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过不讲理的但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第1页）

§见过不讲理的，但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

已停薪留职的“裸官”曾国藩，仍被要求效忠朝廷，效死疆场。

在君权至上的封建社会，没有任何人敢跟皇上讲什么道理，因为他是金口玉言，说什么是什么。作为臣下，只有无条件地服从，而没有任何辩驳的可能，否则就是活腻歪了，自己给自己找不自在。

总的来说，咸丰帝还算一个不错的国君，但也有不讲道理的时候，尤其是对曾国藩，简直就是用君权相压，不讲道理，可以用“成也咸丰毁亦咸丰”来形容，经常把个忠心耿耿的曾国藩弄得灰头土脸，尴尬至极。气得曾国藩直翻白眼，心里暗骂：见过不讲理的，但没见过这么不讲理的。

太平军撤离长沙后，各地多如牛毛的土匪成为影响湖南安定的主要祸患。

远在京师的咸丰帝，对湖南的局势不敢轻识。他下旨要求湖南督抚和曾国藩，认真研究如何办好团练、卫戍湖南之事，“剪除百恶”，“保卫善良”，要求“悉心妥筹办理”。

面对复杂的形势，曾国藩协同督抚采取了恩威并施、宽猛相济之法来应对。一方面是“劝谕”，即通过书信等方式，委托在籍的一些官员帮助“编查保甲”，分别良莠，清查阶级队伍。另一方面是坚决打击。即采取严厉的手段，武力镇压。一旦发现匪踪，“即行设法处办”，根除祸患，努力维持一方平安。关于此事，曾国藩给咸丰帝上一道《严办土匪以靖地方》的专折。咸丰帝完全赞同曾国藩的意见，朱批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

曾国藩出山以后的表现的确不俗。凭借着敢想、敢说、敢做、敢为的品质，有了一个比较惊艳的亮相，给颓败的湖广军政界带来了一缕春风，为靖地方平安尽到了自己的力量，没有辜负咸丰帝的厚望。咸丰帝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甚至不吝词句，赞不绝口。认为“曾国藩团练湘勇，甚为得力，剿平土匪业，经著有成效”[20]。但用兵打仗，毕竟不是说说而已的事儿，天时、地利、人和等各方面条件缺一不可。

曾国藩是一个经历过大风浪的人。当年做京官时就没少被弹劾、遭陷害，被超擢、被降级的事儿屡见不鲜，早已修炼了一身见怪不怪、处变不惊的金刚不坏之身。然而，军事斗争毕竟是他从未接触过的领域，从前的那些经验可资甚少。加之现在的情形与在京师不同，一脚迈进了懵懂的烽火战场，又远离中枢，跟最高当局沟通很困难，所以曾国藩不免有些懵门儿。他必须一切从头做起，而且要有足够的失败。

果不其然，曾国藩自踏上军旅之日起就没有一帆风顺过，除了在对付土匪时取得过些许辉煌外，与太平军的作战基本上是屡遭败绩，厄运频仍，被交吏部议处、降职、申斥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到最后，竟然成了一名光干活而没有官职的“裸官”。其惨状不忍触睹。

因为曾国藩与太平军的作战效果不显，且接连失利，咸丰帝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话也说得越来越难听，有的时候就像是“逼命”一般。

清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四十四岁。肖羊的曾国藩迈入了虎年。

按照传统生肖学的说法，肖羊的在虎年多有不利，用“羊入虎口”的成语来形容比较恰当。而现实也的确如此。

虎年伊始，江南仍然战火纷飞，局势异常混乱，这让曾国藩心里直打憷。但曾国藩毕竟是个读书人，而且是那种少见的不迷信的读书人，他这个肖羊的遇不遇到虎，他好像并没太在意。可是随着一件又一件厄运的发生，曾国藩不能不产生疑问：难道真的有虎、羊相克之说，难逃羊入虎口之运吗？

先是在这一年的年初，曾国藩痛失得力大将江忠源，硬生生地折他的一只臂膀。这对刚刚开始军事生涯的曾国藩来说，无疑是一记晴空霹雳，对湘军来说更是一个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

清咸丰三年（1853年）春，江忠源因剿灭周国瑜的“征义堂”而擢生道员，升任湖北按察使，不久奉旨帮办江南军务。同年六月，江忠源在行至江西九江遇阻后，转赴南昌协助守城。九月，南昌解围。此时，太平军攻占九江的湖口、安庆等地，据此固守。张亮基派了五千人马扼守田家镇，但当太平军来袭时，清军抵挡不住，遭致大败。刚刚离开南昌的江忠源得知此事，遂改变原计划，紧急驰援田家镇，但“战不利”，救援的效果并不显著。突出重围后，江忠源回师汉阳，奉旨升授安徽巡抚。咸丰帝强调湖北、安徽一体，着江忠源“斟酌缓急，相机进剿”[21]。太平军所向披靡，继续向清廷保持巨大的军事压力。一个月之内，连克安徽的桐城、舒城，逼近庐州，安徽形势极端危机。与兵多将广的太平军相比，清军兵力空虚，穷于应付，工部侍郎吕贤基、前安徽巡抚周天爵先后战死、病死。为解庐州之围，江忠源急奔庐州。走到六安时，江忠源已经病得很重了。

咸丰帝命曾国藩“顺流东下，与江忠源水路夹击”[22]，以解安徽之危，但因曾国藩身陷剿匪之中，加之水师未成，故未能及时驰援。

江忠源带病进入庐州，随即被太平军团团包围。虽有援兵相救，但各路援军皆遭到太平军的阻击而寸步难行。清咸丰四年，即公元1854年1月，太平军攻克庐州。身负重伤的江忠源不肯投降，投水自尽，终年四十二岁。正如曾国藩当年所料：“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23]

曾国藩埋怨江忠源“急赴庐州之急”，而不留在湖南，“宜可少安，以惜有用之身”。慨叹江忠源“必蹈危地，甘死如饴”，“但求无疚于神明，岂所谓皎然不欺者耶？呜呼！忠已”[24]。

曾国藩亲自为江忠源撰写了《江忠烈公神道碑》，并作铭诗。铭曰：

儒文侠武，道不并张。命世英哲，乃兼厥长。惟公之兴，颓俗实匡。明明如月，肝胆芬芳……两以躬致，义泣鬼神。近古之侠，孰与比伦。作宰吴越，风教露养。秀水振饥，冀民以长。苏其柘胔，衣以文襁。儒吏之风，并使无两。蕴此两美，风雷入怀。砰然变化，阴阖阳开。宜戡大难，重奠九垓。半驾而税，天乎人哉！……天河**秽，海宇再清。公创其始，不观其成。九原可作，慰以兹命。

曾国藩对江忠源友谊之殷，感佩之深，赞许之高，无出其左右者。

时值三月，尚未从失去江忠源的悲痛中完全摆脱出来，曾国藩又遭到挫折，因一笔军费的筹措渠道违制，而受到弹劾，部议革职，后经咸丰帝御批被降两级调用。这是自曾国藩出山以来，受到的来自上层的最严厉的处分。因无处申述，曾国藩只能埋怨自己昏聩，独自吞下这颗苦果。

然而，曾国藩的噩梦还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