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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不逮

讲究了一辈子养生，曾国藩似乎没有受到多少益。

曾国藩的死，使人惋惜，也产生许多不解，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曾国藩一生极其讲究养生。既有理论，又有经验。无论是在京中为官，还是戎马倥偬，只要感觉不舒服，就及时医治，即使没有什么毛病，也时时当养病。这么爱惜自己的一个人，何以会过早辞世？

曾国藩是一个谨严之人。受“崇仁”“守礼”等传统文化的训导，把言必信行必果作为为人处世的准则。但是白璧微瑕，曾国藩也确实有说得多，做得少；说得到，没做到的事，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他念念不忘而又津津乐道的保身养生。

曾国藩在养生方面有许多见解。有的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有的则是他自己总结的。日积月累，不断完善、丰富。如曾国藩在清咸丰十年（1860年）三月的家书中，告诫弟弟：“太劳伤精，唢呐伤气，多酒伤脾。以后要戒此三事……”，并嘱：“学射最足保养，起早尤千金妙方、长寿金丹。”在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家书中又论及养生之法，认为：“亦唯在慎饮食节嗜欲……”而在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十四日的日记中更是把养生之道理论化，归纳为：“念养生之法，莫大于惩忿、窒欲、少食、多动八字。”并时常补充完善。

清咸丰十年（1860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在给儿子的家训中，提出：“每日饭后走数十步，是养生家第一秘诀。”

清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初一，时年五十二岁、已官拜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正处在癣疾的困扰之中，吃不好，睡不着，“竟夕爬搔，不能成寐”。于是感念“养生之道莫大于眠食……”，把吃好饭睡好觉摆上了养生的第一位。

清同治五年（1866年）七月初三日，曾国藩提出“养生四法”，即“一眠食有恒，一饭后散步，一惩忿，一洗脚”，此为曾氏养生之道的精髓。

到了清同治十年（1871年），也就是曾国藩六十一岁的时候，他的养生体系业已渐成。他在这一年的八月的日记中言道：“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最为要紧。息必归海，视必垂帘，食必淡节，眠必虚恬。”曾国藩阐述道：“归海，谓藏息于丹田，气海也；垂帘，谓半视不全开，不用苦也；虚，谓心虚而无营，腹虚而不滞也。”曾国藩认为：“谨此四字，虽无医药丹诀，而足以却病矣。”

同年十月二十二日，曾国藩在家书中，把他的养生之道正式概括为“六法”，即“一曰饭后千步走，一曰将睡洗脚，一曰胸无恼怒，一曰静坐有常时，一曰习射有常时，一曰黎明吃白饭一碗不沾点菜”。这标志着曾国藩的养生体系业已完成。

那么，对于这些说得明明白白的养生之道，曾国藩又遵循得如何呢？答案并不乐观。

首先，曾国藩没有完全做到惩忿。所谓惩忿，即警戒恼怒是也。曾国藩认为，惩忿是养生的要诀。然而，人毕竟是生活在现实之中，不可能天天太平，日日无忧。人又是具足七情六欲之躯，嬉笑怒骂皆谓本性，一味地强行遏制，长期抑郁在心而不得宣泄，不仅有悖常理，且于身心有百害而无一利。

曾国藩从年轻时起就脾气大，一发作起来往往难以遏制。而控制不了自己的脾气，这既是官场中的大忌，更易损伤身体，即所谓气大伤身者也。

聪明绝顶的曾国藩焉能不知道这些利弊？但是，尽管他时时克制自己，约束自己，而一旦发作仍然不可遏制。所以从实践的角度来说，惩忿的效果并不显著。这在他的日记、家书中多有记载。比如，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初三，有朋友来访。谈话间涉及一件小事，触动了曾国藩的神经。已身为翰林公的曾国藩全然没有了平日的谦谦胸怀、道德修养，“大发忿不可遏”，而且殃及到了家人。虽经朋友劝解，但曾国藩“犹复肆口谩骂，比时绝无忌惮”；同月初四，曾国藩因为下人不得力，“屡动气”；同月初六，又因为下人不怎么聪明能干，而“坐车中频生气”；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正月初一这一天，“为车夫忿怒二次”；同治三年（1864年）五月初八，仅仅因为“内室晏起者多，愠怒者久之”。

在冷静的时候，曾国藩对于怒大伤身之事，还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的，而且也做过深刻的反思。他认为，在与人交往过程中，如果总是计较那些只言片语或细枝末节，就会影响心情，进而“成忿”。如果在来不及控制就会一发而不可收，其后果相当于“引盗入室矣”。

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随着官位越来越高，官职越来越大，曾国藩刻意强迫自己控制情绪，少发脾气，努力“于‘忍气’二字加倍用功”。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当此乱世，黑白颠倒，办事万难”，悻悻之事安能免除？

曾国藩身居高位后，对自己的言行多有忌惮，不可能像从前一样任性而为。有了怒气，对外不好发作，一味强调“忍气”“内敛”，“打脱牙和血吞”就是曾国藩最常用最主要的手段，甚至成为他的一句名言。然而，怒气就像逝水一样，这里不通，就要另寻他途。从表面上看，曾国藩保持了不愠不怒，不温不火，但却把恼怒萦绕于胸，积聚于心，变成“内伤”。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给身体造成了更大的伤害。

其次是嗜欲难禁。曾国藩有两大嗜好，一是好烟二是好棋。然而曾国藩深知，这两样嗜好既费神、费时，又有损于健康，是非戒除不可的。曾国藩首先从戒烟入手，把戒烟作为“改换新人”的第一要务。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廿一日，曾国藩在家里会客。客人走后，曾国藩突然感到有一些昏眩，便想到每天“昏锢”的原因，就是“由于多吃烟”所致。于是当即“毁折烟袋”，发誓“永不再吃烟”，并起毒誓：“如再食言，明神殛之。”

戒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用曾国藩的话说，刚开始戒烟时，那种痛苦“如失乳彷徨”，又云，在坚持的过程中，备受心神不宁、六神无主的煎熬，其苦楚难以言表。但是，曾国藩把戒烟这件事看得很重，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丝一毫的回旋余地。曾国藩告诫自己，不能给自己留下任何借口，更不能对自己有稍许的同情。一旦对自己稍有“自恕”，那么“天下无可为之事矣”，时刻提醒自己“急宜猛醒”。还不错，戒烟之事，曾国藩还是坚持下来了，此后终生未碰。

曾国藩的另一嗜好就是下围棋。下围棋几乎伴随了曾国藩的一生。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兵戎相见之险，好棋之嗜未离须臾。曾国藩深知下围棋“费精力，日中动念之时，夜间初醒之时，皆萦绕于黑白之上，心血因而愈亏，目光因而愈蒙，欲病体之渐痊，非戒棋不为功”。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正月廿三日夜，正值盛年的曾国藩因为与朋友连下了两局棋而“头昏眼花”，不能自持，于是便起誓“以后永戒不下棋也”。然而，曾国藩在戒棋的事上，却始终做不了自己的主，屡戒屡弈，直至辞世。

清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正是曾国藩率领湘军与太平天国进行最后鏖战的决胜之际，并最终扑灭了燃烧了十四年的“天朝之火”。竟日的殊死拼争，使曾国藩疲乏困度，勉力支撑。在这个时期的日记中，屡屡见到“倦困殊甚”“不甚成寐”“疲乏殊甚”等记述。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国藩仍然没有忘记留恋于棋枰之中，赏玩黑白之乐。在这一个月里，除了外出视察军务外，曾国藩共下了二十六局棋，平均每天一局。

到了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时年仅六十二岁的曾国藩已经垂垂老矣。年初至辞世前，曾国藩始终每日下棋。在辞世前一天，曾国藩仍然下了两局围棋，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弈棋不止。戒棋，成为曾国藩一生中，唯一说到却始终没有做到的事。

再次就是饮食过俭。曾国藩认为自己身体孱弱的原因是“盖以禀赋不厚，而又百忧摧撼，历年郁抑，不无闷损”而致。其实，也与他过于清淡的饮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