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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错把尽职尽忠当原则
古人有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1]
这番话尽管讲得像车轱辘一样，翻过来倒过去，但核心的意思很明白，那就是无论是谁，无论要做什么，都一律需要“意诚”“修身”“知本”。当然，对于分属不同阶层的人来说，“意诚”“修身”和“知本”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比如身处官场，吃国家俸禄，它的表达方式就应该是恪尽职守，尽职尽忠。这也是曾国藩所思所想所为。为了恪尽为人臣子的职责，更是为了感谢皇上的隆恩，对得起皇上赏的这个饭碗子，曾国藩憋着劲儿要做好本职工作，作为对皇上、对朝廷的报答。然而，曾国藩却忘记了“允执厥中”[2]的圣训，没有把握好尽职尽忠的限度，结果是尽忠未果，反而给自己一次次地招惹祸端，甚至险些丢了性命。这些倒霉的经历使曾国藩恍然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只知埋头苦干，不一定就有好结果。
听话也会惹祸
因为听了皇帝的话而锒铛入狱，这让曾国藩糊涂了。
翻阅《曾国藩家书》会发现，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六月初六至年底这一段是空白的。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难道曾国藩就未修一封家书吗？还是后人在编辑时有意漏掉或删除掉了？对于这些，我们当然不得而知。但是，我们从一些佐证史料中得知，一夜之间连升四级，开了清一代官员晋身先河的曾国藩，却在这个阶段曾肩负了一项与翰林院侍讲、四川乡试正考官等职无关的特殊使命，也恰恰因为这个使命，使曾国藩身陷囹圄，险些命丧黄泉。
事情还得从曾国藩钦命四川乡试正考官说起。
曾国藩因不满附庸官场相互吃请的陋习，成为大清官场上的一个另类，不仅让所有人都认识了一个特立独行的曾国藩，而且还引起道光帝对他的注意，进而声名鹊起，无意中成了名人。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三月，曾国藩被超擢，由翰林院候补检讨一跃而成为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六月，曾国藩又被钦命为四川乡试正主考，而副主考就是那位始终看不上曾国藩的赵楫。道光帝以五品官员做正主考，而以四品官员做副主考的圣命，开了大清立国八朝之先河，不仅大出当事人曾国藩、赵楫的意料之外，也使满朝文武百官无不惊讶。实在是搞不懂曾国藩到底使用了什么迷魂术，让大清皇帝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垂青厚待。没有思想准备的曾国藩，也急忙给家里写信，一方面告之喜讯，另一方面对皇帝如此浩大的“皇恩雨露”表示悚愧。
就在曾国藩打点行装，准备启程赴四川之际，一道圣谕把他召到宫内。曾国藩不仅有些诚惶诚恐。
书房中的道光帝少了一些朝堂之上的威严，多了几分和蔼。
道光帝先吟诵了李白“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诗句，然后感叹自己自登基以来未出过京师，不能像列祖列宗那样遍访天下，探究民情，对于像四川那样的偏远大省更难于顾及，欲知民情吏治，除了看折子外就只能靠想象。道光帝说这番话时，面色严峻，言语中透出不安和怅惘。
曾国藩能够体会到道光帝作为大清最高统治者不了解下情的苦衷，却未弄明白道光帝为何偏偏对自己讲这番话。正在狐疑之际，道光帝话锋一转，直奔主题，即命曾国藩提前入川，替他考察沿途民情吏治，搞一番调查研究，用眼看，用耳听，尽量多掌握第一手资料，回来后直接禀报。
曾国藩闻听大喜，因为这等于是钦差大臣应该干的活儿呀！难道道光帝是想让自己再挂上一个钦差大臣的头衔吗？
就在曾国藩的脑筋迅速转动时，道光帝却没有了下文。
只交代任务而不授权，也就是说，道光帝只让曾国藩负责看、听，而不需要实地解决问题。有职无权，这算哪门子钦差？有其名而无其实嘛，充其量只能算是“相当于”钦差而已。
不管有权无权，但圣旨已下，曾国藩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于第二天便带着两个随从踏上了入川之路，开始了一次凶险难料的旅行。
曾国藩主仆三人出京师、过保定，晓行夜宿十数日后，离开了直隶属地，进入山东境内，来到吏部“叙优”的古城平原县。
所谓“叙优”就是考核成绩优等。这是吏部对基层单位考核的一个等次。可让曾国藩想不到的是，刚刚踏上平原的地面还没站稳，就遭到衙役的缉拿，不容分说地被带到了官府。一打听才知道，敢情是违反了平原县“酉时净街”的规矩。看来被“叙优”的平原县就是与众不同，各项管理还真到位。
曾国藩不想多事，也就没有亮出身份，而是花钱免灾，被当庭释放。曾国藩不甘心就这样不了了之，希望多了解一些“酉时净街”的内情，于是略施小计，从衙役那里套取了不少内幕信息。原来，平原县“酉时净街”并非是为了强化治安管理而采取的一项措施，而是衙门变相捞钱的一个主要渠道，更有甚者，当局与省、京勾结，把罚来的银子坐地分赃。因此，全县居民，包括过路之人，常常被无故缉拿，或罚银或受刑，弄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曾国藩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后，立即给道光帝上了一份折子，参奏山东巡抚及一干属僚，派随从返回京师上奏皇帝。期望道光帝能够整肃山东吏治，还百姓一个清平世界。
道光帝也真不含糊，还没等曾国藩一行离开山东境内，就传来了山东巡抚被撤换，平原县令被就地正法的消息。
曾国藩深为道光帝对自己的信任而激动，更为道光帝雷厉风行的作风而叫好。可刚刚高兴了一半，曾国藩忽觉事情有些不对头，感觉有些蹊跷和跑偏：难道这样一个上下串通、省京勾结的大案，仅仅就撤换了一个巡抚、正法一个贪婪的县令就完事儿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