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苏州行记（第1页）

§第五章　苏州行记

席上向汪正未先生索稿，汪先生命先喝酒，乃一饮而尽，不觉即醉。下午去天平山，不得不坐轿子，在轿中睡了一觉，途中风景不详，抵山时尚醉眼蒙眬，爬到一线天时，才感到危险，稍为清醒一些。

——苏青

电视连续剧《天道》中有一个关键词——文化属性。

中国谚语：“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

美国谚语：“一个人做生意，两个人开银行，三个人搞殖民地。”

文化属性的最基本定论：一个人、一个社会团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生产生活的习惯的定性（基本的文化素质表现）即为文化属性。

这是一个无法用三言两语概括的充满哲思的蛊惑词汇。如果将它置于沦陷时期的上海滩，置于当时文化圈里的一群人，置于一位叫苏青的女子身上，那又烙印过什么样的文化属性？

上世纪三十年代，现代作家沈从文在一场文学争论中提出了京派和海派的关系。沈从文、芦焚、林徽因、凌叔华、萧乾、李健吾等为京派代表，张爱玲、苏青、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等则是沪地热门人。不难看出，南腔北调，风格迥异中，源于“土壤”“空气”“温度”的大相径庭，发酵的文风、气韵、格调皆有所属，带有明显的地域标识。

于是，京派和海派作品，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影印在历史烟云中，折射出某段残垣断壁下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伴随时光的碾磨，越来越珠圆玉滑，不断被拾起、问及。

而不管何时何地何境下，推动、造就繁荣的文学事业，将这些文化符号宣扬、传递出去，须得有一批实力雄厚的出版社，精通业内的出版商，名堂响亮的出版物，在这些载体条件的支撑下，顺势而为，顺应而为，顺时而为，或许就能水到渠成了。

在四十年代初的大上海，文学之花处处皆放。出版人即是作者，作者便是编辑，编辑原是出版商，诸如此类的情况比比皆是，这样抱团，彼此依偎取暖，资源共享就成为一种必然。

苏青笑说“叨在同性”，即俘获了张爱玲的芳心，成为《天地》杂志的常驻作家。换作其他出版人，能像苏青这样以最少的成本博得最优秀的人才吗？

陶亢德发现新人苏青，多有书信交流。柯灵想留住张爱玲，亦师亦友，颇费心思。有“东方佐尔格”（五重间谍）之称的《杂志》老板袁殊，他联络作家的方式，更为大气，曾邀请十多位文化人去苏州集体游玩，只可惜，重要嘉宾周黎庵和张爱玲却缺席了。当然，这并不影响一行人的心情和雅意，特别是苏青，忙碌之余，正好放松疲惫的身心，她的兴致更浓。

苏青在《续结婚十年》中，以苏怀青的体验角度，将此次出游作了较为详尽的描写，再现了当时文学群体的形态，文人作家的心态，同行者间的情态，在那些细心、微妙的文笔流转间，勾勒出一幅栩栩如生的文化众生相。这些侧影的写照，远远不只是苏青在表达个人情感，其中对几位左翼人士的描摹，恰好刻录下他们的“工作”影子，弥足珍贵。

一位是文中的郑烈，其现实原型是袁殊——苏游活动的发起人。这位有着特殊身份，在特殊年代中，在各种场合下扮演着各种角色的文化人，他以军统、中统、汪伪、日伪等不同的势力作掩护，借机、借力为党搜集情报，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开展各种革命活动，其实袁殊真正的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其先后开办的《新中国报》《杂志》月刊、《政治》月刊等，成为其最佳的工作平台和活动掩体，便于积极联络各方、各界的情报。据说，袁殊曾经邀请过苏青加盟他的编辑团队，而苏青则因袁殊的“汉奸”身份拒绝了。

地下党员组织的苏游活动，袁殊会邀约自己的同志参加吗？

掠过一些文字记载，慢慢去抽丝剥茧，倒是发现了蛛丝马迹。

苏青说：“她本是江北的‘左’倾女性，给郑烈手下的特工捉过来，备受酷刑，不肯投降。后来郑烈本人惊奇而发生兴趣起来，不知采用何种手段，居然使得那位女英雄帖然就范了——至少在表面上。”

这个“她”是谁，苏青说“她”名为“张明健”；她为什么被抓，特工说她是“左”倾人士；郑烈因何会对她有了兴致并让她帖然呢？苏青智慧巧妙的一句“至少表面上”，让人茅塞顿开。同志间不就是战友嘛！张明健的原型，后被证实为吴婴之，她在这次活动后交上的作业稿题目为《登灵岩天平》，文中自称记者，点到“如果说这是义务……”由此可以设想，她会不会是袁殊杂志的编辑呢？以这样的身份作掩护，加之有袁殊“罩”着，那么工作就自然容易开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