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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要了杯咖啡,有一会儿似乎心不在焉,但随后——她显然思索了一番,得出了一些令人满意的结果——突然朝我微笑。
“嘿,是这样,”她高兴地叫道,“现在我想起来了!”
“想起什么来了?”
“我刚才说的狐步舞。我一直在想这件事。告诉我,你有没有房间能让我们俩时不时地在里面跳上一个小时的舞?房间不必很大,小一点也可以,但你要确保我们跳舞的时候,楼下没人因为天花板的震动而上来大吵大闹。如果有的话就好了,那样的话,你在家就可以学跳舞了。”
“是的,”我不好意思地说,“在家里学就更好了,但我认为跳舞得有音乐伴奏。”
“当然。听着,你可以自己买些音乐,那样的话,你最多只需要支付一个女舞蹈老师的学费。我可以当你的舞蹈老师,这样你连学费都省了。那样的话,我们随时都有音乐伴奏,而且还可以把留声机留着。”
“留声机?”
“是的,当然。你可以买一台小型留声机,再买几张舞曲唱片……”
“太棒了!”我叫道,“如果你真的教会我跳舞,那么我可以将留声机送给你作为酬劳,怎么样?”
虽然我说得很坚决,但并不是发自内心的。我无法想象在我那堆满书籍的书房里放着这样一台我完全不喜欢的设备;另外,关于跳舞我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我曾想过,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可以试一试,尽管我告诉自己,我现在已经太老了,身体太僵硬了,可能学不会了。然而,对我来说,像这样直接开始,有点太快太突然——这种方式并不适合我。我内心的一切都在抵制这个想法:作为一个挑剔的音乐老行家,我一向不喜欢留声机、爵士乐和各种现代舞曲。在我的房间里,在我的庇护所里,在我那“思想家的巢穴”里,在我那放着诺瓦利斯和让·保罗的书籍的房间里,让我容忍美国流行音乐的声音,并伴着它们跳舞,这简直是太难了。但要求我这么做的不是别人,而是赫米奥娜,她的职责就是对我发号施令,而我的任务就是服从。我服从她,我当然服从她。
第二天下午,我们相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我到达那里时,赫米奥娜已经坐在那里喝茶了。她微笑着让我看一张报纸——她在上面发现了我的名字。那是一种反动报刊,来自我的祖国,经常发表一些诽谤我的文章。战争发生时,我一直呼吁反对战争;战争结束后,我偶尔会号召人们保持冷静和耐心,表现出人道主义,进行自我批判,同时与日益猖獗的、盲目和肆无忌惮的民族主义仇恨运动做斗争。现在又有人在该报纸上攻击我了,文章写得很糟糕,一部分是编辑自己写的,一部分是从报纸上已经发表的诸多类似的文章中抄袭拼凑出来的。众所周知,那些人思想陈旧,试图捍卫已经过时的意识形态。没人写得比他们更糟糕,没人比他们更粗制滥造。赫米奥娜从这篇文章中得知,哈里·哈勒尔是个害群之马,是一个对祖国毫无忠诚可言的可怜虫,毫无疑问,只要他这样的人或他这样的思想还被容忍,只要国家的年轻人被教育去接受感性的人道主义思想——而不被灌输这样的思想,而不想对不共戴天的敌人[22]进行战争报复——那么祖国就一定会陷入非常糟糕的境地。
“这是你吗?”赫米奥娜指着我的名字问道,“如果真的是你,哈里,看来你树敌还真不少啊。你会不会很苦恼?”
我读了几行,还是老一套。多年来,我对每一句诽谤我的陈词滥调都很熟悉了,我对它们已经深感厌恶。
“不,”我说,“我并不苦恼,我早就习惯了。我曾几次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所有的国家以及个人,都不应该彻夜难眠地执着于此类错误的政治问题——究竟谁是有罪的一方,而应该深刻地反省,由于他们的错误,由于他们的陈规陋俗,由于他们没能及时采取行动,他们要为战争和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不幸承担一定的责任。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下一次战争。当然,他们不能原谅我这么说的原因是他们自己是完全无辜的。德国的皇帝、将军、大企业家、政治家、报纸,他们任何一个人都无可指责,他们所有人都是无辜的!要不是有一千多万人被屠杀而长眠于地下,你可能会以为世界一切安好。听着,赫米奥娜,像这种整篇都在诽谤我的文章即使无法令我恼怒,但有时确实让我难过。我的德国同胞中有三分之二的人阅读这种报纸,一天到晚看到的都是这种充满了刺耳腔调的文章。他们每天都在受人摆布,被训诫,被煽动,被别有用心的人点燃了他们内心的不满和愤怒之火。其目的和结果只有一个:挑起一场新的战争——这场战争可能会比上一场更可怕。所有这一切都显而易见,任何人只要思考一个小时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然而,没人想避免下一场战争,没人想让自己和孩子免受一场可能导致数百万人死亡的血腥屠杀。即使避免战争的代价小得可怜——仅仅是反思一个小时,审视自己的内心,扪心自问,对自己参与的这场世界大混乱和大罪恶,他们究竟要负多大责任——他们也没人愿意这么做!因此,悲剧还会重演,局面已经无法挽回,成千上万的人将狂热地为下一场战争做准备。在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整个人都麻木了。我已经没有祖国,没有理想了,所有这一切都只是那些绅士们为准备下一场屠杀而粉饰的门面。思考、述说或书写任何人道主义的东西都已经毫无意义了——仅仅依靠两三个人这么做根本无法改变人们的想法,因为有成千上万的报纸、杂志、演讲、公开或秘密会议正朝着相反的方向努力,并不断地接近目标。”
赫米奥娜富有同情心地听着。
“是的,”她开口说道,“你说得对,我同意你的观点。当然还会有新的战争,不用看报纸就知道这一点。当然,你会为此感到难过,可难过也没有用。这就好比某些人因为‘人固有一死’这一事实而感到难过,无论他们做什么来对抗死神,无论他们如何努力都是没有用的。亲爱的哈里,当你对抗死神的时候,你为之奋斗的事业永远是美好的、崇高的、荣耀的、值得尊敬的,反对战争的事业也是如此。然而,这样的事业也总是毫无希望的,无异于蚍蜉撼树。”
“也许这种说法是对的,”我激动地喊道,“但是,你刚才指出的那些事实——比如,我们注定都会在不久的将来死去,因此对我们来说,一切都变得无所谓了——将整个生命贬低为一种肤浅而愚蠢的东西。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难道我们就该因此而抛弃一切,抛弃我们所有的思想、所有的努力、所有的人性,让野心和金钱继续统治我们,喝着啤酒等待下一次总动员?”
赫米奥娜看着我,此刻她的眼神非常特别:既充满了乐趣、嘲讽、恶作剧和亲切,又显得那么庄重、博学、无比严肃!
“我不是这个意思,”她非常慈爱地说,“即使你知道斗争注定会失败,这一事实也并不会让你的生活变得肤浅和愚蠢。可是,哈里,如果你在为某种美好的事物和理想而奋斗,并坚信你一定会实现它,那么你的生活就会浅薄得多。理想就一定要实现吗?难道我们人类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消除死亡吗?不,我们活着的目的是害怕死亡,然后再去爱它;正是由于死亡,我们的生命之烛才会在短暂的时间里燃烧得如此美丽。你是个孩子,哈里。现在照我说的做,跟我走,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事要做。我今天不想再为战争和媒体烦心了,你呢?”
我肯定也不想啊。
我们一起来到一家乐器店,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城里同行。我们在店里挑选留声机,试着开关,让店主播放音乐给我们试听。当我们看中一台非常合适又物美价廉的留声机时,我想立刻把它买下来,但赫米奥娜决定再看看。她拦住我,坚持让我先和她去第二家乐器店,于是我只好跟她去了那家店,又察看并试听了各个系列、各种尺寸、各种价格的——从最昂贵的到最便宜的——留声机。直到这时,她才同意回到第一家店,买下我们刚才看中的那一台。
“你看,”我抱怨道,“我们本可以省去不少麻烦的。”
“你这么看?也许明天我们会在另一家店铺的橱窗里看到同样的留声机,而价格却便宜二十法郎。更何况,购物也是一种乐趣,所有的趣事都应该细细品味。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学。”
然后一位脚夫帮我们把留声机送到了我的住处。
赫米奥娜仔细打量着我的客厅,称赞了火炉和沙发,试了试椅子,拿起几本书,在我爱人的照片前站了好一会儿。我们把留声机放在五斗橱上的一堆书中间,然后我们便开始上课。她跳起狐步舞,给我示范了前几步,然后拉着我的手,开始带着我跳舞。我顺从地尝试跟上她的脚步,但总是撞到椅子上。我听着她的命令,但又不明白她的意思。我渴望达到她的要求,同时又显得那么笨拙——我总是踩到她的脚。跳完第二支舞,她一头倒在沙发上,像个孩子一样笑起来。
“天哪,你的身体怎么这么僵硬!你的步伐只需要像散步时那样自然就可以了,根本没必要紧张。我简直不敢相信,你居然出了一身汗!来吧,我们休息五分钟。你看,一旦你做到这一点,跳舞就像思考一样简单,那样学起来就容易得多。或许现在你对下面这群人就不会那么不耐烦了:他们不愿学习如何思考,说哈勒尔先生是国家的叛徒,乐于见到下一场战争的发生而不加以阻止。”
一个小时后,她走了。离开时,她告诉我不要担心,说我下次一定会做得更好。我可不这么认为,我对自己的愚钝非常失望。在我看来,这一个小时里我什么都没学到,我不相信第二次我就会表现得更好。不,我完全缺乏跳舞所必需的那些品质:快乐、天真、淡定、热情。可这一点我不是早就知道吗?
但是你瞧,下一次确实好了一些,我甚至乐在其中了。课程快结束时,赫米奥娜说我已经学会跳狐步舞了。然而,当她据此就说我第二天得和她一起去餐馆跳舞时,我吃了一惊,并强烈反对。她冷冷地提醒我,我曾发誓要服从她,而且她还让我第二天和她一起到天秤座酒店喝茶。
那天晚上,我坐在家里,想读书却读不进去,一想到第二天要去跳舞我就害怕。一想到这幅场景——我这个腼腆、敏感、不合群的老人,要去那家沉闷、时髦的爵士乐舞厅,而且还得在什么舞都不会跳的情况下,当着那么多陌生人的面跳舞——我就会感到恐惧。我承认,当我独自一人在寂静的书房里,打开留声机,只穿着袜子静静地练习狐步舞时,我会嘲笑自己,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
第二天,天秤座酒店里有一支小乐队在演奏,那里还提供茶和威士忌。我请赫米奥娜吃蛋糕,请她喝酒,以此来贿赂她,但她仍铁面无私。
“你今天不是来玩的,你是来上舞蹈课的。”
我硬着头皮跟她跳了两三支舞,其间她把我介绍给了乐队的萨克斯管吹奏者——一位黝黑英俊的年轻人,他来自西班牙或南美洲。她说,这个年轻人会演奏世界上任何一种乐器,会讲世界上任何一门语言。看来他是赫米奥娜的好朋友,因为他似乎很了解她。他面前放着两根大小不同的萨克斯管,他交替着吹奏,同时欢快热情地用他那炯炯有神的黑眼睛扫视着跳舞的人们。令我吃惊的是,尽管这位英俊的乐师并无恶意,我却对他产生了某种近乎嫉妒的感觉,这倒不是吃醋,因为我与赫米奥娜之间根本不存在爱情,而更像是一种对友谊的嫉妒。在我看来,这个年轻人根本配不上她特意表现出来的兴趣和由衷的尊敬。我面露不悦,心想,赫米奥娜怎么会介绍我与这么奇怪的人认识呢?
接着,不时有人邀请赫米奥娜跳舞。我一个人坐在茶桌旁,听着音乐,这类音乐我从来都听不进去。我想,天哪,现在她居然把我带到了这样一个地方,还期望我在这里获得宾至如归的感觉:一个对我来说如此陌生和可憎的世界,一个迄今为止我一直竭力避开的世界,一个被我深深鄙视、充满了游手好闲之徒和寻欢作乐者的世界,一个摆着大理石桌子、奏着爵士乐、充斥着妓女和商贾旅人的时髦、刻板的世界!我倍感沮丧,一边喝着茶,一边盯着舞池里那故作雅致的人群。这时,两个漂亮女孩吸引了我的目光,她们俩都跳得很好。我满怀羡慕地欣赏着她们那轻快而迷人、愉快而自信的舞步。
不一会儿,赫米奥娜回来了,对我很不满,责备我说,我来这里不应该板着脸,坐在茶桌旁边一动也不动。她让我兴奋起来,去跳支舞。我该怎么回答她呢?说我谁都不认识?这么做完全没必要,何况那里不是有两个我喜欢的女孩吗?
我指给赫米奥娜看两人中更漂亮的那一位,她正好就站在我们不远处。她有着一头粗硬的金色短发,一双丰满的胳膊,穿着漂亮的天鹅绒短裙,看起来非常迷人。赫米奥娜坚持让我马上过去请她跳舞,可我拼命地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