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以为死猪就不怕开水烫（第1页）
§别以为死猪就不怕开水烫
曾国藩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不离开，才能有机会。
俗话说，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再四。无论是谁、做什么事，都不能蹬鼻子上脸，得寸进尺，贪得无厌。曾国藩恰恰就犯了这个大忌。
五年的军旅煎熬，让曾国藩看得很明白，没有督抚实职，根本就玩不转。即使是当今圣上，也不能光让干活而不给草料。而实际上，咸丰帝就是这样做的。
在曾国藩看来，咸丰帝对自己玩的是一套敷衍、忽悠的庸俗哲学，既要你担当，又不给予必要的支持，一切都靠你自己维持。特别是在曾国藩与地方势力发生激烈的冲突时，咸丰帝基本上都是装聋作哑，环顾左右而言他，从来就没有站在曾国藩一边，为其撑腰打气，除了忽悠几句“战功卓著，忠诚耿耿”，糊弄三岁小孩子外，没有任何实际行动。说到底，咸丰帝还是对曾国藩这位汉官能员心有余悸，放心不下。
既然已经这样了，好也好不到哪去，坏也没有什么可坏的地方，死猪不怕开水烫，曾国藩索性破釜沉舟，实话实说，来一个干脆利落的。
曾国藩直言，我这个兵部侍郎，现在所处的是“虚悬”之位，而我又没有“圆通济变”的才能。从这个角度说，恐怕最终难免贻误大局。自古以来，责权必须是统一的。如军队的统帅，必须与军队共存亡；守城的将领，必须与城池共存亡。这是天经地义，古今共同的法则。
最后，曾国藩不无威胁地说，如果做不到责权相统一，那么我仍然恳请在籍终制。多守几个月，就多尽几个月的孝心，多守一年，就多尽一年的孝心。
应该承认的是，曾国藩最后向咸丰帝摊牌要官，绝不是一时的鬼迷心窍、出于私心，其理由是很充分的，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那么咸丰帝会如何对待曾国藩的伸手要官之举呢？
清咸丰七年（1857年）七月初一，也就是曾国藩上书“沥陈办事艰难”不足一个月，他就接到了兵部火票，咸丰帝对他的一再陈情终于做出了最后的答复。
咸丰帝说，本来江西吃紧，曾国藩不应该申请“息肩”。只因为曾国藩一再陈情，情词恳切，我一向知道曾国藩并非是一个畏难苟安之人，所以按照他的申请，批准曾国藩先开兵部侍郎缺，暂行在籍守制。
就像登山，一旦登上了顶峰就失去了进取的目标。又如过河，一旦到达了彼岸，也就失去了涉水的兴致。
曾国藩一再陈情，又是请假又是开缺，这些不过都是手段而非目的。他想的是通过不断地给咸丰帝施加压力，以争取到督抚高位，拥有生杀予夺的实权而已。想不到，咸丰帝没有顺着曾国藩的思路行事，反而借坡下驴，批准他开缺。
曾国藩的愿望落空了，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这一下，曾国藩彻底傻眼了。
只有失去了，才懂得失去的可贵。
回到家乡的曾国藩，整天夜不安寝，食不甘味。每每回忆从前，尤其是这回草率地辞职，“无一不惭愧，无一不褊浅”，“心中纠缠，愧悔憧憧，不能摆脱”，因而郁郁寡欢，把肠子都悔青了。
曾国藩生活在“忧居猛省”之中。
经过深刻的反思、反省，曾国藩渐渐平静了下来，对自己这次走麦城的原因也渐渐地理出了一些头绪。他认为自己这些年命运多舛，原因固然有很多，但主要还是由自己的性格所致。其表现有四点。一是长傲。行为过于执拗，这是德行上的傲。二是多言。虽然平时说得不多，但文字上表达出来的东西不近人情，近乎狡诈争辩。曾国藩认为自己“处处获戾”，其根源就在这两个方面。而在军队这些年，就是因为一个“傲”字而百无一成。三是不敬。曾国藩认为自己在这个方面毫“无工夫”，即使五十岁了也没有什么长进。四是不恕。曾国藩自认为在做京官时，还比较注意这方面的修养。近几年在外做事，屡屡遭到一些势力小人的白眼、藐视，再加上自己本性倔强，结果物极必反，使自己为人做事几乎接近刚愎，在不知不觉之中做出了许多不恕的事，说出许多不恕的话，至今感到“愧耻无己”。
曾国藩告诉弟弟曾国荃，“治军之道，总以能战为第一义”，“能爱民为第二义”，“能和协上下官绅为第三义”。尤其是第三义，这在从前的曾国藩是绝对不会说出来的。
曾国藩匆匆去职，未经批准就置危局和二万将士于不顾而擅离前线，这既让咸丰帝恼怒异常，也同时引起了朝野上下的一片哗然，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曾国藩无视王法、公然违制的行为口诛笔伐，大加鞭挞。就连曾国藩的老友左宗棠也大骂曾国藩违背了自己躬身临事、挺膺负责的信条，危难之际临阵脱逃，愧对家国。更有大臣直接上奏咸丰帝弹劾曾国藩。
事已至此，再后悔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尽管曾国藩身居湘乡，但心思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前线，时刻关注着局势的发展，在胶着之中，等待东山再起的早日到来。
自曾国藩去职后，前线的战局时好时坏，甚是胶着，始终未见根本好转。
清咸丰七年（1857年）四月，太平军名将陈玉成由安徽进攻湖北北部，屡获战绩。翼王石达开对江西、湖南发动进攻，策应陈玉成。在太平军的打击下，八旗兵、绿营兵疲于奔命，接连受挫，根本发挥不了作用，仅靠曾国藩的湘军苦撑危局。为此，湘军损兵折将，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周凤山、王錱接连遭重创，王国才、刘腾鸿等悍将先后阵亡。一时间，江西、湖北、湖南均告急。在这个时候，一筹莫展的咸丰帝终于又想起了那个蹬鼻子上脸、赋闲在家的曾国藩。他给曾国藩下了一道谕旨。
咸丰帝说，昨天，给事中李鹤年奏报说，曾国藩自从丁父忧以后，屡次受到皇上的“赐金给假”，“褒奖慰留”。此后，曾国藩墨绖从容，应当得到了世人的谅解，怎么能够容忍他仍以终制为目的，轻慢地再三恳请，请求立刻命令他仍然赶赴江西，及时图报皇恩。由于军情紧迫而夺情，原来就属于不得已而为之。我并不想让你立即就回前线，然而李鹤年所奏，也可以认为是把尽孝转化成为国尽忠，将遵守纲常与报效国家结合起来，必然会有公论。现在江西的军务……虽无须你亲自料理，但湖南比邻贵州、广东，太平军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组织团练运筹防御，均事关紧要。你身负湖南乡梓的众望，自当极力想方设法维持……
清咸丰七年（1857年）八月十四日，经湖南巡抚骆秉章之手，曾国藩接到了咸丰帝的这道上谕。曾国藩读后感到哭笑不得。因为此时的湖南，已经没有太平军和“土匪”的踪影，这与咸丰帝所说的“贼氛未息”大相径庭，心里不由暗骂这个死要面子的咸丰帝真不是个好东西。
曾国藩也没客气，直接给咸丰帝上了一道折子，说江西的事儿现在办得很顺利，自然不用我去了。湖南全境眼下也很安全，我仍然应该在家守制。如果再有事，我一定会和骆秉章一起商量，然后奏报。最后，曾国藩又在附片中补充说，以后自己不再轻易地给皇上上折奏事了……
曾国藩接连拒绝圣谕的行为，可以说是胆大包天，好像要与咸丰帝抬杠抬到底。对曾国藩的忤逆之举，咸丰帝还真就没有什么好办法。你再是金口玉牙，总不能剥夺人家为父亲尽孝的权力吧？
在曾国藩的“不识时务”面前，咸丰帝又一次妥协了。他说，江西的军务已经逐渐有了起色，即使是湖南也将肃清；你可以暂时在家守制，但仍应该等候圣旨。临了，咸丰帝教训曾国藩道，大臣行事，应该以国事为重。尽忠报国就是“全孝”，你所说惧怕清流派说长道短，我觉得你过于“拘执”了。
时间进入到清咸丰八年（1858年）。在太平军的大举进攻下，八旗兵仍然疲软，整个大清唯靠湘军独撑东南危局的局面依然没有改观。年初以来，湘军接连获得胜利，军中大将屡获超擢。
消息传到湘乡，已在家赋闲一年多的曾国藩有些坐不住了，他非但没有因湘军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反倒增添了心思。面对自己亲手创办的湘军，在别人的指挥下流血牺牲，自己却成了局外人的现实，曾国藩心里很不是滋味。如果长此以往，自己这位湘军统帅就将被彻底边缘化，成为局外人。曾国藩越想越闹心，越想越郁闷。“精力日减”“肺气日弱”、夜不酣眠，各种毛病都找上门来。曾国藩写信告诉曾国荃，“余心绪尤劣，愧恨交集”。从自己的经历出发，曾国藩告诫曾国荃千万要珍惜“上下交誉，军民咸服”的大好局面，“不可错过时会，当尽心竭力，做成一个局面”。这既是曾国藩对弟弟的厚望，同时也是他总结自己教训的经验之谈。
曾国藩急欲复出，他的朋友们也在积极地想办法，为曾国藩东山再起创造条件。最先奏请咸丰帝启用曾国藩的是湖北巡抚胡林翼。
胡林翼在清咸丰七年（1857年）九月二十四日，就上奏咸丰帝说，水师是曾国藩一手创立的，水师的统帅杨载福、彭玉麟更是曾国藩亲手选拔培养出来的，水师的所有将士都是曾国藩的旧部。意欲请曾国藩出山，统一指挥水师。咸丰帝以曾国藩“恳请终制，情词恳切，且江西军务渐有起色”为由，让曾国藩继续“暂守礼庐”，从而拒绝了胡林翼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