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是最好的选择（第2页）

此役，既让曾国藩痛失股肱，尽失精锐，使湘军“元气尽伤”，同时败出安徽。

闻讯后的曾国藩“悲恸填膺，减食数日”。由此，曾国藩对陈玉成、李秀成等心怀大恨，发誓要为爱将和弟弟报仇雪恨。

也是冤家路窄。清咸丰十年（1860年）初，湘军准备进攻军事重镇安庆。曾国藩与陈玉成、李秀成两位老冤家终于将在诡异的祁门兵戎相见，一决生死。

清咸丰十年（1860年）一月，曾国藩以四路大军扑向安庆。开始时，进攻颇为顺遂，仅潜山一战，太平军就损失了两万之众。同年六月十一日，曾国藩开进安徽祁门，“以窥安庆”。

祁门，位于安徽的西南部，沿江环山，地理位置很重要。曾国藩看重这里，主要是有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进可攻。在祁门可以“东以联张芾徽州之声援”，攻打芜湖，威胁天京。二是退可守。“西以保江右饶州之门户”。三是还可以策应围困安庆的曾国荃。

曾国藩等一干人马甫至祁门，坏消息就一个接一个地传来，打破了曾国藩的计划。

先是太平军攻陷了祁门东面的宁国府，守将死难。接着，被曾国藩派到徽州接办防务的李元度，仅仅到任十天就丢了徽州。气势如虹的太平军洪水般扑向祁门。一时间，“贼趋祁门甚急”。至同年底，湘军与太平军互有胜负，势成僵持。就在曾国藩苦寻破局之策而不得的时候，京师又出了事。

此时，正逢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在无理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悍然攻占大沽口、塘沽，进而侵占天津，攻打北京。咸丰帝被迫逃往热河避难。

京师危急，圣上有虞，这是天大的事。曾国藩与胡林翼赶紧上书请求进京勤王护驾。

就在曾国藩等“日夜筹商北援之策”时，传来了咸丰帝的饬谕。

咸丰帝，说安徽南北情况都很吃紧，你们一旦北上，难保太平军不乘虚“窜扰完善之区”，从而拒绝了曾国藩等进京的请求。

咸丰帝不顾个人安危拒绝勤王护驾的举动，令曾国藩等不解。后来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原来，大清国既没有与外侮抗战的本钱，更没有拼个鱼死网破的决心和勇气。在强虏面前，咸丰帝最终选择了投降，同意与英法联军签订了不平等的条约。既然选择了苟且偷安，自然也就无须什么勤王护驾了。

进入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尽管屡次受挫，但攻取祁门之心不泯。

见一时难以攻克祁门，太平军遂调整部署，以全部的精锐攻陷了江西的景德镇，“冀绝官军饷道”。

这是一招妙棋。曾国藩光想着攻打太平军，却忽略了自己的后路。情急之下，曾国藩只有迅速拿下徽州，“可通浙江之米”这一条路可走了。

同年三月，曾国藩派九千之众，分两路进攻徽州，并亲赴徽州西南的休宁督战。然而，在太平军的坚决抵抗下，湘军一再遭受挫败。因为景德镇失守，湘军失去后援，太平军得以空出手来，从四面八方包围祁门、黟县、休宁三个县的湘军，并截断其粮道，使曾国藩的湘军“有坐困之势”。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也没了主意。与各军统领、营官商量，最终的结果仍然是只有“力攻徽州，以图克复”这一条路可走。曾国藩紧急致函左宗棠等，命他们夹攻景德镇，以减轻皖南的巨大军事压力。

三月十二日，曾国藩亲自督战湘军再攻徽州。

太平军不仅顽强抵抗，而且还毅然杀出城外，来了一个反突击，打了湘军一个措手不及。一败涂地的湘军连夜败回休宁。

坐镇休宁的曾国藩，是于当夜四更时分得到湘军溃败消息的。消息称当晚二更时分，湘军遭到太平军偷袭，“官军惊溃，已奔回休宁城下”。

闻此噩耗，曾国藩不由睡意全无，“忧灼之至”。立即披衣起床，一直坐到天明。尽管四处打探，但最后也没弄清损失的确切数字，其混乱程度堪与湖口之战相比。曾国藩不由“浩然长叹”，“老怀尤觉难遣”，慨叹“不知天意如何”。

十三日一大早，曾国藩就起了床，继续打听徽州挫败的具体情况，仍然没有确切的消息。一直到上午辰时，曾国藩才接到准确的报告。

据报告称，在进攻徽州的二十二个营中，有八个营被太平军彻底击溃，其他各营也伤亡近百人。令曾国藩想不到的是，太平军并没有以击溃围攻徽州的湘军为目的，反而乘胜追击，直扑休宁而来，这令曾国藩“闻警愤甚”。

到下午的时候，情况已经十分危急。

面对从四面八方扑来的太平军，曾国藩感到了情况的严重，“旦夕恐蹈不测”的事儿即将发生。想到这儿，曾国藩提笔给自己的兄弟、儿子分别写信，用曾国藩的话说“略似写遗嘱之式”[18]。

在写给曾纪泽、曾纪鸿的书信中，曾国藩说：“余自从军以来，即怀见危授命之志。丁、戊年在家抱病，常恐溘逝牖下，渝我初志，失信于世。起复再出，意尤坚定。此次若遂不测，毫无牵恋。”[19]而“毫无牵恋”的原因，曾国藩说自己“贫窭无知”而竟然“官至一品，寿逾五十，薄有浮名，兼秉兵权”，按理说已经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要说还有嫌隙的话，那就是在“古文与诗”两个方面。

曾国藩自认为在这两个方面“用力颇深，探索颇苦”，而没有实现“介然用之，独辟康庄”的理想。另外一个就是“作字”，即书法。“三者无一所成，不无耿耿”。至于带兵打仗，曾国藩坦言并非他的长处，虽“屡有克捷”，但“已为侥幸”。所以，曾国藩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以后“且不可涉历兵间”，因为“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诒万世口实”[20]。

曾国藩说：“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毡，所差不负吾心，不负所学者，未尝须臾忘爱民之意耳。近来阅历愈多，深谙督师之苦。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21]

曾国藩在重申了他一贯的“教子弟”的“八本、三致祥”和安身立命的“劳”“俭”二字后说：“吾当军事极危，辄将二字叮嘱一遍，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22]

在这封家书中，我们除了可以看到曾国藩对儿女的殷殷舐犊之情外，还可以看到他已经充分做好了死的准备。此时此刻，对尝尽了当官之苦、做人之苦、督师之苦的曾国藩来说，一死了之未必是痛苦难抉的，而可能恰恰是他脱离苦海的一条捷径。“死即瞑目，毫无悔憾”——曾国藩在给弟弟们的家书中说得更直接，更直白。

天不灭曾国藩。就在曾国藩及湘军即将遭受灭顶之灾的时候，左宗棠从天而降，在其他部属的协助下，危急得以解除。年逾五十的曾国藩再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