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 我以我血荐轩轩辕（第1页）
13 我以我血荐轩轩辕
看似轻松的设计与计算，和重体力劳动相比，完全是两个不同领域的艰难，辛苦不足为外人道。苏联撕毁协议之后，中国人自力更生的壮志豪情被彻底激发。但口号喊起来容易，做起来实难，在原子弹研制领域，具体的工作完全由邓稼先担纲，每天面对的除了浩如烟海的数字运算，更有临试验前的庄严签字。问题是，这两件事没一件是轻松的，甚至这正是日复一日侵蚀邓稼先的身体、耗尽了他毕生精力的两大杀手。
1986年6月13日，死神已露出狰狞的面容，驱使时光如长江黄河，裹挟着巨大的泥沙向前滔滔而行，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住它的前进。邓稼先更加地衰弱了，随着放射物的持续执着衰变而日显老态，喘气时发出沉重的嘶嘶声，呼吸都疼痛无比。
许鹿希甚至都不敢再摸他的手臂了，动哪儿哪儿疼。他成了一个玻璃人！
画外音：
回忆如流水，是该好好梳理一下此生的时候了。建议书写完了，于敏才是一个帅才，我跟他的合作无比的愉快，但今生就合作到这儿吧！有你们这些鼎力助手，工作是多么幸福！活着是多么幸福！现在，我已经动不了笔了，写几个字就痛得厉害，说话也是断断续续的连不上溜，我终于是“无事一身轻”了！
伟大的祖国，我该做的，应该都做了！我还有什么遗漏的没有？
他的身心彻底放松下来，尽管眼皮还是睁不开，但他却想再操持起小提琴，来上一段优美抒情的《云雀》《沉思》或者干脆就来他最喜爱的《匈牙利狂欢节》。尤其是后一首，常常让邓稼先引以为豪，因为他得意于自己居然能够将那么复杂的连续颤音处理得炉火纯青！他激动地在脑海里演奏起来，而唯一的观众就是许鹿希。许久，当尾音终于弥散消逝，他忽然从深沉华丽的旋律中睁开眼睛，他发现，他的手臂软弱无力，刚才同杨振宁合影的时候，他连嘴角的血迹都没有力气擦去。但那笑容不是硬挤出来的，他其实很清楚，也很欣慰，杨振宁的最后一次到访是对他最贴心的临终关怀。
画外音：
有朋如此，此生夫复何求？
这已不是两大国际顶尖物理学家的科学会晤。甚至，也不是普通发小之间的亲密攀谈。他们这次的见面，话极少。更多的时候，杨振宁握着邓稼先青筋暴露的手，无语凝望。那眼神里，是无尽的留恋。
今天，邓稼先比往常应该更累，他出人意料地站了起来，还兴致勃勃地拉着老杨照了一张相！这是在耗尽他仅存的一丝丝气力。
许鹿希低下头默默地哭了，她知道老邓现在听不到她的哭泣。她不能不哭，邓稼先的照片非常的少，他不喜欢照相，因此极少主动照相，而一旦他张罗要照张相，那多半是要发生点儿什么了：现在，他应该是预感到自己的死期临近了！1958年8月19日所拍摄的唯一一张全家福，是他张罗的，邓稼先一定要与许鹿希、四岁的女儿和两岁的儿子一起，到照相馆去拍全家福。
就在前夜，他说了那句著名的“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然后他就开始了漫长的隐姓埋名的生涯。1979年他与赵敬璞在罗布泊的合影，也是他张罗的，那时他应该在潜意识中感觉到了多年的构件接触与现场勘察，已让他沾染了太多的核剂量。
今天，他又张罗了这次合影。
四十六天之后，邓稼先撒手西去。
许鹿希心如刀绞。
许鹿希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张照片的诡异之处并不在于邓稼先带血的嘴角构成一幅极其罕见的留影，而是它最终成为邓稼先的绝版遗存。大科学家有大智慧，邓稼先的话越来越少，但在身体虚弱到了极点的时候，他用内心看到了一切。而这张照片上的另一个人，此时也预感到了邓稼先的生命休止符就在不远的前方画圈儿了。作为西南联大最有名的毕业生，作为比邓稼先大两岁的兄长，杨振宁此刻该有什么样的想法？
他会不会想到，如果稼先当年听从了同事们的劝告留在美国，生命的走向原本不该是这样的悲壮？
正如他在多年以后面对国内莘莘学子们所说的那样：
“很幸运地，在每一个选择的关头，我都做了对自己人生最有利的选择。”而说到战乱频仍的旧中国，一心求学的杨先生对此感慨万千：
“当时的中国没有希望，就如鲁迅所言，是一群在铁笼中沉睡却又无法走出铁笼的人。”
人各有志，各归其主，大江支繁，无可厚非。但一个相当有趣的对比是，读完博士立刻回国的邓稼先，他之所以“必须回来”的论据却同样是挚友所说的那句话。同样的立足点，结果却大相径庭。
但当时，杨振宁对送他下楼的许鹿希说的话是这样的：
“鹿希，我感觉稼先的时日无多了，你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画外音：
我要做哪些准备？什么叫做充分的准备？我们婚后的5年，1953～1958年，我们用5年仓促的时光换来28年漫长的等待。结婚时我们都青涩，我们的爱情都是在等待中成熟；可现在，当我们的爱已经浓烈，难道我们又要用一年的病床厮守，换来永恒的别离？
她感谢杨振宁的到来，也感谢九院同志们的到访，这些人的到来给了邓稼先无限的生之乐趣。还能怎么样？对如此热爱生活的稼先来说，死亡之前的这段时光已无法再浸染生活中的别样滋味，他吃不动艾窝窝和萨其马了，他唱不了京剧也无法再去剧场看任何演出，除了工作上的事能让他再恢复些活力，大概，他只剩下铁马冰河的回忆了。
画外音：
还有8天他才满62岁！
1962年底，在邓稼先刚刚起草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整体技术方案后，为了使自己的理论工作更好地与实践相结合，他决定参加由王淦昌任主任的冷实验委员会。
邓稼先的生命就是从这个决定开始，一步步进入冷酷的倒计时的。他从此开始了与那些无时无刻不散发着致命放射线的东西的最亲密接触。但他原本可以选择不去，他只安心地做他的理论设计就行了。没有人逼他这么做。
画外音：
我必须向前走，勇猛地、不考虑后果地向前走，可以分工的人太少，我只是为了能够快点儿，再快点儿。如果我考虑了后果，哪怕只是一个月的延迟，祖国都有可能收获无法描述的苦果。何况，时代推着我走，我已汇入了这股洪流，我回头，就会被这股洪流呛死，我前行，我和我的祖国就都有机会更好地活着！
实际上，对邓稼先来说，他太爱这份已融入骨子里的事业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句古话用在这里虽然不很恰当，但多年的追求有了能够充分展示的舞台，邓稼先将自己对国家的感恩瞬间就转换成了沉甸甸的使命感。同时，建国初期那种浓浓的民主氛围也让他工作起来无法自拔。在他眼里，那时候才真正达到了主席所说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双百方针在这期间的核武器研制工作中执行得最彻底。说到底也不是执行得好，处处绿灯，毫无压制，科学家的创新天性借此可以尽情绽放。而在同期的法国，原子弹和氢弹研制过程中都是主持项目的大科学家说了算，当时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提出了一个技改方案，但没有人理，最终却发现这个方案简直比黄金都宝贵。
画外音：