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观（第1页）

§大学教育观

1945年9月23日，竺可桢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一文，针砭时弊说：“若侧重应用的科学，而置纯粹科学、人文科学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目今我国社会，仍然充满了这种功利主义。大学里边的课程，支离破碎，只求传教零星有用的知识，而不注重理智的培养。大学生认定院系，不问其性情之是否适合，而只问毕业后出路之好坏，待遇之厚薄。选择科目，不问其训练之价值如何，而专问其是否可应用到所选定之职业。在大学内通才教育与技术教育理应并重。”

这些话，囊括了他的大学教育思想，如今听来，依然如芒在背。总体来看，其教育观可归纳如下：

一、强化基础

竺可桢一到任，就曾提出要避免学生聒噪进入专业学习而忽略基础，提倡学院一年级不分系。他认为“大学一二年级中，工院自宜打定数理良好基础，文法等院自宜重视文学、经济以及中外历史，以备专精。虽然彼此不可偏废，仍宜互相切磋，不限系院，庶几智识广博，而兴趣亦可盎然”。

而教育部召集大学课程标准委员会讨论大学课程，做出一年级不分系的决定，是在1946年，比他晚提出了一年。

他还要求第一等的教授亲自到教学一线，旨在强化数理化、国文、英文等基础课程。

他还鼓励学生跨院跨系选修课程，提高学科能力和兴趣发展。而且他很不满学校只重知识传授不重道德陶冶，曾指出：“目前我国大学里有一种极坏的现象，就是教师在校上课，退了讲堂以后，就与学生分手不见面，这种教而不训的制度，急应改良。”“要晓得最好的训导是以身作则，这个理论，无论古代的学府、书院，今日新式的大学，统可以应用。”

在天目山时，他在日记中写道：“天目山实为导师制之理想地点。如昨星期日，天气既佳，秋高气爽，导师与老师均群出外散步，每人约率十七八人，男女各有，又不分系。”

二、教授治校

竺可桢认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他说：“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

他认为，教授是知识、人格、校风得以传承的校魂，而初露头角、具有良好潜质的青年学者，则是传承的根源。他说：“要发展一个大学，最主要的是能物色前途有望的青年。”

他坚持民主治校，依靠教授来管理学校。当时，学校各级领导人选，以“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所钦仰而能教课者为限”，都选有名望的教授担任，即使在“文军长征”艰苦卓绝的情况下，仍然如此。

三、学术自由

他主张学术自由、教育自治，“大学无疑的应具有学术自由的精神”，“大学的最大目标是在蕲求真理”，没有自由研究的氛围，真理不明，而保持学术自由，就要“对学校应能自治，以维护大学之尊严”。

他坚持让学校独立于政治之外，1946年7月1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对于教育与政治总以为不应过于接近。”

蒋介石曾多次动员他加入国民党，他认为受党派干涉后，大学无法拥有自治权利，因此一再推辞。而国民党五中全会后，要求凡国立大学校长，均须由国民党员担任，对此，他非常反感。1940年前后，他和梅贻琦，成了仅有的两个不是国民党员的大学校长。

他在1943年5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下午有中央训练团谢光平来，嘱余填入国民党志愿书。现大学校长中只余一人非党员。”他虽被迫填了加入国民党的志愿书，却一直以无声行动抗议政府对学术的干预，从没交过党费、从没参加过党会。

正因为他让浙大超脱于党派之外，因此校园内人才鼎盛，无党派的、倾国民党的、倾左翼的，只要有才华，均能在浙大安心教学研究。对于这一点，他一直引以为自豪：“办教育之基本信仰与警察厅长不同……必须有人人可以为圣人之信仰，然后可以办教育。”

四、求是学风

1938年，浙大西迁广西宜山时，他就正式确定校训为“求是”。这是作为哈佛大学地学系毕业博士的他，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和西方近代科学精神得出来的。

他在对新生所作的《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演讲中说：“所谓求是，不仅限为埋头读书或是实验室做实验。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他阐释“求是”为“明辨是非，追求真理”，强调“求是”就是奋斗精神、牺牲精神、科学精神。

五、教育理念：报国、强校、通才、为民

竺可桢于日寇猖獗时就任浙大校长，于艰苦条件下西迁“文军”，可谓临危受命、坐怀不乱。而在这些实践中，他形成了报国、强校、通才、为民的教育理念。

他的教育目标，不仅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是要培养出“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他要求学生“每个人学成以后将来能在社会服务，做各界的领袖分子，使我国家能建设起来，成为世界第一等的强国”。

他认为，大学教育要实施通才教育，注重基础、加强思维和能力训练。他选择一流教授教学；鼓励跨院选修，沟通文理；鼓励主辅修，拓宽知识领域；率先推行导师制，让导师负责学生品格修养指导，使学生学会为人做学问的态度和方法。

同时他将大学比喻为“海上之灯塔”，指明人们前进的方向；又将大学比喻为“社会之光芒”，是人类文明的象征。

他就在这样的教育理念下，在艰苦卓绝的环境里，将浙大不断壮大，拓展成了建制完备、人才辈出、蜚声中外的综合性高等学府。

六、办学目标：创建一流大学

他在接任浙大校长时，心中所追求的就是创建一流大学。而最终，浙大的确成为了国内综合性最强、成果最多的最好学校之一，并获“东方剑桥”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