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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为疯狂埋单
曾国藩不得不面对满朝的指责，为部下的疯狂承担责任。
攻克了金陵，曾氏兄弟为大清立下了不世之功，个个加官晋爵，封侯拜相，登上了荣誉的巅峰。金陵城内浓烟烈火尚未散尽，曾氏兄弟就已经门庭若市，贺者如潮了，连日大摆宴筵，用狂欢来庆祝胜利了。曾国藩记曰：“……初十、十一、十二等日戏酒宴客，每日百馀席……”弄得曾国藩神疲筋倦，“不甚成寐”。
精神头最足的当属曾国荃。身患湿毒而尚未痊愈的曾国荃，每天沉浸在杯觥交错之中而乐此不疲。曾国荃这种“应酬无倦”“不以为苦”的劲头儿，令曾国藩不得不叹服，“谚称‘人逢喜事精神爽’，其信然欤！”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就在曾氏兄弟恣意狂欢之际，他们在金陵城的所作所为，已经通过各种渠道遍传朝野上下。于是，各种猜忌、谤议随之铺天盖地而来。曾国藩除了慨叹“祸机之发，莫烈于猜忌，此古今之通病。败国亡家丧身，皆猜忌之所致”[67]以外，别无他途。一时间，曾氏兄弟再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身心均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前鉴不远，覆车继轨”[68]。
谁让你立下那么大的功劳呢？——面对太平军，平日里耀武扬威的武将能臣，无不被打得屁滚尿流，狼奔豕突，各个颜面俱失，抬不起头来。而唯唯让一个手无缚鸡之力、对军事一窍不通的曾国藩鳌头独占，出尽了风头。
谁让你享受了那么大的隆遇呢？——仅凭一役，曾国藩就被封侯拜相，独坐东南，成为有清一代最有权势的大员。
谁让你发那么多的财呢？——尽管曾国藩对此矢口否认，但说死也不会有人相信。不用说别的，纵火焚城、擅杀李秀成等行为就已经不言自明。
既然有了上述种种，所以树大招风，出头的椽子先烂也就没有什么可埋怨的了。
皇上和朝廷的猜忌很快就见诸行动了。先是在言辞上多了不少凛冽，斥责曾国荃得意忘形，放跑了洪福瑱，饬令曾国藩要随时“申儆”曾国荃，“勿使骤胜而骄”。接着又让曾国藩上报几年来军中收支账目，并且派专人前往访查，颇有警惕之意，其防范、猜忌之心昭然若揭。那些享有“闻风而奏”的御史也开始向曾氏兄弟发难。一时间，山雨欲来，乌云翻滚，令人窒息。
其实这就是官场，这就是人生。
曾经沧海的曾国藩对此似早有预判，他既没有愤怒也没忧愁，而是仍然保持着一贯的气定神闲。但他心里明白，要挽回局面就必须付出代价，用必要的牺牲来为疯狂埋单。
曾国藩看得很透彻，皇上和朝廷的猜忌、担心主要就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嫌曾国藩统兵过多，二是忌曾国藩权力太重。说白了，皇上和朝廷无非就是担心曾国藩位高权重不好控制，生怕前脚刚刚灭了一个无法无天的洪秀全，后脚又来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曾国藩。
在看清了是非、找到了症结所在之后，曾国藩的心情是不平静的，对朝廷“卸磨杀驴”的做法不能不感到心寒，甚至很有些“兔死狐悲”的感觉。适逢乱世，身为臣子，曾国藩并不能凭着伶牙俐齿地去和皇上打嘴仗，更不是明火执仗地与皇上对着干，只能是面对现实，做到心里有数就是了。
曾国藩可以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可历来肝火旺盛的曾国荃做不到。尽管曾国藩早就对曾国荃说过：“古来成大功立大名者，……恒有多少风波，多少灾难。愿与吾弟兢兢业业，各怀临渊履薄冰之惧，以冀免于大戾。”[69]但曾国荃仍然抑郁难平。没办法，曾国藩只好不断劝慰曾国荃“释去焦愤”，“建非常之勋，而疑谤交集，虽贤哲处此，亦不免抑郁牢骚。然盖世之功业已成就，寸心究可自怡而**，悠悠疑忌之来，只堪付之一笑”[70]，多往开了想。
曾国藩历来强调“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洁”。这次化解危机，曾国藩仍然采取了一贯的“以退为进”的战略战术，力求消除朝野上下那些信口雌黄的谤议。
曾国藩采取的第一个举动就是裁军。
刚刚打下金陵城，曾国藩就主动提出裁撤由他一手创建、在绞杀太平军中立下罕世奇功的湘军。其实，裁军的想法，曾国藩早在本年二月就已经在考虑了。现在，无非是必须去做而已。
那么曾国藩为什么首先想到要裁撤湘军呢？
自古以来，由于挟军权以自重，引起天下大乱的例子屡见不鲜，历来为最高统治者之大忌。熟读史书，加之多年宦海沉浮的曾国藩，早就晓得其中的厉害所在，不仅看透了官场倾轧、阅尽了人生百态，更对朝廷的日益猜忌了然于胸。所以，曾国藩从墨绖出山之日起，在他一再“固辞”的内容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军权，比如在清同治元年，他曾固辞节制四省军务，就是因为舆论所迫，极其不愿意给别人留下军权过重的印象，不想假人以口实。当时，外间无不对长江之上没有一艘船挂的不是“曾”字大旗、湘军将士无不对曾国藩一人唯命是从的现状表示不安，归根结底就是由于曾国藩“兵权过重，权力过大”所致，这引起了曾国藩的不安。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就直言“……恐中外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不能不缩手以释群疑”[71]，更强调一旦打下金陵，哥俩应当一起急流勇退，以避嫌疑。但那时正是与太平军的较量达到白热化的时候，朝廷就指望着曾国藩和湘军出死力保江山，尽管外间各种猜忌、议论盈耳，朝廷始终装聋作哑，仍然力挺曾国藩，表现出对曾国藩和他的湘军的充分信任与依赖，不仅坚决不同意曾国藩三番五次的“力辞”，而且还饬令他“毋许再行固辞”，推托责任。不仅如此，还极尽忽悠安抚之能事，生怕曾国藩在关键时刻撂挑子摔耙子。尽管朝廷对曾国藩和湘军采取了怀柔政策，曾国藩自己也表现得很谦虚很低调，但仍无法阻止外间的疑忌，对曾国藩和湘军的疑虑自始至终沸沸扬扬，不绝如缕，而且随着金陵的克复而甚嚣尘上，达到**。
那么曾国藩到底有多少兵力呢？曾国藩在《近日军情拟裁撤湘勇片此片阙》中说，在金陵的湘军一共有五万，这里不包括李鸿章的淮军和左宗棠的楚军。如果把湘、淮、楚三军加在一起的话，那么曾国藩实际上可以指挥的总兵力就很可观了。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现在，天下大势已经发生了逆转，太平军被剿灭，朝廷业已没有了主要的敌人，如果再保留湘军这么一支能征惯战的虎狼之师，就是嘴上不说，朝廷也不能不心存芥蒂，高枕无忧。对曾国藩和湘军采取必要的制约和防范，无非就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因为有了这样一些前因，所以曾国藩就必须自剪羽翼，而不能抻着脖子等朝廷下刀子。这就是曾国藩为什么首先想到裁撤湘军的主要原因。
曾国藩提出裁撤湘军的理由很具体很实际，看不出有什么情绪在里面，反而让大家觉得合情合理。
第一，“病者甚多”。一场肆虐的瘟疫，几乎让湘军遭受灭顶之灾，仅曾国荃一部就损失了一半的战斗力。而当时又时值盛夏，与太平军的最后决战自始至终都是在酷暑之中进行的。所以曾国藩上奏朝廷说：“乃诸将盛暑鏖兵，病者甚多，纷纷禀请撤勇回籍。”[72]曾国藩的意思是说，不是我愿意裁军，而是将士们自己挺不住了，不想干了，这是军心民意，是没有办法拂逆的事儿。
第二，靡费太多。一连十几年的征战，只是一再地增兵而从来没有裁过兵，用曾国藩的话说“但见增勇，不见裁撤”。增兵必然增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曾国藩认为，不管所耗费的饷银来自哪个省，统统都是“斯民之脂膏”，所耗损的都是国家的元气。但当时正是战争进行到最艰苦最关键的时刻，“屡募屡增，以救一时之急”是为了战争的需要，是必要之举，也实在是出于“万不得已”。但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
三，裁军是两全其美的事儿。曾国藩说，现在已经打下了金陵城，剿灭了太平军，东南“大局粗定”。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就有了裁军的必要和可能。一来裁军可以消减军费开支，“裁一勇即节一勇之 靡费”，这是很浅显很明白的道理。二来可以消除后患。打仗的时候需要有兵勇卖命，和平时期养兵容易引起祸端，所以保留太多的兵勇没有什么用。曾国藩说得很直白，他说裁军“亦销无穷之后患”。曾国藩说这种话看似完全站在朝廷的立场上，其实也像是正话反说，不无怨气。
那么曾国藩准备裁军多少呢？当然不会是全裁。如果那样做的话，曾国藩也就不是曾国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