“军兴以来，湘人起文学任将帅，肩项相望。一时武健强力，多知折节读书。军行所至，闻弦歌之声。”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下级军官，一跃而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他们异口同声地赞颂船山、弘扬船山，显然从《船山遗书》中获益匪浅。光绪年间湖北学政孔祥麟说：“船山所著史论，具上下古今之识，指陈历代之兴衰治乱，是以咸、同之际，中兴将帅，半湘省儒生，其得力夫之之遗书者皆多。盖夫之知明社之覆，前由武备之废弛，后由兵谋之未娴，故于历代兵事谋之甚详。湘人服膺其书，多明将略戎机，遂能削平大难。”这就充分说明了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将帅们为什么在戎马倥偬的战火中，如此认真地研读、刊刻、提倡、弘扬《船山遗书》的历史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