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主要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道路（第2页）

从下列表2-6可以看出，占日本国土面积27。66％的太平洋沿岸的大都市圈（一级都市圈），包括首都圈、中部圈、近畿圈3个二级都市圈，聚集着日本52。77％的人口，而其核心区域东京圈、名古屋圈、关西圈（三级都市圈），则以10。33％的面积聚集着日本46。73％的人口。其中，又以首都圈的人口最为密集，人口密度达1137人／平方千米，分别是中部圈和近畿圈的2。75倍和1。48倍。可见，几大主要的城市圈，以极小的地域承载了日本大部分的人口和经济活动，在整个经济社会活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从上述分析可见，主要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规模结构和空间布局上并没有统一的模式，反而是在各自的历史条件、自然地理条件、经济发展进程、人口迁移特征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形成适合于自身特点的城市体系和格局，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动态调整。可以说，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呈现出城市规模结构和空间布局的多样化和动态化特征。

（三）城乡差别从扩大到逐渐缩小

在发达国家城市化的早期，城乡差别逐渐扩大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一点集中体现为城乡收入差别不断扩大。究其原因，大卫·李嘉图从工业和农业部门生产方式以及产品需求方式角度分析，认为根源之一是农业部门存在收益递减规律，城市工业部门不仅不存在收益递减规律，反而呈现出收益递增趋势；之二是农产品收入需求弹性低，使得农民收入增长困难。柯林·克拉克从产业间劳动生产率的角度分析，认为在工业化进程中，第一产业（农业）的产业地位有相对下降的趋势，且产值比例下降速度要大大超过其就业比例下降速度，这种产值比例与就业比例下降的不同步，造成城乡劳动生产率决定的工资水平，必然是农业部门劳动力收入水平低于城市部门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并最终形成城乡收入差距。实际上除上述原因之外，农业的一些特征，如农业技术进步远落后于工业技术进步、农业对自然气候条件的严重依赖性、农业脆弱的抗风险能力等，都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等城乡差别的重要原因。

城乡差别扩大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早期也有其有利的一面，如加速了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有效配置，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但是，如果任由这种差别毫无节制地扩张，不仅会使农业变成城市工业发展的“瓶颈”，也会因为过度的贫富差距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发达国家在进入工业化和城市中期阶段，就开始采取各种措施来弥合城乡差距，努力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在这个过程当中，既有市场的力量驱动，也有国家政府的政策扶持。

从市场驱动的角度看，其一是工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工业技术水平发展成熟，开始为农业提供大量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大大提高了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带动了农民收入水平的快速提高；其二是在市场利益的导向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纷纷向城市迁移，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减少，土地逐渐集中，农业经营规模扩大，也有利于农民收入增长；其三，市场对农产品的需求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既引起了农业从以前的以粮食种植为主逐渐向多样化经营的过渡，如经济作物种植、畜牧业、蔬菜水果种植等得到迅速发展，农、业生产的利润得到提升，又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从政府支持的角度看，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高度发展后，发达国家的政府有充足的理由、也有足够的能力不断加大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支持力度，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国民经济均衡发展。因而，克服市场经济的缺陷，通过政府的努力来平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几乎成为多数发达国家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后的共同行为选择。

具体来看，从19世纪中叶以来，城乡经济一体化便逐渐成为主要发达国家中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这首先表现在随着技术进步和农业生产与管理的日益现代化，发达国家的农业产量和产值持续增长，农民收入迅速提高。

1896—1938年间，法国农业生产年增长率都在1％左右。更为明显的是，美国农产品的价值从1899年的约30亿元上升到1909年的近55亿元。以每个农业劳动者供养的人数来看，美国从1860年的5人增加到1940年的11人，增加了1倍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在农业所占比重最低的英国，20世纪初农业雇工每周平均工资升了2先令左右，全国平均上升到14～15先令之间，最高的大拉姆上升到22先令以上。由于工业化的发展，大量农村人口已不是纯粹的农民，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是“兼业农”，其非农业收入已占农民家庭总收入的相当一部分。据日本的调查，1930年农户家庭总收入的1／4来自农场外的工资收入。

20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先后实现了高度城市化，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变化是中产阶级的兴起，并逐渐成为人口的主体部分，富人和穷人都成为少数。在这个阶段，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开始缩小，城乡差距不断得到弥合，各种现代化的设施设备在城乡家庭中越来越普遍，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得到普及，城市文明基本覆盖了发达国家的城乡。据山田佐武郎的研究，在日本工业化的早期阶段（1885—1919年）和中期阶段（1919—1964年），日本农户和城市人口收入的比率为1　∶1。3和1　∶1。5左右，到现代农业阶段（1964年至今），这个比率变得大于1。而且在今天的发达国家中，“农业已不再同于乡村价值观和乡村生活，农业劳动开始成为一种职业，农场正在成为一种企业，农场与其他企业部门之间的区别正在消失。”

当前发达国家中城乡经济一体化特征明显，其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几点：

其一，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纷纷实现了高度城市化，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逐渐下降到30％以下，甚至更低。这就使农村的资源环境压力、就业压力、基础设施需求压力和公共服务需求压力等得以缓解。同样的公共投入和农业产出在更少的农村人口中分配，能够提升农户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

其二，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经济全球化等因素，均大大提高了发达国家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和产值水平。在美国，1950—1970年间，农场总数从564。8万个下降到2924万个，每个农场平均面积从213英亩上升到383英亩，面积在500英亩以下的小农场从1950年的508。5万个下降到1969年的236。3万个，减少了55％；同期大农场从30。3万个增加到36。7万个。近几十年来，美国农业生产的集中趋势还在发展，农场规模不断扩大。在西欧各国也加快了土地集中的过程。1970年，英国农场总数为24。2万个，1984年减少为23。1万个，其中20公顷土地以下的农场由12万个减少到9。4万个。农场平均规模由1970年的56。8公顷扩大到1983年的69。1公顷。法国自20世纪50年代起实行土地集中政策，1960年又成立了土地整治与农村安置公司，负责收购小片农地专卖给大农场主，以加速土地集中。1970年法国农场总数为142万个，1980年减少到113。5万个，农场平均规模由21公顷上升到25。4公顷。德国的农场平均规模也从1949年的8公顷，上升到1970年的11。7公顷和1980年的17。5公顷。

农场规模的扩大，使农场主能够越来越多地使用农业机械和化肥。在一些先进的农场中已使用计算机控制生产过程，与此同时生物技术发展也很快。农业生产不仅更专业化，而且更资本化。过去农业中最主要的投入是劳动力，现在则主要是资金。农场已不是满足农民自己家庭的需要，而是完全为市场进行农业生产。这种动机和趋势，导致了农场的企业化。一些大的公司逐渐控制了农业生产、销售、加工和分配的全过程，并且在农业生产总额中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比如，在美国农业总产量的1／2来自不到5％的农场，几百个最富有的农场的年农业销售额都在1000万美元以上。而且这些公司又成为农业生产资料供应、食品加工和销售市场垄断结构中的一部分。它们不仅具有影响和垄断市场的能力，而且还拥有政治疏通活动的能力。

其三，发达国家的农业保护政策对农户收入提高、农村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目前供过于求的全球粮食市场上，发达国家为了倾销其产品，各发达国家每年拿出相当数额的财政收入用于对农业的扶持。美国1983年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达463。9亿美元。英国1977年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10。06亿英镑。法国1975年用于农业的开支达339亿法郎。1979年法国农业收益中的国家开支达542亿法郎，占农业总产值的近1／3。据1989年统计，欧、美、日等国的农业补贴高达3000亿美元，接近这些国家当年农产品出口总值。

总之，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完成，现代大工业又为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物质技术装备、新的组织形式和新的经营管理理念。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发达国家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明显缩小了，现代城市文明在农村得到了普及。

（四）城市发展从最初放开到政府干预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早期，发达国家政府奉行自由放任的城市发展政策，与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相伴随的城市问题非常突出。由于政府对居民住宅建设和企业选址不予干预，加之技术水平的落后或欠缺，城市中的建筑混乱无序，居住条件恶劣，缺乏基本的市政设施和社区管理、一些中小城市和新兴城市几乎处于无政府状态，普通市民的生活相当贫困。当时，“当局从来不管工厂设在哪里，不会让工厂集中设在某一特殊地区，不会把应当远离人们居住地带的污染严重、噪声大的工厂专门隔离，也不会为了人们的健康而把这类工厂与附近居住地区隔开。唯独‘自由竞争’决定工厂的位置，毫不考虑规划上的功能分区，这样，在工业城市里，工业、商业和生活居住三者乱七八糟混杂在一起。”“在1820—1900年之间，大城市的破坏和混乱情况简直与战场上一样，这种破坏和混乱的程度正与该城市拥有的设备和劳动大军数量成正比例……工业主义，19世纪的主要创造力，产生了迄今从未有过的极端恶化的城市环境；因为，即使是统治阶级的聚居区也被污染，而且也非常拥挤。”这是对城市化早期英国城市状况的描述，当时英国的城市人口急剧膨胀，住房短缺、就业竞争激烈、公共卫生事件频发、环境污染、犯罪率居高不下、城市景观丑陋、城市贫富差距悬殊等“城市病”十分严重。其他发达国家在城市化早期的时候也同样面临着类似的不同程度的城市问题。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市民对城市治理的呼声越来越高，发达国家纷纷通过立法等手段，积极干预城市的经济活动，治理企业的污染排放，制定城市建设规划，加强产品和食品质量监管，建立较为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英国在干预城市经济运行上同样走在了前列，进行多项开创性的城市改革措施，为其他发达国家的城市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1835年英国公布了《市政公司法》，1848年通过并实施了《公共卫生法》及一系列改善住宅条件的政策。从1858年开始，英国伦敦开始了全面的下水道的建设。通过这些法令的实施，“改革者为贫困居民修建了公园、浴池和洗衣房。新的卫生措施和医疗条件的改进极大地降低了城市婴儿的死亡率。曾经一度猖獗的城市犯罪骤然下降”。同时，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也效仿英国，开始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造。

美国城市化初期，大量移民流入城市，城市贫困和城市行政的腐败是当时城市问题的焦点。在市民的抗争压力之下，美国于19世纪90年代开始掀起了基督教社会福音运动和学习欧洲城市政策与城市管理的**。20世纪初，美国又兴起了以消除腐败、提高市政效率为主要内容的市政改革运动。

在明治维新后的几十年间，日本的城市建设极不平衡。日本的主要城市建立了大量现代化的工厂，修筑了铁路等现代化的交通设施，也建设了不少西洋式的现代建筑；但普通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却依旧破落，未有改观。在权贵势力的影响下，“重生产、轻生活”的城市发展理念导致了与军工企业联系紧密的设施获得优先发展，但与生活联系密切的设施则严重欠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以重化学工业为中心的日本城市经济急速膨胀，但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产生了物资运输困难、工业用水不足、港口效率低下等严重的问题。而且城市问题在当时的战时体制下越积越重，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开始真正得以缓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受到战争重创的发达国家为了重整经济，纷纷采取各种措施积极干预经济发展，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城市发展与城市治理。英国于1945年和1947年先后通过《工业配置法案》和《城乡规划法案》，开始改变大城市过度膨胀和城市分布不合理的状况。日本、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的政府也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致力于改善本国大城市过度膨胀和城市在地区上的不合理分布，完善城市体系结构。如二战后日本编制了《东京特别都市计划》（1946）、《首都圈准备计划》（1958）、《东京都长期规划》（1975）等规划方案，通过建设高效率的城市铁路交通网、限制在市区新建大学和工厂、鼓励中心地区的企业特别是重工业企业外迁等途径来以缓解过度密集问题。另外，日本还通过推行《全国综合开发计划》，缩小各地方与东京的差距，减少人口与产业向首都圈集中的压力。

经过上述发展阶段，发达国家逐步解决了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硬件”相关的城市建设、规划、市政管理问题。但是近几十年一些与人口结构、经济结构、贫富差距、种族矛盾等城市社会事务相关的“软件”问题不断凸现出来，客观上要求发达国家的政府积极参与这类问题的解决。比如美国郊区化的过度蔓延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如经济运行成本的剧增、环境污染的扩散、中心城区的衰落、社会阶层的隔离和贫富差距的加大，等等。

欧洲的主要国家也面临着与美国相似的城市社会问题。在欧洲，从非洲、中东的旧殖民地流入的劳动力的失业率非常高，收入缺乏保障，且社会地位普遍较低，这种状况打破了城市不同阶层间的心理平衡，造成城市中的对立行为，并诱发了一些城市暴力冲突。

针对郊区化过程中出现的城市过度蔓延、城市居民的阶层与种族分化、郊区孤立、缺少社区氛围等经济社会和环境上的弊端，美国一些组织发起了“社区重建运动”，兴起了“新城市主义”和“精明增长”思潮，提倡城市向中心区回归，倡导族群和解，建设紧凑型混合社区，促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减少对土地和小汽车的使用，缓解交通压力，节约能源。时至今日，这些规划思想和城市治理措施正在政府的引导下积极推行。

总的来说，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历了一个从自由放任到积极干预城市发展、不断改善城市治理的过程，目前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城市规划、市政建设、城市社区管理与公共服务的运行机制和政策体系，基本解决了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硬件”问题，并在努力解决当前所面临的一些新的城市经济与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